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朗台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的形象，在世界各地成为“守财奴”代言人。巴尔扎克塑造人物、制造戏剧冲突的能力，在这部杰出小说里得到充分发挥，留下令人赞叹的不朽故事。《欧也妮·葛朗台》以父亲的敛财和女儿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出生动的外省风俗画卷，小说结构古典，文笔简洁，是一部朴素的史诗，自问世以来，一直广受读者喜爱。

《欧也妮·葛朗台》是《人间喜剧》中的代表作品之一，以写实的笔墨描写了资产阶级暴发家的罪恶手段：葛朗台控制市场、哄抬物价、大搞公债投机、放高利贷；查理贩卖人口、偷税走私、勾结海盗等。作品以吝啬鬼葛朗台的家庭生活和剥削活动为主线，以欧也妮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中心事件，层层剖析了葛朗台的罪恶发家史和泯灭人性的拜金主义，成功地刻画了世界文学史中不朽的吝啬鬼形象。

本书还收录了《高老头》讲述主人公高老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中年丧妻，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为了让她们挤进上流社会，从小给她们良好的教育，且出嫁时给了她们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可他的两个女儿生活放荡，挥金如土他的爱轻而易举就被金钱至上的原则战胜了。

这部作品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其艺术风格是最能代表巴尔扎克的特点的作品之一。

欧也妮·葛朗台

资产者的面目

巴黎的堂兄弟

外省的爱情

吝啬鬼许的愿·情人起的誓

家庭的苦难

如此人生

结局

高老头

伏盖公寓

两处访问

初见世面

鬼上当

两个女儿

父亲的死

资产者的面目

某些外省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悒郁不欢。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单调和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儿。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声，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乡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作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颇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清脆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窄而多曲折；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坐落在城脚下，属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是木造的，还很坚固，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你走过这些屋子，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年深月久，往下弯了；日晒雨淋，椽子已经腐烂、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再往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地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绅，掌握过当地的行政。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1789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还看得出遗迹。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宽大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没有橱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潢。满板的大门分作上下两截，简陋地钉了铁皮；上半截往里打开，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老是有人开进开出。门旁半人高的墙上，一排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装上，外加铁闩好落锁。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就靠大门的上半截，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半人高的墙壁下面，是陈列商品的地位。招徕顾客的玩意儿，这儿是绝对没有的。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鳕鱼，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楼板的椽木上挂着黄铜索，靠墙放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你进门吧，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干干净净的，戴着白围巾，手臂通红，立刻放下编织物，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对你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傲慢，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

你也可看到一个卖酒桶木材的商人，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但是安育地区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桶板，估计的准确最多是一两块板上下。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一场雨水教他亏本：酒桶的市价，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市面是由天气做主的。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阳；晚上睡觉，就怕明早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他们怕风，怕雨，怕旱，一忽儿要雨水，一忽儿要天时转暖，一忽儿又要满天上云。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得完的。晴雨表能够轮流地叫人愁，叫人笑，叫人高兴。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黄金一般的好天气”这句话，对每份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而且个个人会对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子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带来多少利益。在天气美好的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一方小园地，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说长道短，刺探旁人的私事。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决没有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那些无从窥测的、又暗又静的屋子，并藏不了什么秘密。

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过活：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在那里吃中饭，吃晚饭，吵架拌嘴。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的研究。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外省，免不了到处给人家取笑。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的拿手。

早先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地消灭了——的遗物。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拐弯抹角地走过去，你可以看到一处黑魃魃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  在外省把一个人的家称作府上是有分量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后果，那是从没在外省耽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作葛朗台老头儿，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他在1789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识得字，能写能算。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正好四十岁，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的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跑到县政府。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就三钱不值两钱的，即使不能算正当，至少是合法地买到了县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

索漠的市民很少革命气息，在他们眼里，葛朗台老头儿是一个激烈的家伙，前进分子，共和党人，关切新潮流的人物；其实箍桶匠只关切葡萄园。上面派他当索漠县的行政委员，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从前的贵族，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标卖；商业方面，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两千桶白酒，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弄到了手。

拿破仑执政的时代，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市长，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他变成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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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经验点滴

《文艺报》编辑部要我谈谈翻译问题，把我难住了，多少年来多少人要我谈，我都婉言谢绝，因为有顾虑。谈翻译界现状吧，怕估计形势不足，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1954年翻译会议前，向领导提交过一份意见书，也是奉领导之命写的，曾经引起不少人的情绪，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谈理论吧，浅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费笔墨；谈得深入一些吧，个个人敝帚自珍，即使展开论战，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不了了之。而且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不得己，谈一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吧。

我有个缺点：把什么事都看得千难万难，保守思想很重，不必说出版社指定的书，我不敢担承，便是自己喜爱的作品也要踌躇再三。1938年译《嘉尔曼》，事先畏缩了很久；1954译《老实人》，足足考虑了一年不敢动笔，直到试译了万把字，才通知出版社。至于巴尔扎克，更是远在1938年就开始打主意的。

我这样的踌躇当然有思想根源。第一，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所以态度不知不觉地变得特别郑重，思想变得很保守。译者不深刻地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而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但做了这些功夫是不是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呢?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进一步把我所了解的、体会的，又忠实又动人地表达出来。两个性格相反的人成为知己的例子并不少，古语所谓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甚爱一部与自己的气质迥不相侔的作品也很可能，但要表达这样的作品等于要脱胎换骨，变作与我性格脾气差别很大，或竟相反的另一个人。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无奈大多数的情形是双方的精神距离并不很明确，我的风格能否适应原作的风格，一时也摸不清，了解对方固然难，了解自己也不容易。比如我有幽默感而没写过幽默文章，有正义感而没写过匕首一般的杂文；面对着服尔德那种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笔致清淡、干净素雅的寓言体小说，叫我怎能不逡巡畏缩，试过方知呢?《老实人》的译文前后改过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传出多少还是没有把握。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一)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作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用哈哈镜介绍作品，无异自甘做文艺的罪人。(二)从文学的派别来说，我们得弄清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浪漫派还是古典派?写实派还是现代派?每一派中又是哪几个作家?同一作家又是哪几部作品?我们的界限与适应力(幅度)只能在实践中见分晓。勉强不来的，即使试译了几万字，也得“报废”，毫不可惜；能适应的还须格外加工。测验“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作是否热爱，因为感情与了解是互为因果的；第二个尺度是我们的艺术眼光，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能自以为适应，而实际只是一厢情愿。

使我郑重其事的第二个原因是学识不足、修养不够。虽然我趣味比较广，治学比较杂，但杂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有些疑难，便是驰书国外找到了专家说明，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读者懂(像巴尔扎克那种工笔画，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画一张草图，情节就不容易理解清楚)。

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苦闷。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这不过是求其达意，还没有谈到风格呢。原文的风格不论怎么样，总是统一的、完整的；译文当然不能支离破碎。可是我们的语言还在成长的阶段，没有定型，没有准则：另一方面，规范化是文艺的大敌。我们有时需要用文言，但文言在译文中是否水乳交融便是问题；我重译《克利斯朵夫》的动机，除了改正错误，主要是因为初译本运用文言的方式，使译文的风格驳杂不纯。方言有时也得用，但太浓厚的中国地方色彩会妨碍原作的地方色彩。纯粹用普通话吧，淡而无味，生趣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具。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间也未必能收效，而且只能对译文的语汇与句法有所帮助；至于形成和谐完整的风格，更有赖于长期的艺术熏陶。像上面说过的一样，文字问题基本也是个艺术眼光的问题；要提高译文，先得有个客观标准，分得出文章的好坏。

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以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刻苦顽强。

以上说的翻译条件，是不是我都做到了?不，差得远呢!可是我不能因为能力薄弱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艺术的高峰是客观的存在，决不会原谅我的渺小而来迁就我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切学问都是如此。

另外一点儿经验，也可以附带说说。我最初从事翻译是在国外求学的时期，目的单单为学习外文，译过梅里美和都德的几部小说，非但没想到投稿，译文后来怎么丢的都记不起来，这也不足为奇，谁珍惜青年时代的课卷呢?1929年至1931年间，因为爱好音乐，受到罗曼·罗兰作品的启示，便译了《贝多芬传》，寄给商务印书馆，被退回了；1933年译了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寄给开明，被退回了(上述两种以后都是重新译过的)。那被退的译稿当然不止这两部，但我从来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因为总认为自己程度不够。事后证明，我的看法果然不错；因为过了几年，再看一遍旧稿，觉得当年的编辑没有把我幼稚的译文出版，真是万幸。和我同辈的作家大半都有类似的经历。心甘情愿地多做几年学徒，原是当时普遍的风气。假如从旧社会中来的人还不是一无足取的话，这个风气似乎值得现代的青年再来提倡一下。

傅雷

1957年5月12日

(原载《文艺报》1957年第10期)

《欧也妮·葛朗台》这部作品的主要特征在于，巴尔扎克的天才能够绝妙地把吝啬和贪婪写成惊心动魄的罪恶。吝啬鬼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人，他只不过比其他人更加透彻地领悟到金钱代表着人类的一切权力和享乐这个真理而已。

——丹麦文艺评论家 布兰代斯

在巴尔扎克对欧也妮形象的描述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的作品中少有的抒情气息。它是那样浓郁，那样感人。所以我们读罢小说，掩卷遐思时，那堵长着野花的旧墙、那座狭小的花园，以及树荫下那条曾聆听纯情恋人山盟海誓的长凳，仍使我们在慨叹之余感到一丝温馨。

——俄国作家 契诃夫

伟大作家的特点就是作品丰富，而巴尔扎克的作品真可谓丰富得惊人。他的作品表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生活，而他描写的领域则像他的祖国一样广阔。

——英国作家 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