第一章 战斗号令
1682年8月6日晚上，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园丁在伊斯坦堡托普卡珀宫的皇门旁，挖了一道窄沟，然后插上七根鲜红色长杆，每根杆子如手臂粗；杆子上段精雕细琢且镀金，从杆顶圆球垂下一束涂上颜色的黑色马尾。这些马尾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先祖一一草原战士一一的古旗，土耳其语称之为图格。平常它们存放在该宫深处的珍藏室，但一旦搬出珍藏室，插在宫门前，代表的意义就再清楚不过。穆罕默德四世一一众汗之汗、伊斯兰信士的指挥官、帕迪沙、战士之子、战士之友一一将其图格插在其营帐前，准备出征。将要打的仗可能只是场夏猎，但出征仪式仍具有深层涵义，那天晚上发出了洪亮的战斗号令。
1682年夏末，一场大战蓄势待发。决定性会议在皇宫第二殿的小会议室召开。会议持续期间，没有人提出异议：苏丹宰相、梅尔济丰的卡拉·穆斯塔法，让反对他者全部都闭嘴。会议决议，奥斯曼军队西征以维也纳为都城的哈布斯堡王朝，最重要的是大军要由苏丹本人亲自统率。苏丹将统率帝国全部兵力征讨敌人。在这之前，穆罕默德就曾率军北征，为帝国扩张版图；他的御驾亲征，可能只是名义上而非实质上，但象征意义十足。从图格旗插于地上那一刻起，复杂的出征仪式就开始了。
首先，两洲之王，如游牧远祖，在君士坦丁堡(或1682年时已为人知的伊斯坦堡)的三重拜占庭高墙外的不远处，设立他的战营。一小队工人开始将一块高低不平的牧草地，整修为没有石子或其他障碍的完美校阅场。那块地，人称彻尔佩奇草地，平常只有山羊和绵羊光临。不久，皇家扎营队和帐篷建造队的四轮货运马车开始抵达，数百名壮丁开始根据严谨的平面图搭设御用营地。在营地中心则是苏丹的营帐群，再往外是宰相的营帐群，然后是军队指挥官的营帐群，最后是供随苏丹出征的宫中人员、朝中小官居住的营帐。营帐工人最后会沿着林立的杆子拉起一张绣有图案的布幕，围住苏丹营区里红褐色的营帐，象征性将该营区与外面的营区隔开，一如托普卡珀宫的城墙将皇宫与伊斯坦堡的喧嚣隔开。
对西方人来说，战营让人想起仓促搭设在行军路线上肮脏、杂乱的简陋野战营地，营地里尽是吵闹而危险的恶棍。但奥斯曼帝国营地却是完美的城市，用细平布、帆布、丝、织锦、绣制品搭成，而非用砖石砌成。在这一世纪前，有位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哈布斯堡王朝大使，就以自嘲口吻论道，“凡是了解我们营地情况的人，都会难以相信这样的事，但事实摆在眼前，(土耳其人营地)处处都是绝对的安静……安静到了极点，没有粪堆或垃圾，没有任何难看、难闻的东西。”在伊斯坦堡的英格兰人贸易公司当牧师的约翰·科维尔，描述了1675年在埃迪尔内，苏丹穆罕默德四世设于皇宫外的营地。那营地有将近六十顶帐篷，最大一顶帐篷中，有“一嵌有宝石、铺了艳丽针织物的王座，地板上和其他帐篷一样铺的是华丽地毯，帐内披挂艳丽织物。经由一廊道进入的第四帐，是苏丹的单人帐，帐内有一床，床头摆有一古兰经架”。
1682年迅速搭起的那个战营，外表与此大同小异。托普卡珀宫的设施，在这行宫里一样不缺。皇宫的所有职能，在行宫里各有权宜办法来实行。在伊斯坦堡，苏丹和其贵宾可从司法塔俯瞰下方的群众，而在行宫，就仿该司法塔，以帐篷搭起塔状司法阁。司法阁近旁有一供执行仪式的帐篷，功能类似宫门旁那个场所。行宫里有供大小便、沐浴和举行洗礼的帐篷；有作为庆典厅、觐见室、更衣室的大帐；有供举行盛宴、娱乐的大帐，甚至有用来安放苏丹遗体的帐篷。一1566年苏莱曼一世在匈牙利征战时去世，这样的帐篷就派上了用场。就连苏丹最心爱的马，也有专属的帐篷马廊。
奥斯曼人非常喜欢待在户外。苏丹或其他官员常选择在户外用餐，地点可能是宫中的露天庭院，或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岸上，或城外的森林里。他们抵达用餐地点时，就会有一排帐篷搭好，食物、饮料摆好，到了晚上，这些为数不多的帐篷会点上数百盏小灯和灯笼。穆罕默德四世在世时，皇家扎营队和帐篷建造队有将近千人，住在城中心附近丑陋又破旧的皇宫里。在旧觐见厅和公用室里，会有数百人盘腿坐在地上，缝制新帐篷，替新帐篷绣上图案，或者修理旧帐篷。面积较小的储物室则塞满数千顶帐篷，大小从御用大帐到沐浴小帐不一而足，全都细心折好收起，帐上标示大小、新旧程度、颜色、功用。每顶帐篷都列入清册，以便上头一通知，就可立刻取出所要的帐篷。
最大的帐篷非常重，需要六到十名壮汉才抬得动，而搭起帐篷，则需要更多壮丁。皇帝所用营帐，都有一层外帐和一层内帐，外帐防雨雪，以绣工细密的帆布制成，通常染成红色或淡绿色，内帐用质地更细致的布制成，往往有装饰或绣有图案。士官兵帐小得多，没那么精致，往往以毛毡制成，类似亚洲草原游牧的帐篷。军官帐内，摆设地毯、绣有图案的垂挂织物、家具，营造舒适家居环境，但就连基层士兵的帐篷都制作精良且舒适，远非西方军队所用的粗陋野营帐所能比拟。以五或十名士兵为单位，合用一遮风避雨的帐篷，每名士兵发一张绵羊皮作为睡垫。神光泽被的士兵得到了很好的照料。P12-15
196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维也纳，在贝尔格莱德坐火车前往的。出火车站不远，我找到一个昏暗肮脏的旅馆。我这辈子没住过那么糟糕的旅馆，可怕程度连塞维尔的工人平价旅社都比不上，房间里臭虫、蟑螂横行。但我只住得起那间旅馆。其他垂头丧气的访客，带着以粗绳捆扎的卡纸板手提箱，来来去去，但都住不久。我则住了很久，因为我在隔壁街认识了一个好心的当地人，可以去他那里喝汤吃面包打发三餐，大概每隔几天，还能喝到一杯赎罪的涩味白酒。
1683年，在两百八十年前，前来围攻维也纳的奥斯曼大军，就在这个地点扎营。那是历史上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1529年秋，第一次围攻时，他们就去过那里。当然，1963年时，已没有蛛丝马迹或回忆可追溯那两场恶战，而我也几乎未听人谈起它们。能见到的，就只是更近一场攻击留下的痕迹。1945年，苏联红军部队与纳粹武装党卫军打了十二天的巷战，最终于4月13日拿下了维也纳。十八年后，我仍可在一栋公寓大楼的高处，见到当时留下的累累弹痕。
在那几个月前，我在马德里人文学院后面停车场墙上，见到一样的痕迹；在我们上课的那些房子里，共和派曾拼死奋战，逐楼撤退，最终击退了佛朗哥将军非洲兵团的追击。这是1936年初冬的故事。在维也纳见到那些弹痕，让我一阵战栗：我知道它们的来历。即使已距那段历史那么遥远，此刻我沉浸在生机勃勃的维也纳饮食、艺术、音乐、文化中，当下的感觉也与一般人无异，但我还是有种不安——对战争、暴力、生死搏斗的不安。
我祖母曾是奥匈帝国的子民，对1908年之前的事，怀有浪漫回忆。满怀祖母所灌输给我的那些回忆，十八岁时的我觉得维也纳并不迷人且让人有点失望。但那些弹痕累累的墙——在有些地方那就像张丑陋的大麻脸——却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第二次来时，我至少对1683年土耳其人围攻市中心的事有所了解。约翰·史托耶的《维也纳攻防战》是我的旅游指南，当年才出版(1946年)不久。我每天沿着同一条路线，在市中心穿街过巷，试图将1683年所发生的事与矗立在该区的建筑串联在一块。城里大部分地方，街道布局与1683年时大同小异，但这时(还未列为世界遗产之时)，已没有标记或牌匾可诉说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事。
我很快设立了自己的地标：一家贩卖美味新鲜腊肠外加一碟泡菜、一份亮晶晶马铃薯沙拉的肉品店；一间供应平价好葡萄酒(9、10月时最佳)的破旧酒吧。后来，我搭电车到城外格林钦的葡萄酒村，或搭火车到克洛斯特新堡大隐修院附近的酒馆，找到更好喝的葡萄酒。接下来的几十年，我那些常去的老地方渐渐消失，即使没有其他欧洲城市消失得那么快。而20世纪80年代地铁的建造，标志着1914年前旧世界的终结——那是在一个世纪前拆除旧城墙、建造环城大道之后，维也纳最浩大的市政工程。
事实上，这反倒促成了旧世界重见天日。原以为已拆掉的旧城墙和城堡，其实仍存在于这座19—20世纪新城之下，至少仍存在痕迹和基础。完成这本书之前几个月，我告诉一友人，在国家剧院附近有人在挖掘。工人挖地基，以便建造新办公大楼，结果挖出像是旧拱顶的东西。墙与瓦砾的颜色古怪且淡，我不确定是砖造还是石造。他说他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维也纳城墙。19世纪50年代起，环城大道工人将城墙一块一块拆下时，拆到地面下一点点时就停手，以便为这道路工程留下坚实的地基。因此，维也纳城墙，或者是该城墙的残余，仍在原处，一如俄罗斯人进攻该城墙留下的痕迹在1963年时仍在原处一样，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的话’。
知道历史事件在哪里发生，很重要。四处看看是不错的选择，当地地理景观往往已不复原貌。在这段历史于笔下渐渐成形且日趋成熟之时，我另外去了一些战场和其他可凭吊历史的遗址。事实上，那些地方多是历史不明之地。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早被遗忘已久的战役曾在哪里开打，甚至没有人讲得出那些地名。有时我运气较好。在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交界处，莫格斯多夫村附近的圣哥达之役的遗址上头，有座小丘俯瞰战场。当地一位热心人士和村民，在小丘上盖了座小型纪念馆。那场战役是莫格斯多夫村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那纪念馆所记录的，只是漫长复杂历史中被割离的一刻，也很难看出来龙去脉。
因此，这不是容易理解的历史。由于某种恐惧(我主要的研究课题)一样短暂且难以捉摸的东西作祟，我不清楚什么东西会是重要又有用的。后来多亏有研……书、木版书或雕版书、小册子，则是为了更大规模销售而问世的东西，是可买卖的商品。从这角度来看，后人所收藏之印刷书珍本上的记述，往往比大档案馆所收藏之手写稿的内容更能揭露大众的态度和看法。
如何才能理解真正发生的事？可以用华丽的文明冲突(与失败)思维模式检视那事，结果头一次检验证据，那模式就不管用。比如审视“穆斯林衰落”这观点：从中世纪初期几场大胜之后，穆斯林就踏上了漫长的江河日下的路程。但我也不觉得这观点站得住脚。本书用了不同的措辞。我所谈及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非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国家，但除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他们还有明确的突厥语文化传统。近来，史学家避用土耳其人一词，原因是奥斯曼帝国认为土耳其人是乡巴佬，觉得被叫作土耳其人是一大侮辱。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在这同时，他们也自豪于自己是土耳其先祖的出身。再怎么说，来自突厥语族的认同，为凯末尔的新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
哈布斯堡王朝在偶然间成为奥斯曼帝国在西方长久的死对头。波兰人、匈牙利人也各自有一段与奥斯曼帝国冲突的历史，那是与哈布斯堡、奥斯曼帝国冲突史有所不同且同样重要的历史。但奥斯曼、哈布斯堡的对抗，是两个帝国的对抗，双方都想取得某种支配和管辖权。两者共通之处较多。这两个古老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亡，但在灭亡的许久之前，就老朽不堪(在其竞争者眼中)。老朽不堪的认知、古老过时的仪式、19世纪末期对他们老态龙钟、看笑话式的包容，这些不只在1900年时不符事实，且还歪曲了他们的历史。本书以两者历史开始合流之时为开头，以两者不再相互杀戮之时作结。战争能揭隐发微，诊出弊病，就像具有折射力的棱镜，能将错综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自的基本组成。它帮助史学家提出(并回答)以下问题：奥斯曼政权为何落败？奇怪的是，失败的哈布斯堡政权，却没有被以同样问题如此追根究底地质问’。本书不是部军事史，重点其实在探索社会如何应对挑战。若欲了解那段历史，套用约翰·基根那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我们得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之面”(face of battle)。
最后，有个麻烦的术语问题。同一个地方或事件，有时会有德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的不同名称。从头到尾使用其中某种名称，不可避免会让人有站在某一方的想法。但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名称不得不有所统一。我大部分使用今日通行的名称(但有一些例外)——某些名称用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的说法，其他名称用德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或土耳其语的说法。对于国际知名事件，例如战役或条约，对于在英语里有不同拼法的当地地名(例如维也纳和慕尼黑)，我均使用英语说法。书中提到匈牙利人名时，先名后姓，以避免对匈牙利人造成困扰(匈牙利人名原本是先姓后名)。我也自然而然使用土耳其、奥斯曼，一如17、18世纪那么自然地使用这两个字眼。拘谨的奥斯曼人，现仍在世者必然已不多，但我还是希望这不致冒犯到他们。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著的《1683维也纳之战(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这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数百年前的战斗为主题，围绕着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而展开的悠久故事。作者表面上以1683年的那场维也纳围城战为基础，实际上整本书如剥洋葱般，一层一层地揭开许许多多的故事，让读者一步一步进入这场战争的核心，了解和明白维也纳之战的来龙去脉。
土耳其人热衷扩张，虽然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罗马帝国的主宰者。神圣罗马帝国，已由哈布斯堡王朝掌权两百年，他们是基督教世界的最后保卫者。双方在维也纳一决高下：一方猛烈攻城，另一方誓死捍卫。
一攻一守，战事惨烈，双方发挥了独特的作战创造力，斗智斗勇。土耳其人挖地道，引爆地雷，强攻坚固的城墙。哈布斯堡军队紧急应变，构筑简易的防御工事，没想到发挥出极大的效果，令土耳其人久攻不破，撑到援军前来解救。这是运气，还是天命？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著的《1683维也纳之战(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是一本历史作品，以哈布斯堡王朝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数百年来的战斗为主题，讲述了1683年的那场维也纳围城战。整本书如同洋葱般，一层一层地拨开许许多多的故事，让读者一步一步踏入事件，了解跟明白这一战役的前因与后果，洞悉哈布斯堡王朝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恩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