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敏著的《中国出版家(舒新城)》讲述了舒新城是典型的“学者型出版家”，他既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同时又在教育制度、教育史等方面取得了较深的造诣。

舒新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辞书家和教育家，他的传奇就在于他在这三个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舒新城是《辞海》的符号，是中华书局的代名词，他的出版事迹与出版思想对当今出版人仍然有着强大的感召力。

欧阳敏著的《中国出版家(舒新城)》共分6章，立足史料，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论述舒新城的出版实践与出版思想。

第一章为“爱读书的少年”，叙述舒新城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论述爱读书是出版人的首要品质。

第二章为“在出版界的边缘行走”，选取《湖南民报》、《湖南教育月刊》、《中华百科辞典》、《中国教育辞典》等案例，探讨舒新城早期的出版实践。

第三章为“以出版为志业”，此章论述了舒新城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时期的出版实践，主要从《辞海》的编纂、编辑所长的担当、图书资料的管理、对新文学的贡献、策划出版“中华百科丛书”等方面展开。

第四章为“乱世中的坚守”，叙述了舒新城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坚守出版业的心态与经历。

第五章为“老当益壮的晚年”，从保存中华书局图书馆、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殚精竭虑、重修《辞海》等方面展开。

第六章为“舒新城的人际交往”。

前言

第一章 爱读书的少年

 一、难忘私塾岁月

 二、书院中的成长

 三、辗转求学于新式学校

 四、意气风发的湖南高师时光

第二章 在出版界的边缘行走

 一、《湖南民报》与最初的理想职业

 二、《湖南教育月刊》对五四运动的呼应

 三、以著述为副业

 四、以著述为正业

第三章 以出版为志业

 一、难却陆费逵的盛情

 二、西子湖畔的《辞海》编辑部

 三、为《辞海》的编纂工作保驾护航

 四、编辑所长的担当

 五、策划出版“大学用书”

 六、策划出版“中华百科丛书”

 七、对新文学的贡献

 八、扩充中华书局图书馆

 九、对出版业的回顾与展望

第四章 乱世中的坚守

 一、九死一生的留守岁月

 二、推动中华书局股票“上市”交易

 三、重返编辑岗位

 四、电化教育的先驱

第五章 老当益壮的晚年

 一、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命运

 二、为中华书局公私合营而奔走努力

 三、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

 四、老将挂帅重编《辞海》

第六章 舒新城的人际交往

 一、舒新城与陆费逵的交往

 二、舒新城与刘范猷的交往

 三、舒新城与徐悲鸿的交往

 四、舒新城与李劫人的交往

 五、舒新城与王光祈的交往

 六、舒新城与其他文化名人的交往

结语

舒新城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一、难忘私塾岁月

1898年正月，才四岁零八个月的舒新城进入刘家私塾求学。入学之早，在村里前所未有。之所以会如此完全是由于舒母“望子成龙”心切。

舒母对于舒新城的教育理想是要将儿子培养成一个读书人，入泮中举光耀门楣。照舒新城当时的年纪，还不够入学的门槛，只因舒母要送儿子读“十年长书”，一切不良的预兆都得避免。何为不良预兆？原来1899年是一个闰年，乡俗以为闰年开蒙是不利于科举的，但是如果那年不入学，必得再延两年。舒母以为如此则荒废了太多时间，故赶早不赶晚，提前一年让舒新城入学。

过了正月十五，舒新城便要正式进入学塾了。上学的那一天，全家为小新城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先是由祖父和父亲引导着向祖先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礼毕之后由父亲指导，依次向祖父、祖母、叔父、叔母、姑母、母亲等一一行叩首礼，然后由祖父领着出了大门。临行前，所有的长者都向小新城说吉利话，大概就是“步步高升”之类的话语，舒母并燃放鞭炮相送。虽然小新城并不知道他们的用意何在，不过他却有一种很强烈的印象——读书人到底与众不同。社会学的“互动理论”认为，“自我观念”形成于主体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之中。由此可知，小新城虽然不知道“读书人”是何种身份，但在与家中长辈的互动过程中，他对于读书及读书人产生了朦胧的认知，那就是读书这件事以及读书人是受人尊敬的，这也成为他热爱读书的朴素动机。

懵懂之间，舒新城的学堂生活开始了。因为舒家特地交代过塾师：舒新城是要读“十年长书”的。故而塾师因材施教，其他学生都是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而舒新城则是先读四书，不过蒙学经典“上大人孔乙己”却照例也是必须得读的。进私塾之前，舒父于农忙之余，时常翻阅一些小说、杂字之类的读物，每当父亲在看书时，小新城便好奇地在父亲旁边瞅着，舒父趁便教小新城认识了一些简单的字。因此，进学堂后，舒新城在学业上颇为顺利，连塾师也惊叹他天资聪颖，正所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屡次受到塾师表扬的小新城对读书的兴趣也就更加浓厚了。

转眼到了1900年，小新城在刘家私塾已经待了两年了，四书早已读完。塾师作为底层士人，其自身的功名对于家长和学生极具号召力，而刘家私塾的塾师并无功名在身，舒母觉得对于儿子的前途恐有妨碍，于是便于当年将儿子改送到胡家私塾就学。胡家私塾的塾师姓胡名求馥字香泉，中过秀才，是全乡唯一有功名的人。按舒新城当时的年纪，尚属蒙童，而胡塾师一般是不收蒙童的，只因胡塾师与舒新城的祖父是总角之交，便破例收下了。入学以后，一面读《诗经》，一面讲四书。舒新城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了。

如此又是两年，到了1902年，舒新城已将《诗经》和《论语》读完，学业长进不少。舒母又给儿子找了一家在她看来更厉害的私塾——龙王江本家私塾。

龙王江离舒新城家有十余里地，按理说，才八九岁的小新城不应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去上学。舒母之所以坚持如此，乃是由于在龙王江有一位本家，这家的主人论辈分是小新城的族叔，名叫舒建元，舒新城家与族叔家交情很厚，族叔很乐意侄儿寄居在他们家。

与前两次一样，在本家私塾也只待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里，舒新城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开笔作文，算是摸到了科举的皮毛。这两年的时光给舒新城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这与他日后孜孜不倦地追求教育改革方式是大有关系的。原因何在呢？原来本家私塾地处山间，环境清新幽雅，私塾里连塾师带学生不过十几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多年后，舒新城回忆起这段时光，仍然满怀憧憬，当时的生活情形大致如下：

每当东方将明的时候，那清沁肺腑的山气便和在树上栖着的将醒未醒的鸟声袭人而来，使住在这些客房中的孩子们都感着无限的愉快，跳跃着争先恐后地起床，更于朝霞映上树尖的时候，争先恐后地念书；而当夕阳将下，暮霭幂笼着全山的瞬间的清爽山气，又袭人而来，我们的书声也更与倦飞而还的鸟声相唱和了。这样的日课，是我们最愉快最自然的工作，不要先生督促，更不要家庭约束。把它和现在的学校生活相较，其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此外，那丛林占地数亩，有参天的松柏，有长绿的修竹，更有不知名的乔木与野草。每当春暖风和的时候，百花齐放，百鸟婉转，我们一些天真的孩子都为这鸟语花香所陶醉，而每于午餐后效宰我之昼寝。先生虽为孔子之徒，但对于我们这些“宰我”尚不以朽木相讥，有时且和我们同样地梦见周公；且于日晖从西边斜射到我们书桌上的时候，常率我们去林中采菌采笋，以为佐餐之资。在那里我们不独不畏先生，且视之为我们真正的家长，而诸事信托他、依赖他。我们的生活，俨然是一个家庭，先生是家长，我们同学是兄弟，一切都很和睦而自然。我在那里，不独感到家庭式的学塾生活为我所必需，且感到自然环境的不可离。

从上述文字可知，舒新城对这段田园牧歌式的学塾时光是非常怀念的，这也成为他日后立志于创办一种自给自足、自相砥砺的私人学院的情感缘由。也许是因为先人为主的原因，舒新城对于新式教育有诸多意见，他后来大力推行“道尔顿制”，因此而成为教育名人，并因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而与陆费逵结缘。这一切的源头，似乎都可以归于他在此间所体验到的种种美好。

好景不长，转眼到了1904年年底，塾师要自己预备考试，不愿再教授蒙馆，便辞了教席，继任者又找不到，故而本家学塾只好解散，舒新城也只得回家去了。（P2-5）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书家，1893年7月5日出生于溆浦县刘家渡的一个自耕农家庭。

与一般家庭不同的是，在舒新城的家里，父慈而母严；舒母望子成龙，叫他舍耕而读，他未满五岁时便被母亲送人乡村私塾读书。此后的时光里，小新城先后在书院、县立高小等处求学，在同侪中表现突出；1913年，舒新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大学前身）本科英语部。1917年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兑泽中学担任音乐教员兼英语教员，从此，舒新城踏人教育界，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育和著述生涯。

舒新城的教师生涯比较传奇，先后任职的学校有：湖南兑泽中学、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福湘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中国公学中学部、东南大学附中、国立成都高等师范等学校，担任过英语教师、教育科主任、教育心理学教授等职位，涉及湖南、江苏、四川三省，然而在每一处待的时间都不长，长则一两年，短则数月，其间在中国公学中学部和成都高等师范还引起过教育改革风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转型，“教育往何处去”是教育界有识之士积极思考的一个深刻问题。舒新城是教育改革的积极践行者，1922年，美国教育界风行一时的“道尔顿制”传入中国，舒新城深感此方法可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于是率先在中国公学中学部（后改名“吴淞中学”）进行实验。在此期间，舒新城将工作重心放在教育实践上，教育与出版，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共同体，教育实践离不开出版实践的支撑。他著述和编译了一系列与教育心理学和“道尔顿制”相关的书籍，如《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纲要》、《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浅说》、《道尔顿制研究集》等。

1925年6月，舒新城辞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职返回南京，此后直至1928年夏，他告别讲坛，潜心于近代教育史研究，过着较为自由且充裕的著述生活，期间完全靠稿费收入维持，之所以能够如此，其一是他本人已是较为知名的教育家，书稿有一定的阅读市场；其二是陆费逵的仗义支持，给予优厚稿酬，且常常预支。这一时期的著作多是根据史料考据编纂而成，主要有《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近代中国留学史》、《新中国教育概况》、《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等，旨在通过对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研究，揭示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从而寻找中国教育的改进之路。

1928年，经过陆费逵的多次盛情邀请，舒新城终于决定从教育界转投出版界，接受中华书局《辞海》的编纂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尽管舒新城在主持《辞海》编纂工作以前就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但《辞海》所带来的名气显然非前者所能比，或许也可以说，老《辞海》与舒新城是中华书局的一张闪亮文化名片的两面。舒新城与陆费逵相识于1922年9月29日吴淞中学举办的一场晚宴上，在此之前，两人虽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席间他们高谈阔论，众人只有聆听的份儿，可知两人志同道合，彼此一见如故。鉴于舒新城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和人脉可能助力中华书局发展，陆费逵多次盛邀舒新城进入中华书局主持教科书的编撰工作，但皆被婉拒。舒新城自1925年告别讲坛后，其理想在于创立一种私人学院，学院同人共同工作，勤于著述，以书稿稿费维持学院运转，追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无奈1925-1928年间，中国政局变动剧烈，对于出版界影响很大，以“书稿稿费维持学院运转”并不现实。同时，因为名声在外，各地教育者慕名而来者甚多，于接待应酬上浪费不少时间；教育刊物编辑的索稿又耗费许多时间；学院同人因为情势的不理想，亦有所倦怠，敷衍应付。种种情形，舒新城感到很不满。恰在此时，陆费逵寄来一封恳切的长信，盛邀他主编《辞海》，这一次，舒新城终于答应了。

1928年1月，舒新城与陆费逵订立合同，请他以局外编辑名义主编《辞海》，在南京设中华书局词典编辑部。早在1915年，陆费逵就着手《辞海》大辞书的编纂，初由编辑所长徐元诰主编，但徐心有旁骛，在政界和出版界之间数度出人，十年下来，才成10余万字。舒新城接手后，改变了《辞海》既往的编辑方针，删旧增新，并改加新式标点。这成为《辞海》编纂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便不间断地进行，直至完成。

1929年11月10日，陆费逵代表中华书局与舒新城签订了其就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的契约。1930年年初，舒新城担任编辑所长一职，《辞海》编辑工作也就融人新成立的辞典编辑部，舒氏兼任部长。一年以后，由于编辑所长一职关涉重大，无暇他顾，因此，舒新城的部长职务转由他人担任。在编辑所长任上，舒新城将其教育家的独特视角融入出版活动中，先后主编或策划了“大学用书”、“国防丛书”、“中华百科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中华文库”等一系列对世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书籍，同时还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古籍，并于1931年2月推动创立大型时事政治类刊物《新中华》。1936年，《辞海》以两卷本的形式问世，从此，舒新城的名字与《辞海》“绑”在了一起。

1957年，舒新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建议重新修订《辞海》，获得毛主席同意。1960年11月28日，舒新城因病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68岁。

总体而言，舒新城的一生，由教育界入出版界，在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出版是一对命运共同体，新式教育为出版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出版反过来为教育的进步与变革提供了坚实的阵地。作为出版家的舒新城，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达20余年，与总经理陆费逵一道为书局出版方向和出版质量的总把关人，《辞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新中华》等书刊，是中华书局一张张闪闪发光的文化名片，这些名片显耀着出版家舒新城的文化功绩。虽然舒新城初始的理想是做一名教育家，成为出版家是其人生计划外的选项，但其出版实践证明，舒新城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在30多年的著述和出版生涯中，他先后编著的书籍达30多种，是一位高产的作者，其中绝大部分都一版再版，是畅销书也是长销书，仅就1940年以前的数据进行统计，《人生哲学》就再版17次，《教育通论》再版11次，《心理学初步》的再版高达15次，这是十分了不得的成绩，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舒新城还符合我们对于“学者型出版家”完美形象的期许，他在教育制度、教育史、电化教育研究方面声名卓著。

首先是教育制度研究方面。在进人中华书局之前，舒新城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教育家了，他是中国倡导“道尔顿制”的第一人，写下了大量关于此一主题的研究论著，这在当时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名声。而在近百年后的今天，“道尔顿制”仍然是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前沿话题，在中国，“道尔顿制”更是成为素质教育的代名词，舒新城再次受到教育制度研究者的关注。

其次是教育史研究方面。舒新城在20世纪20年代亲手开拓了两块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教育史史料学和留学史，写下了多部比较厚重的著作，这些著作仍被今天的教育史研究者奉为经典文献。因此，他是现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史学家之一。

最后是电化教育方面。电化教育是当今数字化教学的前身，中国的电化教育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概念沿用至20世纪90年代。舒新城在1947年前后写下了大量关于电化教育的文章，“他在电化教育方面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前两方面的成就是舒新城在进入中华书局之前取得的，第三方面的成就则是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取得的。如不是陆费逵七八年间数十次极力相邀，舒新城是不会转行做出版的，那样的话，他在教育研究方面应当会有更大的成就；但在另一方面，也幸亏陆费逵为出版界请来舒新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才能出现光芒闪耀的鸿篇巨制——《辞海》，也正是因为舒新城的加盟，中华书局的品牌才会更加璀璨。

本书共分6章，立足史料，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论述舒新城的出版实践与出版思想。

第一章为“爱读书的少年”，叙述舒新城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论述爱读书是出版人的首要品质。

第二章为“在出版界的边缘行走”，选取《湖南民报》、《湖南教育月刊》、《中华百科辞典》、《中国教育辞典》等案例，探讨舒新城早期的出版实践。  第三章为“以出版为志业”，此章论述了舒新城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时期的出版实践，主要从《辞海》的编纂、编辑所长的担当、图书资料的管理、对新文学的贡献、策划出版“中华百科丛书”等方面展开。

第四章为“乱世中的坚守”，叙述了舒新城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坚守出版业的心态与经历。

第五章为“老当益壮的晚年”，从保存中华书局图书馆、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殚精竭虑、重修《辞海》等方面展开。

第六章为“舒新城的人际交往”。“交往”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传播学的学科根基，对于个人而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形成于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之中。本章试图通过考察舒新城与陆费逵、李劼人、徐志摩等人的交往活动，进而发现舒新城作为“出版人”的自我认知心理的形成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重要概念——路径依赖，它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我们重温中国近现代出版家的典范出版人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发现当下出版人与近现代出版家之间的“路径依赖”关系，即他们的出版事迹、出版思想对当今出版人有何启示与影响。我们相信出版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当代优秀出版人的身上，我们总能发现近现代出版家的典范精神。舒新城作为中国现代杰出的出版家、辞书家、教育家，他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达20余年，在出版方面的事功是十分卓著的，其出版思想亦足以感召后世出版人。他留给我们如下启示。

一、求知欲之于编辑的意义

谈舒新城与中华书局，不能不特别提到《辞海》。一方面，《辞海》是中华书局局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大书特书；另一方面，舒新城对《辞海》所做的贡献格外突出，令人追忆感怀。《辞海》（1936年版）先后经历了三任主编：徐元诰、舒新城、沈颐。在这三人中，舒新城的功劳最大，因为是他确立了《辞海》的编纂体例；他带进编辑所的十余名老部下成了《辞海》的核心编纂人员；由他接手，前后费时八年，这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浩瀚巨作最终问世，惠泽世人。可以说，如无舒新城，《辞海》恐怕难以问世，即使问世，也难有如此的辉煌。他为何能够取得成功？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旺盛的求知欲所致，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在孩童时期，舒新城就表现出浓厚的求知欲，乡间书少，他几乎是逮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进入新式学堂后，学校的图书室成了他流连终日的乐园；到了大学后，图书馆就是一座知识的海洋，舒新城每日学海行舟，乐此不疲。1917年大学毕业后，舒新城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担任教职，1930年后转行当编辑。按理来说，教师所教的科目有限，编辑所负责的科目也有限，能将与职业有关的书籍购备齐全就已属难得。可是舒新城的求知欲实在是太旺盛，想看和想买的书太多，他书架上的书籍五花八门，譬如八股文、龟甲文字学书籍、医学书籍、蒙学课本、意大利新教科书等。舒新城对于一切他不知道的知识都愿意去了解、去学习，同时，在从事编辑工作的过程中，他也逐步认识到编辑工作所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作为编辑，应该保持旺盛的求知欲，什么书都该读。搁在今天，舒新城的观点就是“编辑杂家论”。换个角度思考，正是通过考察舒新城等出版先贤们的出版事迹，我们才对“编辑杂家论”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

舒新城的“有读无类”最终使他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型出版家”，他的这种身份优势在编纂《辞海》时终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辞海》的体大虑周、科学严谨，对应的正是舒新城的“杂家”特质。

舒新城的求知欲还体现为他的兴趣十分广泛。舒新城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教育家、出版家以及辞书家，这三项既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所钟情的事业。除此之外，舒新城对摄影、绘画、无线电技术、养生、旅行等方面均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事业领域与兴趣领域之间出入不断，既能调节身心，也能为事业寻找灵感。有着如此广泛兴趣的人，一定也是充满魅力的人，因为他总是能够给予别人以未知的知识。

二、努力威为“学者型出版家”

“学者型出版家”是出版行业的稀缺资源，也是出版行业的高层次人才。舒新城就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学者型出版家”。有研究者认为，“舒新城先生首先是一位出版家，然后是一位教育史学家，再者是一位电化教育家。他多年在中华书局工作，曾经主编《辞海》，文字造诣很深。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他在电化教育方面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上述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舒新城在教育制度、教育史、电化教育等方面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地位，而且，他还将教育与出版有机结合起来，长期致力于为青少年提供成长必需的精神食粮。

舒新城在教育学术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国新教育概况》、《教育通论》、《道尔顿制研究》等，这些著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舒新城因之而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即使到了现在，他的许多论著都还是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

在进入中华书局之前的几年，舒新城的理想是建立一所自给自足的私人学院，以此为基础，试验自己的教育理念。同时，他还编辑了许多针对青少年的教材和辞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百科辞典》，这部辞典是舒新城集合十余位同人，耗时两年打造出来的一部精品辞书，这批人后来又成为编纂《辞海》的核心人员。进入中华书局后，舒新城二十年如一日，一直致力于出版适合青少年阅读需求的各类书籍，他先后主编了“中华百科丛书”、“中华文库”等大型丛书，这些丛书中的大部分品种一版再版，对当时的青少年产生了较大影响。

舒新城是典型的“学者型出版家”，他既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同时又在教育制度、教育史等方面取得了较深的造诣，而在出版实践中他主编了《辞海》这样的鸿篇巨制，仅此一项，就足够使他跻身现代杰出出版家行列。他的出版人生堪称完美，我们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有两点：其一，他终身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养成了既广博又精专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尤其适合于做出版；其二，在出版实践中，他将出版与教育完美结合起来，对青少年的阅读需求把握得比较到位，总是能策划出广受青少年欢迎的书籍。

舒新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辞书家和教育家，他的传奇就在于他在这三个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舒新城是《辞海》的符号，是中华书局的代名词，他的出版事迹与出版思想对当今出版人仍然有着强大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