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母重整家业
我没见过爷爷，只听说他年轻时当过十年左右清兵，有点跛脚，在军队也是管做饭的，但人到中年就谢世了。据父亲说，爷爷去世时，叔叔才4岁，那年是1919年。奶奶没有名字，人称宋王氏。她结婚较晚，但很能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她每天下地都提一个粪箕子，见柴拾柴，遇粪捡粪，自己一个饭粒都不浪费，但是遇到讨饭或有困难的人，她能扶危济贫，因而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好人缘。不过，孤儿寡母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在艰难岁月里，重整家业，有三件事名扬乡里：
第一件是持刀夺回河套地。宋家原来有许多土地，但都被人占去，或者租、典在外。其中最好的土地是河套地，位于无名河西岸边，南有窑岗。该土地有30多亩，土地肥沃，据说是老辈人在河套开垦的，唯一的缺点是常常在闹水灾时被淹没，不过存水期不长，对收成影响不大。但是这么一块好地长期为河西的同族人霸占，奶奶立志要收回来。有一年春天，河西的族人又去犁地了，共有两个人，还有一头牛。宋王氏腰间别一把短刀，前去说理，对方以为一个女子不能怎么样，继续犁地，宋王氏愤怒地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们霸占了我家的土地，必须归还，否则我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时你们就后悔莫及了。”说时迟，那时快，她冲向前去，把犁把师宋万仁刺倒在地，牵牛的小伙子宋万福也吓跑了。最后经过村民说合，河西宋家才还回土地。从此宋王氏名声大震，开始重振家风。
第二件是同本溪高承满打18年官司。原来我家祖辈负责为清廷烧石灰，曾获赐不少土地，先是在本溪烧灰，因此在现在本溪人民公园地段有200多垧土地。后来迁到半拉山子烧灰，本溪的土地无法经营，就由宋代宽租给了高家经营。高家从此家业扩大，成为本溪一富，而宋家却一代不如一代，人也窝囊。有一次宋某去本溪收租，不仅颗粒无收，连自己也被高家装进麻袋丢进本溪湖里，从此两家结仇。但宋家敢怒不敢言，一代代拖下来。奶奶嫁到宋家后，不畏权势，决定代表宋家出面同高家打官司。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妇，还要走60里地去本溪城里打官司，谈何容易？但是奶奶从1925年开始，打到1943年，足足打了18年官司。其间受尽苦难，几经周折，最终高家败诉，宋家获胜。记得有一次我去舅爷家玩，还看到判决书的照片。由于当时土地已经被日伪征用，仅给了2000两白银。这笔钱，如果购买土地，可以买200亩，但是打官司借了不少钱，也典出不少土地，还完债后，钱也毛了，这场官司并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得到两项精神收获：一是官司打赢了，争回了理，出了气，这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二是奶奶在打官司过程中，由一个文盲变成了能读书看报的农村妇女。奶奶经常对儿孙说：“打官司没文化不行，谋生也要文化。”因此她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民国初年那样的社会，一个普通农家把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送进大学，卖地借债也要供儿子读书，这是有远见卓识的。
第三件是重视教育。宋王氏勤劳持家，平时总提一个粪筐、一把镰刀，捡粪是天天要进行的，也拾柴，就是遇见一节高粱秆也要拾起来当柴烧。回家也不闲着，每到冬天总坐在炕上，不是剥棉桃，就是挑选种子。我记事时，奶奶已经不做饭了，由三个儿媳轮流做饭。奶奶穿的都是旧衣服，尽管她勤俭至极，但遇到谁或谁家有困难，总是解囊相助，哪怕自己仅剩二升米，也要拿出一升接济穷人。有时在村内发现了走投无路的行人、乞丐，也给予必要的帮助。老人说扶危济贫是做善事，是会有好报的，这一点同她信佛有关。奶奶比较重视教育，她说：“书越多读越好，只要能读书，卖房子卖地都应该。”
奶奶在家教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农轻商。奶奶常说：“千生意，万贸易，不如翻土块。”认为挑八股绳的受人看不起。父亲就是有名的瓜农，经常种两三亩西瓜、香瓜，我们也跟着识瓜、摘瓜，我就在瓜窝棚住过，听刺猬来偷瓜，当然我们也有打刺猬的方法。瓜熟蒂落之时，通常是批发，或者人家赶车来买瓜，或者有人来瓜棚采购，但绝不出去销售，宁肯把瓜烂在地里。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提着瓜、拿着秤，到街上叫卖，效益可想而知，奶奶对此并不在意，但对我们出去卖瓜十分不满，说：“你们不是卖瓜的料，下次不要去了。”至于做其他小买卖，更不能在我们家发生，但种庄稼可以。
我的父辈有兄弟三个，老大宋万春，号耕久，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学医的，后来在东北军任少校军医，这在当时乡间已是一个不小的官了，但是英年早逝；父亲宋万德，行二，本来是龙凤胎，父亲存活，其妹天折；叔叔宋洁涵，行三，又名宋万清、宋石平，后经东北大学而加入八路军。按农村习惯，哥仨有两个外出，必须留父亲持家、务农。此外还有一个姑姑，嫁给大范屯范家，中年早逝。半拉山地处沈阳、本溪和辽阳之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谚语说：“好过山海关，难过半拉山；雁过要留毛，人过瘦一半。”听起来够吓人的。从行政区划上说，半拉山归辽阳县铧子沟镇。大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吧！在日伪政权的残酷统治下，辽阳北（即今天的灯塔市）出现了两位杰出的抗日斗士：一个是东北抗联的李兆麟将军，家住铧子沟镇荣官屯；一个就是家叔宋洁涵，在太行山打鬼子。两个村相距四公里，可谓小同乡呢！其实两人还有点亲戚关系，叔叔的“一担挑”（连襟）李春荣就是李兆麟的堂弟。有一次李春荣到我村串门，还对我讲述了不少李兆麟打鬼子的故事。但是叔叔与李兆麟并没有直接联系，他在关内走了另一条抗日救国的道路。这要从我们的家史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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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考古之路——我的治学生涯》书稿最初是较长的，似乎可印两册。后经研究，将其中器物类内容摘出，另出一书，剩下来的就成了如今本书的样子。本书的突出特点，是讲述我的成长过程：自己具体是怎么从一个考古工作者，走向考古学与民族学比较研究，也就是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如书名所揭示的，它有点像一部治学史，这可能是历史条件使然。我想补充的是，自己绝大部分时间从事民族考古比较研究，然而我做的工作仅仅是民族考古的一部分，真正的民族考古应该是我国民族考古的具体研究，这方面范围广，题目多，我个人远远没有此类研究条件，所以不能奢求。我晚年又遇到不少辽代文物，这为涉及具体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点可能，于是最近二十年我接触不少辽代文物，研究不少契丹民族的历史。如最早出版的有《蹴鞠：中国古代的足球》一书，后来写了《契丹人百工图说》、《中国古代冰雪文化》（即将出版）等书。由此看出，历史又给了我一个机遇，让我涉足辽代契丹文物研究，使自己又回归考古学研究。这一点令我快慰不已。
人类必须不断总结过去，继承优秀的文化，摒弃落后的文化，继往开来，才能不断进步，走向未来。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国人极其重视自己的历史。国家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如《史记》、《汉书》等；一个家族也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如数以万计的族谱；现代又兴起了个人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本来是一介草民，种过地，放过牛，也做过中学生，念过大学。工作后搞过考古，进行过不少民族调查，许多岁月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度过的，见到过不少鲜为人知的文化现象，大大地开阔了一个考古研究者的视野，有感而发，写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也出版过若干专著，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远古文化》、《中国生育·性·巫术》、《巫觋》、《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廿四节气》、《耳苏人象形文字和图经》和《边地民族考察记》丛书。参与过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晚年下乡调查已不可能，但就近还有可以调查的场所：旧货市场、私人收藏家等。加上自己对文物或物质文化的浓厚兴趣，我又开始一个新的学习领域，到旧货市场学习，对收藏家进行研究。这里水很深，一是真假混杂，必须辨伪；二是有不少新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有的专家爱发狂语，说“那些全是假的”，一言以蔽之。事实没那么简单，它要比想象的错综复杂。我虽然同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在上述社会现象面前，我还是小学生，不能说接触的文物全是假的，也不能说全是真的，关键是观察、学习，而且要长期如此。同时，在学习中寻找真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其中总会有好的东西，事实也是如此，如红山文化的女神陶像、汉代的琴瑟、唐代的金银器、辽代的雕版和活字等。起初我是从学术研究角度分析这些文物，后来也做一点收藏，如汉代的漆瑟、唐代的银佛像、宋代的古筝、元代的缂毛唐卡，等等。这些收藏品为研究而来，不以营利为目的，有些是抢救而得来的，最后陆续捐赠给国家性质的博物馆。
我的经历是平凡的，不值一提；但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不平凡的，而且经历过、目睹过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情。应该说，民族社会是动态物，是会变化的，尤其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我看到和经历的事情，前人看过而鲜有记录，后来者肯定是难以目睹了。因此，它又激励着我去写一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
第一，我生于贫困的农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但是时代的变迁，又使我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成为一位有益于社会的知识分子。回忆录首先记述了上述经历。
第二，我虽然是学考古的，但又大量从事民族调查，其中有不少探险性，看到和经历过不少鲜为人知的民族风俗，回忆录必然能讲述和介绍很多早已消失的往昔历史。
第三，我从年轻时代起，就专职搜集民族文物，几十年未变。退休后又与旧货市场、收藏家的藏品打交道，所以物质文化或文物是我研究的基本课题。其中又以民俗文物为主，所不同的是，它与非物质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互补，缺一不可，其中的物质文化还是整个文化的载体。现在有的人把整个文化撕裂，置物质文化而不顾，只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或者只搞文物而放弃非物质文化，这些都是违反常规的，也不会有生命力的。
总之，《民族考古之路——我的治学生涯》不仅是我个人的历史记录，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记忆，它将展示不少真实的史实。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说过：“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这席话令我坚信不疑，我也是按着这个方向走过来的。本书正是这样的践行记录。
宋兆麟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及博物大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曾参加我国首次民族调查，参与多次民族普查，掌握大量一手民族考察资料，出版一系列相关学术论著。60年代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后，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文物调查，拥有丰富的考古调查实践经验。《民族考古之路：我的治学生涯》是宋先生从事民族考古60年的学术回顾，以一个个鲜活的事例，生动再现了他所参与的历次民族调查及考古实践。
《民族考古之路：我的治学生涯》是作者宋兆麟从事民族考古60年的学术回顾，以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事件，详细生动地再现了作者参与的历次民族调查及考古实践，具有极强的知识性和故事性，雅俗共赏。
宋兆麟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及博物大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加了我国首次民族调查，参与了多次民族普查，掌握了大量一手民族考察资料，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民俗及民族考古学论著，参与筹备了民族博物馆。80年代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后，参与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文物调查，具备丰富的考古调查实践。
本书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记录，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记忆，它将展示不少真实的史实。
本书的突出特点，是讲述宋兆麟的成长过程：自己具体是怎么从一个考古工作者，走向考古学与民族学比较研究，也就是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