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是苏珊·桑塔格的遗作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关于美的文章开篇，在文章中桑塔格为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之不可分割辩护；第二部分开头三篇文章谈论“九一一”的后果和谈论“反恐战争”，后两篇是关于摄影的文章；第三部分收录了桑塔格在一些活动上发表的一部分演说。

《同时》是苏珊·桑塔格的“最后一部”随笔集，她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取自苏珊·桑塔格最后一次演说的标题。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夹叙夹论的方式详细介绍现代欧洲文学种几部被忽略的杰作。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第三部分是演说稿，这些讲稿是桑塔格一生写作与行动的融通。可以说，她的一生在理论上赞扬的、在实践中都做到了。

序

前言

关于美的辩论

一九二六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双重命运：论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西娅》

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

稀奇古怪：论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的《在冰川下》

9.11.01

数周后

一年后

摄影小结

关于对他人的酷刑

文字的良心

世界作为印度

论勇气和抵抗

文学就是自由

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

说明

译后记

在他剩下的十三年生命中，茨普金创作了少量作品，它们广度和复杂性愈来愈大。在写了几篇短文之后，是一些较长、较有情节的故事，以及两部自传性的中篇小说《跨越涅罗奇的大桥》和《诺拉尔塔基尔》，接着是他最后也最长的小说作品《巴登夏日》。《巴登夏日》有点像梦幻小说，在流动的、充满激情的叙述中，小说中的做梦者也即茨普金本人总是把自己的生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联系起来。写作即是饱啖，即是孤绝。“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米哈伊尔·茨普金回忆说，“父亲总是在七点四十五分准时离家去脑灰质炎及病毒性脑炎研究所上班，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一个远郊，距伏努科沃机场不远。他晚上六时回家，吃晚饭，打一会儿盹，然后坐下来写作——如果不是散文，就是医学研究论文。晚上十时上床前，他有时会散一下步。他通常也把周末用在写作上。父亲渴望利用一切机会写作，但写作是困难的，痛苦的。他为每一个字苦思冥想，无休止地修改手写的手稿。修改完毕，他便用一部古旧、光滑的德国产打字机，一部‘埃里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是一位叔叔在一九四九年送他的——把散文打出来。他的作品就维持这个形式。他没有把手稿寄给出版社，也不想在地下刊物流传他的散文，因为他害怕会被克格勃找麻烦，也害怕会失去工作。”在没有出版希望或前景的情况下写作——这意味着对文学怀着何等巨大的信念？茨普金的读者从未超出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子在莫斯科大学的一两位同学。他在莫斯科任何文学圈子里都没有真正的朋友。

在茨普金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位文学要人，就是他母亲的妹妹、文学批评家莉迪娅·波利亚克，《巴登夏日》的读者在第一页就瞥了她一眼了。在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上，叙述者打开一本书，一本珍贵的书。在读了对书的封皮和装饰性的书签的一番精心描述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也才知道这本落在茨普金手中时已残旧、几乎要散架的书，属于一位没有提到名字的姨妈，她只能是莉迪娅·波利亚克。茨普金写道，由于“我骨子里没想过要归还这本从拥有一个大书房的姨妈那里借来的书”，所以他请人修整这本书，重新做了一个封皮。

据米哈伊尔·茨普金说，他父亲一些短篇小说中提到波利亚克，对她颇有微词。半个世纪来她一直是莫斯科知识界人脉极好的一员，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即使在五十年代初反犹清洗运动期间她被剥夺莫斯科大学的教职时，她仍能保留在研究所的职位，西尼亚夫斯基后来在那里成为她的年轻同事。虽然是她安排茨普金与西尼亚夫斯基那次流产的会面，但波利亚克显然不认可外甥的作品，并瞧不起他，而他则因此永远无法原谅她。

一九七七年，茨普金的儿子和儿媳妇决定申请出国签证。茨普金的妻子纳塔利娅·米赫尼科娃担心她那份需要政审的工作可能会不利于儿子的申请机会，遂辞去她在国家物资及技术供应委员会任职的部门的工作，该委员会负责把道路建设和建筑的重设备分配给实际上所有苏联经济部门，包括军队。签证获批准，米哈伊尔和叶连娜·茨普金前往美国。当克格勃把这个消息告诉脑灰质炎及病毒性脑炎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德罗兹多夫之后，茨普金就立即被降为初级研究员——这是一个没有高级学位者的职位（而他有两个高级学位），也是他二十多年前初进来时的职位。他的已成为夫妻俩唯一收入来源的工资，现在又被减去百分之七十五。他依然每天去研究所上班，但不能再做实验室研究，实验室研究总是以团队的形式进行，但他的同事都不愿与他共事，唯恐与“不良分子”沾边。在别的机构寻找一个研究职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每一份工作申请书中他都得写明他的儿子已移民。

P26-28

本书是苏珊·桑塔格在生命最后几年积极拟订和筹划的一部著作。除了其他写作计划——包括第三本更具自传色彩的论述疾病的书、一部以日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之外，她打算先出版一部新的随笔集，也即她常说的“我最后一部”随笔集，然后再回头写小说。

书的目录，桑塔格曾准备了多个草案，编排她自《重点所在》出版以来所写的文章，并为她计划写的几篇随笔预留位置，尤其是一篇关于格言式思考的文章——这是她发生兴趣已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题材，日后她的笔记本出版时读者将会看到。然而，除了那几篇未写的随笔外，这本书已非常接近于她要出版的随笔集。

虽然我们不知道她将怎样重写这些文章（无疑，她会作大量修改），但我们是严格按我们平时与苏珊·桑塔格一起做事的方式整理这本随笔集的。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我们都努力恢复那些首次发表时被删节过或编辑过的文章的原版本。我们根据她在笔记中为此书草拟的次序来编排文章，并依照她后来对这些文章所作的改动和她在获她认可的外国版本中所作的校订来做。

第一部分以关于美的文章开篇，在文章中桑塔格为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之不可分割辩护。这一部分构成了桑塔格在其中一个目录草稿中所称的“转递”，主要收录她为翻译文学作品所写的导言。这些导言，全都在与书一同出版之前，就先发表过了，因此一再被桑塔格校订过，唯一未被一再校订过的是关于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的文章，她直至二○○四年十二月都还在修改它。把这些对她所钦佩的作家的描写和欣赏的文章合起来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对俄罗斯文学及其主题的颂扬，从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昂尼德·茨普金的“非凡的俄罗斯现实的精神之旅”；对小说写作的孤独本质的论述，从茨普金“为抽屉”写作，到安娜·班蒂与其人物的含情脉脉的共舞；一九二六年三诗人通信所共享并在茨普金、班蒂、塞尔日和拉克斯内斯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灵魂的旅行”；尤其是，她对讲故事的艺术、对“小说的真实性”、对“如何叙述和达到什么目的”和对一种“重述另一个时代一个有成就的真实人物的一生”的独特的小说亚类型的持续的、自我揭示式的沉思。

第二部分开头三篇文章谈论“九一一”的后果和谈论“反恐战争”。第一篇是在袭击之后数天就写的，以稍微不同的版本发表于《纽约客》；收录在这里的是原版本，也是在很多其他国家发表的译文所依据的原文。第二篇是第一篇的后续，也是对第一篇的反思，更是首次以英语收录在这里。第三篇是袭击之后一年再回到这些问题。这是三篇文章首次汇集在一起出版。

这一部分的后半部分，由两篇关于摄影的文章组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他人的痛苦》的尾声——第一篇集合了一些思考摄影的片断，第二篇尖锐地分析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布什政府的反应和美国文化朝着桑塔格所称的“对暴行的日益接受”的方向转变。

桑塔格生命最后几年是持续的政治参与的几年，一如这些报刊文章表明的。这方面的参与，兼顾起来颇困难，但是就像她想尽量挤时间来写书，尤其是写小说一样，世界事件同样强烈地激起她作出反应、采取行动并促请其他人也这样做。她参与是因为她不能不参与。

也是在那几年间，桑塔格的文学创作和政治行动主义给她带来愈来愈大的国际声誉。她获得众多文学奖，包括耶路撒冷奖、德国和平奖、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和洛杉矶公共图书馆文学奖，还应邀在毕业典礼上、在大学和在世界各地的书展上发表演说。第三部分收录了桑塔格在这些活动上发表的一部分演说。在这些演说中，她的公共声音在扩大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文学和政治主题的同时，也反映它本身所具有的作用，并与她的作家的声音展开引人入胜的对话，捍卫文学（还有翻译）的任务和事业，并使我们窥见一位好战的读者和一位激情的文学共和国成员生命中的一些鳞爪。

苏珊·桑塔格没有为她筹备中的这本随笔集起一个暂定的书名。我们选择她最后一次演说的标题《同时》做书名，以纪念本书多声音的性质，纪念她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美学思考与伦理思考、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的不可分割性。

保罗·迪洛纳尔多、安妮·江普

桑塔格这本遗作集，有些文章在她尚在世时，我就已翻译并发表在《书城》杂志上。但不用说，当时由于需要火速赶稿，对照原文校对一遍都来不及，难免有些错漏，现在趁机校正。另外，桑塔格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增增删删，这次我也根据她的修订逐一校正。再有就是她一些文章在报刊发表时，作了删节，或被编辑剔去某些敏感字眼，这次我也对照原书修订了早前的译文。

本书第一部分以夹叙夹论的方式详细介绍现代欧洲文学中几部被忽略的杰作。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这也正是美国外交政策急转弯和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作者对局势的尖锐评估和对布什政府的猛烈抨击现在回顾起来是极具预见性的，而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犀利剖析并不只是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秉承作者两部有关摄影的专著的洞察力，对美国暴力文化提出严厉的批判。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她见解准确，而是她在恶劣环境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第三部分是演说，这些讲稿是桑塔格一生写作与行动的融通，是随笔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行动主义者这些她从一开始就具备但常常泾渭分明的角色的一次重叠、浸透和深化。

我的译文一如既往，较侧重直译，也即适当保留异质性或外国性。碰巧桑塔格有一篇专门论翻译的文章《世界作为印度》，也谈到这些问题，并引用了施莱尔马赫和本雅明关于翻译的里程碑式论文，而我是较认同这两位先行者的观点的。桑塔格在英语中，是一位文体大家，绝非“读起来蛮好的”。因此，若是读者觉得我的译文“读起来蛮好的”我听起来也许是失职，就像若是读者觉得我的译文“读起来蛮困难的”我听起来也许是恭维。我只是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风，尤其是她的声音——作家那“独一无二的声音”也是桑塔格在书中强调的。但为了保留这声音，有时候原文“读起来蛮好的”在译文中也许会变成“读起来蛮困难的”，相反亦然。所以说，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只能说我“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而不是说我可以一一还原或一一对等。

但有一点我倒是肯定的：尊重读者的智力。我认为，翻译的真理是，读者比译者聪明。凡是把读者想像成次一级的译者，首先会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变成次一级的解释者。译者不应把读者婴儿化。如果我译了一个异质性的句子，如果这个句子在十个读者中只有一个读者看得懂并大为激赏，且成为他写作（如果他也写作）或思考的刺激剂，则我就会毫不犹豫保留这个句子。如果把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为十级，那么我要瞄准的是金字塔顶那一级，而不惜放弃另九级。翻译如同写作，如果一个有十分才能的作家把写作目标锁定在最低级的读者群，尽管他可以因此使十级读者都能明白，但如此一来他实际上与一个仅有一分才能的作家没有什么分别。而他设想可以获得的读者群，实际上会逐级不同程度地放弃他，例如最顶尖的读者根本就不去理会他，第九级的读者可能瞄一下他的封面，第八级的读者可能只打开他的扉页，第七级的读者可能只厌烦地瞥一瞥第一句……最后他可能只获得最低级的读者。尽管最低级的读者潜在数量庞大，但他们还有更低级的东西可读，未必就青睐他。

况且，在我放弃的九个读者中，如果有四个是年轻人，他们都还未抵达复杂的抽象思考、隐喻思考、伦理思考和美学思考的阶段，而三几年后他们的人生经验和阅读经验足以使他们看“透”文字背后的真意，则我的译文已无比超值了，就像一笔不投机的存款得到四倍的回报。至于剩下的那五位读者，我还是知足点，不去想他们了。即使是智力最高的读者，速度最快的读者，都也还有整架整架买来的书未读或没读或不读，那么一些书不被读或不愿意被读或不屑于被读，也只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

况且，桑塔格是一位瞄准金字塔顶尖的作家。

上海译文出版社现时采用的中文校对程序非常严谨，至少就我的译文的中文校对而言我真是幸运。感谢校对员们的认真和耐性。我在翻译中，对照原文校对也需要同样的认真和耐性。看着他们列出的好几页疑问，我深感我的辛苦已得到恰如其分的回报。另外，编辑冯涛先生帮我纠正了多个译名，亦在此致谢。

书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提到《巴登夏日》作者茨普金的“两个姐妹”、“一个兄弟”、“另一个姐妹”等，由于在英语中这些指称难以分辨男女，加上茨普金英文传记资料完全缺乏，无法查证，我遂写信向茨普金的儿子、任职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事务系副教授的米哈伊尔·茨普金先生请教，并得到他即时回应和澄清，在此感谢米哈伊尔·茨普金先生的热情。

最后，我要感谢两位朋友，一位是当年任《书城》编辑的凌越，另一位是《人文随笔》主编林贤治，正是他们的约稿，使我翻译桑塔格的几篇文章，也正是由于已有这几篇译文，使我主动与出版社的赵武平先生接触，要求让我来译这本书。

黄灿然

二○○八年十二月十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