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年谱》是郑振铎研究书系之一，是郑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教授积多年心血而成的一部史学论著。全书一百余万字，注重直接引用第一手珍贵资料，如日记、书信、档案，让人物自己说话，通过谱主的言论、行事，看到了一个时代、一个世界，是一部很实用的史料工具书。

陈福康著的《郑振铎年谱》是一本具有史料和学术价值的书。本书记录了郑振铎先生在文化工作各领域，诸如在文学、考古、史学方面所作出的众多的贡献。

上册（一八九八年～一九四○年）

中册（一九四一年～一九五二年）

下册（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八年）

附录一 郑振铎笔名别名一览

附录二 郑振铎著译编校书目

附录三 郑振铎研究资料选目

2008年修订版郑尔康序

2008年修订版著者后记

2017年新版后记

郑振铎出生于浙江省温处道永嘉县（今温州市）。诞生地是乘凉桥一间名叫“炮丁”的旧屋子内（据叶大兵查访）。

郑振铎，字警民（据1913年《浙江第十中学校同学录》和1920年《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毕业纪念册》），又字铎民（据1920年1月《永嘉新学会会员录》）。因幼时大人为他“算命”，“五行缺木”，故小名木官。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统治区曾用化名陈敬夫（一说用陈思训）。常用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由名字与常用笔名衍化的笔名有：振铎、铎、郑西谛、西、谛、C.、源新、源、新、谷远、谷、远等；还曾用过笔名：慕之（《小说月报》）、S.C.（《儿童世界》）、子汶（《小说月报》）、Y.K.（《鉴赏周刊》）、文基（《小说月报》）、西源（《文学周报》）、宾芬（《小说月报》）、何谦（《文学》）、禾忠（《政协会刊》）、云纹（《政协会刊》）等；抗日战争时期用于影印出版古籍、署于藏书题跋、署于致重庆有关当局密信的化名有：玄览堂、玄览居士、幽芳居士、纫秋居士、犀谛、郭源文、陈安之、希古堂、李平记，以及幽芳阁主、幼舫、友荒、纫秋、纫秋山馆主人、纫秋主人、纫秋馆主等。

郑振铎祖籍为福建省长乐县（今改为市）首占乡。祖父郑承晟，字允屏，号绍平，咸丰己未年正月初七（1859年2月9日）生，约1911年卒。祖父“年轻时由福州跟随在温州当道台的表亲到温州当幕友，在道台衙门内做抄写工作；后来被委派为铜山岛海防小官”（据郑振铎大妹郑绮绣回忆）。为“浙江试用从九品”（据《郑兆祺家谱》）。祖母陈氏，咸丰乙卯年十二月廿二日（1856年1月29日）生，约1943年3月卒。郑家迁温州大约在1895年。

祖父有三男三女。长子即郑振铎的父亲郑庆成，生于光绪辛巳年四月十七日（1881年5月14日），约卒于1909年；次子郑庆晋，生于光绪壬午年七月十五日（1882年8月28日），过早逝世，卒年不详；三子郑庆豫，字莲蕃，约生于1886年，1908年京师译学馆毕业后，去西班牙留学，归国后在北京外交部任签事，1944年4月卒。三个女儿今皆不知名字，长女后嫁福州陈家（据说陈家曾在云南大理府任知府）；二女后嫁福州李家；三女出世后因家境穷困被迫送给人家做养女。

郑振铎父亲郑庆成和母亲郭宝娟（约1880～1968）“自幼由双方母亲指腹为婚定亲”。郭氏“十六岁时因母亲（郭家）去世，而夫家（郑家）全家即将由福州去温州，随出嫁跟随丈夫一家到温州定居”（据郑绮绣回忆）。

郑振铎为长子，后有大妹郑绮绣（1901～1991）、二妹郑文英（1906～2000），另有一小弟出生数天即天亡。

又据陈步桂后来回忆：“近代，有很多福建商人贩运南货——荔枝、桂圆和红糖等来温州销售，或在温州作短暂居留，或开设闽货商行，好多人从此定居在温州。振铎先生的祖父即是个来往于福建、温州之间的‘走水客’（海上运输），后来就在温州定居。先生的祖父、父亲既在温州经商，叔父则进入盐务衙门作小吏。先生出生时，家住蝉街‘炮厅’，后来移居沧河巷。近年来，有人传说振铎先生少年时期曾住在‘盐官塘’（应是‘盐公堂’），这纯属误传。为什么有此传说？这是因为他叔叔在盐务机关工作的缘故。那时盐务机关设有审理盐区民刑案件的机构，故有‘盐公堂’之称，地址在石坦巷与睦宅巷之间，振铎先生并不住在那里。”（《郑振铎先生在温州》）

本年5月19日，温州城区发生群众罢市，反对米价暴涨和征收新税，进而捣毁衙署。总镇衙门开枪，死伤群众数十人。

1月，康有为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3月26日，康有为发动“公车”百余人上书。4月，康有为、徐致清、杨深秀等人先后上疏要求“明定国是”、变法维新。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这是中国近代改良派试图依附于皇帝而发动的一次政治运动，史称“戊戌变法”。但由于遭到顽固派的疯狂反对，仅历103天便惨遭失败。在此期间，温州也出现了陈虬、宋恕、陈介石（当时被称为“温州三杰”，又称“东瓯三先生”）以及孙诒让、黄绍箕等改良派人士。陈虬曾参加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并在温州瑞安组织“求志社”，在温州创办“利济医院”等；宋恕是许寿裳的老师，章太炎的好友，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交往甚密；陈介石是马叙伦的老师，交谊深厚。

P8-10

我更要衷心感谢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出版社社长庄智象先生和编辑李振荣先生。本书稿又是李振荣兄主动向我邀索的。本来，我前面提到的那几家出版社不仅“名气”更响，而且或与郑振铎有深厚的关系，或已出有影响很大的年谱系列丛书，自然对我的吸引力也很大。但李兄是我的好几部专著的责任编辑，特别是那本修订本《郑振铎传》，印制非常精美大气，友人个个说好。而且，李兄向我提出了一个我自己虽也曾想过，但还不敢向出版社提出的计划：将拙著《郑振铎传》《郑振铎论》和《郑振铎年谱》合在一起，出版一套规格很高的丛书。而且，李兄告诉我，这一计划已经得到庄社长和其他社领导的同意。对此，我还有何话可说！

我在2015年底填写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两三个月后寄出书稿，至2016年底始获得结项批准通知。但本书稿的修订将一直坚持到复印前的最后一次校样。明年，2018年，是郑振铎先生诞生120周年和牺牲60周年，我愿将我毕生研究成果《郑振铎年谱》和收入本谱的《郑振铎研究书系》，作为对先生的献礼！

在我填写的《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中有专门的《总结报告》，其规定的“主要内容提示”为：“1.项目预期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2.成果研究内容及方法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3.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4.成果存在的不足或欠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等。3000字左右。”现在即抄录于下：

一，项目预期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基本良好。原先预期最后成书版面字数1500干字，现在显然已经超过。原先预期最后于2015年6月30日完稿，现在亦略有超过。实际在2015年6月30日前本来也可以交稿，主要是想继续补充和反复修改，因而略有衍期；现在考虑到继续补充和反复修改是没有穷尽的工作，可以无限期地做下去，但目前也没有条件再作更多更大规模的补充和修改，因此就打算结项。

二，本成果的研究内容为郑振铎先生的家世、履历、交游、言论、思想、政治、学术、研究、著述、编辑、翻译、古籍整理等等，即有关郑振铎的一切生平行事。本成果的研究类型是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著作类型是年谱。年谱，在我国历史典籍中历来归属于史部，是作为史学大国的我国在世界史学史上创始时间最早、完善形式最发达的_种史学著作形式。年谱这一史学著作形式本身，即已规定了其研究方法就是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研究的方法。这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我认为是不可以轻易动辄即言“创新”，而且动辄轻易查问其“创新程度”的！我只能坦诚地说，本成果的研究方法，无非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知人论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等等，和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并力求将二者相结合。如果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乾嘉学派相结合。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永新的。如果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方法和我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相结合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新的话，那当然也绝不是从本成果开始的。在研究中，我时时铭记并遵循这样一段指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己尽量力求照此做，照此做好；而没有也不可能、不应该偏离于此而盲目追求所谓的“创新”。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本人首先力求“采山之铜”“竭泽而渔”。所有资料，全靠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如果说，在研究手段方面比前人或从前的本人大有创新的话，那就是尽可能地利用了计算机和各种数据库。（本人以前记录资料、撰著谱文，主要用记卡片和手写的方法；现在当然尽可能运用电脑这个利器。这也算“创新”吧？）不过，目前在国内，不，甚至在世界各国，除了少量旧时书籍报刊已被数字化以外，绝大部分的史料都还处于时时被自然风化、人为损弃、虫蛀鼠啮的状态。因此，本成果所发掘、整理的大量史料，绝大部分材料都是从各种报纸、杂志、档案、书简、日记、笔记、方志、谱牒、碑传、选集、文集等等原始的纸面记载，包括很多未刊手稿孤本中，拷地毯式地细致搜索，一条一条爬梳而得，皆非在电脑网上简单搜索而可获。而且，翻检原始材料，如果仅仅看一遍也常常是不能一下子就有所发现的。许多看似无关却十分紧要的材料，都是逐字逐句反复仔细阅读，经“批判地审查过”，才能辨别其真伪，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价值。拙著《郑振铎年谱》（本成果的前身），1988年初版为544干字，2008年修订版为937干字，现在扩充至1500千字以上，除去删改部分，所增加的都是“干货”而绝非“水分”，绝不靠不必要地增加引文来增加字数。如果要说本成果的“突出特色”，这大概可以说是显著的一条。至于说“主要建树”，那当然就是本成果乃第一次使世人（其中甚至包括郑先生的遗族和亲友）如此全面、完整地了解了郑振铎先生的一生，从而才可能真正科学、准确地评价郑先生；同时，“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可以更科学、准确地评价整个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史。这一点，在郑振铎儿子郑尔康先生的原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就不多写了。

……

五，最后，对所谓“年谱长编”，吾亦愿有说。吾国史学著作而以“长编”名者，最初始自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从李焘于乾道四年上呈《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可知，“长编”就是更正式、更庄重的“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之“初级阶段”，或“前期成果”。长编的义例和特点，司马光一言以蔽之：“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李焘认为自己编写的书没资格径称《续资治通鉴》，而只能称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若有像司马光那样的史学大家来“删削之”，才能成为一部可以垂诸永久的大典。“长编”本来就是有逊于正式专著、有待于继续提炼的初稿的意思，是确切无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说：“焘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焘《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蔸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古人当然是都懂得“长编”此意的。后来，还有人将“长编”用于经部注疏之书名，甚至还有人用于子部，也都是“初稿”的意思。但“长编”一词，白是用于史部编年体之书名为最宜。而令人略感意外的是，从未见民国以前的古人在编撰年谱时用过“长编”作书名。现今最为人所知的年谱长编，是1936年完成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在那以后近五十年间，仅知有1979年出版《章太炎年谱长编》和1984年台湾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1976年台湾出版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其实，近人最早所撰的年谱长编，应数1932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上述寥寥五种年谱长编，有三种自称“长编初稿”，显然那些编著者已经不懂“长编”固有的本意了。盖“长编”本就是“初稿”也。

近三十年来，内地忽然一下子涌现了一批数量惊人的年谱长编，我见到过的，屈指数来就有六十来种。短短一世，年谱长编竟蔚为如此大观！不过这些年谱长编的撰著者和出版者，似乎也全然不知道上述“长编”一词的本意。因为，事实上他们全然都没有今后“删削之”以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相反，有些撰著者本来就是先出了“年谱”而后再出同一谱主的“年谱长编”的。由此，亦可换一种说法：“长编”在现在的意思和做法都已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变化。“年谱长编”现在只是“年谱简编”“年谱略编”的反义词，略与“年谱详编”同义。在好多场合，年谱长编成了年谱或年谱简编的扩大版和升级版。对绝大多数年谱作者来说，“长编”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谦词（所以有些人要再加上一个“初稿”），恰恰相反，是一种自信、自豪的说法；甚至是一种时髦的说法，连有些字数并不太多的年谱也非得叫“长编”不可，大有好像不“长编”就不高级、不完善之概。

我想，这一现象似也未可厚非，甚至应该有所肯定。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确实，年谱所载史料越丰富、越详细越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多有求全求备心理。但是我又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有史学常识，“长编”的本义还是必须了解的。而本项目为何也用“长编”？一当然是为争取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拙著《郑振铎年谱》初版及修订版，两次撰写都没有得过什么经费资助，现在因想做大规模增补修订，题目如不变换一下，有关方面咋会批准呢？二，我也是“从俗”“随大流”。既然现在出了那么多“年谱长编”，就强有力地说明有很多读者、研究者、出版者和科研基金的审查者都特喜欢这个名称。本来，在很多人因为对某一词语模糊理解，别解甚至误解，并逐步积累，逐步扩散，最终偏离原有的共识而形成新的共识的情况下，个别人也是无能为力的。还有三，若将“长编”作为“简编”“略编”这样的近代才有的名词的反义词来用，在语言逻辑上，倒也还是可以成立的。正式出书时，我想删去“长编”一词。

陈福康

二○一七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