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招生风波
奕诉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弟，受封恭亲王。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咸丰任命他为与英、法议和的全权大臣。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他与慈禧密谋，发动政变，受命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1865年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旋在许多大臣请求下，复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
奕诉在奉命议和、办理外交时，深感要办理好外交，必须先了解外国情况，而要了解外国情况，必须先熟悉其语言文字，1862年奏请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招收十五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这虽是一所新式学校，由于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生限于八旗子弟，并未遇到阻力。奕诉还主张自强，学习西方，大力支持李鸿章等人办理洋务，赶上或超过洋人，最后达到雪耻的目的。看到洋人制造机器、枪械、轮船等，无一不与天文、算学有关，上海、浙江等地也在讲求仿造洋人的轮船等事，他认为若是不从根本上下工夫，即使学些皮毛，也无益于实用。于是在1866年12月，他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招生的对象也由八旗子弟扩大到了二十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秀才，以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聘请洋人教习。朝廷批准照办。
不料这件事却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指出，堂堂天朝竟要拜洋人为师，实乃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奕诉没有退缩，1867年1月又上一折，进一步说明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还提出将招生对象再扩大到翰林院编修、进士等人。朝廷又予批准。
这一来，可极大地刺激了道学先生们的敏感神经，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感情”，对此举痛加批判鞭挞。
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折说：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臣民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机巧之事”，又藉升官、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这无异于是说奕诉太“右”了，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重大错误，把国家引向歧途。此折虽“为一时推重”，不过他人微言轻，朝廷没有理会。
过了半个月，大人物倭仁亲自披挂上阵了。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历任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等官，是著名的理学大师。咸丰皇帝在世时，因其只会说教，不会办事，把他视为“迂儒”，令其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故意用违其才，将其投置闲散之地。慈禧执政以后，才把他召回北京，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其教授同治皇帝读书，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他在慈禧与奕诉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慈禧一边，又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
他上奏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学技艺，“又奉夷人（即洋人）为师”，即使学成，也不能起衰振弱。何况“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而且夷人是我们的仇敌，咸丰十年（1860），他们称兵犯顺，侵犯我京师，震惊我宗社，焚毁圆明园，杀害我臣民，这是“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科举出身的人都是国家培养的有用人才，若使他们“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更盛，数年以后，就要把中国人都驱赶到夷人那边去了。奏请停议。
倭仁的地位远远高于张盛藻，其奏折的阴毒性也远远超过了张盛藻。他不仅道貌岸然地大讲“尚礼义”“在人心”一类治国的大话、空话、套话，拿不出一点民富国强的有效措施，而且还装出“极左”的面目，上纲上线，给对方扣上一顶忘记帝国主义侵略“仇耻”的政治大帽子，将奕诉的招生方案彻底推翻。（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