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编著的《竹墨留青(王世襄致范遥青书翰谈艺录)》中的书信充分展现了老辈人为学之勤勉和艺术修养之深，以及对后辈的指点、提携的不遗余力。读来十分感动。在信中，王世襄先生不仅向范遥青指点竹刻艺术的审美要求，更鼓励他用功刻苦，试恢复竹刻史上失传已久的陷地深刻、透雕、高浮雕等手法。通过这一百多封书信，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王世襄先生对后辈先进不遗余力的培养与提携，也可以深入了解竹刻这一艺术形式的文化内涵与魅力，以及范遥青是怎样从一个农民手艺人成长为一代留青竹刻大师的。

竹刻艺术盛行于明清时代，至清末开始衰落，其后几至绝响。王世襄先生受家学影响，对竹刻历史及其艺术鉴赏深有心得。20世纪80年代，常州农民范遥青一边务农，一边摸索留青竹刻，王世襄先生赞赏其作品与精神，两人开始密切的书信交流。从1983年至2007年，二十五年时间中，通信一百余封。在信中，王世襄先生不仅向范遥青指点竹刻艺术的审美要求，更鼓励他用功刻苦，试恢复竹刻史上失传已久的陷地深刻、透雕、高浮雕等手法。

王世襄编著的《竹墨留青(王世襄致范遥青书翰谈艺录)》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首次将王世襄先生的书信与手稿呈献给读者。通过这一百三十五封书信，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王世襄先生对后辈先进不遗余力的培养与提携，也可深入了解竹刻这一艺术形式的文化内涵与魅力，以及范遥青是怎样从一个农民手艺人成长为一代留青竹刻大师的。

序怀念王世襄先生

1983年5月30日

1983年6月23日

1984年1月3日

1985年4月9日

1985年4月30日

1985年5月15日

1985年6月29日

1985年8月24日

1985年10月14日

1985年10月24日

1985年11月11日

1986年1月31日

1986年2月17日

1986年2月20日

1986年3月15日

1986年4月8日

1986年4月15日

1986年4月24日

1986年5月2日

1986年5月24日

1986年6月20日

1986年7月1日

1986年7月12日

1986年9月16日

1986年10月12日

1987年1月20日

1987年3月20日

1987年4月5日

1987年4月14日

1987年4月18日

1987年4月24日

1987年4月28日

1987年4月30日

1987年5月8日

1987年5月12日

1987年5月14日

1987年5月22日

1987年6月7日

1987年8月22日

1987年9月10日

1987年10月2日

1987年10月7日

1987年10月19日

1987年10月29日

1987年11月6日

1987年12月1日

1988年1月2日

1988年1月16日

1988年2月14日

1988年3月7日

1988年3月24日

1988年3月27日

1988年3月30日

1988年4月28日

1988年6月20日

1988年7月1日

1988年7月6日

1988年8月1日

1988年10月5日

1989年1月1日

1989年3月1日

1989年4月11日

1989年4月12日

1989年5月2日

1989年5月22日

1989年6月1日

1989年6月17日

1989年8月13日

1989年9月15日

1989年9月22日

1989年9月24日

1989年9月28日

1989年10月6日

1990年1月6日

1990年4月24日

1992年1月11日

1993年2月21日

1993年3月24日

1993年4月4日

1993年4月28日

1993年6月21日

1993年8月30日

1994年3月12日

1994年4月20日

1994年6月8日

1994年7月8日

1994年7月21日

1994年7月31日

1994年8月16日

1994年8月22日

1994年8月25日

1994年9月17日

1994年9月20日

1994年9月25日

1994年10月16日

1994年12月19日

1995年1月2日

1995年1月14日

1995年1月28日

1995年2月3日

1995年2月24日

1995年2月27日

1995年4月4日

1995年4月14日

1995年7月

1995年10月29日

1997年2月3日

1997年2月20日

1997年4月2日

1997年4月13日

1997年6月8日

1997年7月18日

1997年8月3日

1997年8月16日

1997年9月24日

1997年11月18日

1998年3月1日

1998年4月23日

1998年5月13日

1998年5月31日

1998年7月11日

1998年7月19日

1998年7月20日

1998年7月28日

1998年8月1日

1998年8月17日

2000年3月19日

2000年4月6日

2000年5月22日

2000年7月10日

2002年4月16日

2003年4月10日

2004年3月8日

2007年8月2日

2007年10月5日

后记我与王世襄先生的鸿雪因缘

9

1985年10月14日

遥青同志：

上月廿七日从香港经澳门、广州回到北京。《明式家具珍赏》一书总算出了，并得到全世界研究者的公认，是有此专著以来第一部权威著作，超过所有的西方学者的专著，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汇上人民币一百元，想已收到。希望你再添些钱，今冬入山多搞些竹子来。苗子兄想要副竹对联(即大竹筒对劈开的，约三四尺长)，做好后给他一个尺寸，他根据尺寸写好再请你刻。这要看大效果，不需要精雕细琢。你给李老刻的笔筒，他嫌你的名字不突出，而且黄苗兄有一首诗未写上，所以又请苗兄写了，并题了“毗陵范遥青刻”六个字。我准备交给尧荣，等有便人带回去请你刻，刻阴文字就行了。图章有的已贴上，有的附印样，请你缩小后刻上。如实在没有便人带，我将挂号寄给你。

《文化与生活》文章刊出后不知反映如何，恐怕又有人不高兴了吧？内封要占满是事先讲好的。不同意我就将文章给别的刊物。他们还是照办了。只是把我的诗印错一个字，“妙手轻镌到竹肤”，他们把“到”误排成“刻”。一字之差却有关诗学修养，因“刻”就是“镌”。误排之后，未免“叠床架屋”了。

欣闻荷花臂搁已刻好，加些留青，有些变化更好。一味临摹没有意思。我很想看一看。李老还问起不知你凑了多少件了。他认为有二三十件就可以找个地方展出一下。你的鸳鸯、丛竹雉鸡、嬉秋、双竿比玉四件都在我这里。荷花翠鸟送给了启老，芙蓉鸟送给了苗子，要展出都可以拿回来参加展览。你问我荷花臂搁能卖多少钱，我实在说不出，完全看对方要不要。如以前卖给英国博物馆，他们很痛快。前些时我想把你的嬉秋卖给我那个美国博士学生(参加翻译我书的人)，我替你要了四百元，她踌躇了半天还是不买了，因她要去旅游，手头不敷馀。所以较好的竹刻没有定价，完全看对方要不要，手头有没有钱。

《竹刻艺术》增订本稿已交出，加了两倍材料，准备加大到12开本(改为直排，如线装书)，有20件彩版，黑白竹刻约一百件，文字也有非常重要的材料，最陕也要明年出来，价钱恐须20元一30元一本了。

来信提到端木，此人是老作家，应当尊重，但诗和字都一般，和启、黄二老没法比。这倒不是文人相轻，我总是实事求是的。还有那位姓殷的，我不感冒。和我通了一次信便要我替他求启老的字。大家都这样求起来，启老岂不要累死！以上只是对你说，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外传，使得人家不高兴。千万千万。

《文化与生活》我这里还有若干本。你如要我还可以寄给你几本。

今年入山采竹除臂搁外恐还须多搞几个笔筒、几副对联。还有竹根也值得注意，应当刨些个来，放在一边，让它慢慢干，并设计刻什么器物。买竹根可能不用什么钱，只是刨起来费力气。 祝你稻田竹刻双丰收。

王世襄 十月十四日

10

1985年10月24日

遥青同志：

家具书名，因原名太长，所以改为今名。另一本将为《明式家具研究》。此书对你用处不大，将来有机会不妨看看，但我认为不必要买。

竹联即如照片所示，但可能要长一些。写七个字或更多。联语主意不错，只是(第二句第二字必须是平声，而“下”为仄声。如修改可改为：

手理丝纶业

足登锦绣程

寄去100元就是为买竹的，决不可移作他用，镇纸几位都有，不必送。如移作他用，我反而不高兴。

李老笔筒已由尧荣的内侄放回石景山，等有妥当的便人带给你。因知现在农忙，所以没有寄。务请刻好再托妥当的人带来，或挂号寄来。但不必忙。刻字阴刻即可。 希望你多买一些竹子来，存起来，干透之后用更好。 白老前来信，提到你曾在常州工艺研究所工作过一段，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徐秉方也提到这一点。我记得你也提起过此事。我这个人就是讲实事求是，对事实不夸大，也不缩小。因此将来《竹木艺术》…增订本印出《琅□镂罢耕春雨》一文时，我将加一句，说你“曾在常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过一段，得到白老的指点”。我希望你能同意。 有人看了拙文居然写信给我。原信附上。我复信只告他我反对微雕，因为文(这)是杂技而不是艺术。建议他去图书馆借《竹刻艺术》，或等明年买增订本。此外我也无可奉告了。

祝好！

王世襄P19-23

序

怀念王世襄先生

范遥青

五年前，王世襄先生走了，从此学术界失去一位博学长者，文博界失去一位鸿儒巨擘，留青竹刻界痛失一位艺术指导，而我则永远失去了此生最为重要的良师益友。

王世襄先生，当代著名学者、文博大家，因喜爱民间玩俗，被人们尊奉为“京城第一玩家”。其实王先生绝不仅仅耽于清玩，他处处留心，最终将这些包括家具、漆艺、竹刻、葫芦器、鸽子、蟋蟀、厨艺等民俗俚趣变成了一本本学术专著。其中若说到我与王世襄先生的结缘，还是因为我从小就喜爱的常州留青竹刻。

竹刻盛行于明清，到清末开始衰落，几至绝响。竹刻比起玉雕、牙雕、木雕、石雕来要不景气得多，竹刻专家寥寥可数。像王世襄、叶义、李一氓先生这样关心竹刻的有心人很少。

“文革”后，常州还有几位竹人在坚持搞竹刻，互不相识，各自都在苦苦探索。白士风先生竹刻成就最高，竹刻采取多用竹肌、少留青筠以生阴阳浓淡、晕退变化的技法。在常州结识名画家的机会少，幸有画家丁竹喜爱竹刻艺术，毅然专事替白先生设计竹刻画稿，他们之间画刻结合得很好，现在白老作品为世人所重，这里不得不说—句，作为画家的丁竹，一生为竹人画稿，为竹刻艺术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画稿也得到王老的赞赏，认为他的白描水平很高。白先生用留青技法刻毛主席诗词手迹配成镜框挂屏，打破竹刻不能做大件的夙论。为了寻找从事竹刻的人才资源，20世纪70年代王世襄先生亲自到常州来，由陈晶先生陪同寻访苦苦支撑的竹刻艺人，并请陈先生“诸多劳神，祈念为竹刻人服务”。次日王老约白士风同往参观苏州博物馆收藏的竹刻类器物及精美犀角刻件，还多次写信、赠诗，贴心的关切，对他日后的竹刻事业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老逝世后，王老很是伤感，写了“白士风竹刻集”的书面封签，希望遗作出版寄给他一本，但这是一个永远的痛了。

徐秉方先生从父徐素白先生学艺，徐素白先生是一代竹刻大师，所以徐秉方的起点很高，王世襄爱才，多次给他写信，探讨竹刻艺术，请启功、赵朴初、黄苗子等先生为他题字，王老题诗“变幻无如岭上云，从来执笔写难真。如今不复抛心力，且画源头洗眼人”。王老曾说，留青，秉方刻得最好。现今他已成为留青竹刻的领军人物。

说到我与王世襄先生的结缘，还要感谢香港的著名竹刻收藏家、鉴赏家叶义先生从中牵线，王世襄先生认为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直在坚持这门濒临灭绝的艺术实属不易，之后王先生便以老师之职对我的竹刻进行全方位的指导。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京拜访王世襄先生，他把自己的藏品悉数拿出来给我观赏，次日又陪我到故宫博物院，由杨新副院长、刘静拿出两大筐竹箱里的藏品，带了白手套，任我尽兴观摩学习。王老特地拿了件陷地刻白菜笔筒说：“这个最好，可以向这方面发展，要有突破，有突破才会有创新。”那时候没有相机，只好硬记，菜心深达六七层，很不易记清层次，回来默写稿子，边画边刻边琢磨，渐渐地有了模样，这对我后来陷地刻艺术特色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记得看了藏品后，王老又叮嘱我，一定要自己画自己刻，请画家画，要受制于人，陷地刻、浮雕、圆雕，画家是画不出来的，今后就只有靠你自己了。后来我就以陷地刻为主攻方向，历史上陷地刻只有荷花、白菜两种刻法，我在这个基础上新刻了百合花、令箭荷花、兰花等题材品种，并将留青与陷地刻结合，突出刻的味道，以少胜多，雕刻终究是雕刻(一味地刻画稿只能是工匠)。王老每每在我的刻件上题字，时间一长，作品把摩得红润可爱，看着这一件件同样浸润着王老心血的雕件，我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感谢王老用心良苦的指导。

王老不仅在大陆著文宣传，还多次在港台讲学时宣传竹刻文化。香港的学者董桥先生对竹刻情有独钟，他很看重竹刻里面的文化含量，比如竹刻题材多取“东坡赏砚”“赤壁夜游”“羲之爱鹅”“二乔读书”“西厢记”等文典，很对文人胃口。就这样，在王世襄先生的介绍下，我与董桥先生多有来往，董先生收藏了不少我的竹刻作品，也曾多次撰写文章介绍留青竹刻艺术。

竹刻在工艺美术史上没有地位，历史上的竹刻作品多不署款。一件成功的作品，是作者殚精竭虑、精工细镂、心力交瘁之作，一器之作或数月乃至数年才能成功，还少人关注。为此，王老屡屡著文为竹刻呼吁，以前相关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不收竹刻文献，王老在编写《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和《当代中国工艺美术群星谱》等权威书刊时，曾有编委主张不把竹刻编选书中，认为“手艺人” “工匠” “皂隶之事”不能登大雅之堂。不管竹人对中华文化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们的名字也难见经传，在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史上实是一个悲哀。历史原就不公，直到现在还是不够公道，而王老据理力争，一定要把常州四位竹人徐素白、徐秉方、白士风和我编进去，终为竹刻在艺术史上争了一席之地。

2008年常州竹刻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知消息后，时已在病榻上的王老还专程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并对包括我在内的几位留青竹刻艺人念念不忘。一年后，王老永远地走了，但他留下了很多很多，包括即将刊行的这一百余封书信。说到我与王老的通信为何如此之多，这其中还有一个缘故，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常州话王老听不懂，电话交流很是不便，所以日积月累，王世襄先生不厌其烦地将他对我的教诲都化成了一封封长札短函。想念王老时，我就翻阅这些书信，因为这里有文化，有艺术，有王世襄先生数十年来对我的谆谆教导，更有他光风霁月的品格以及对常州竹刻艺术的源远影响。

如今王世襄先生馈赠我的这一百三十五封书信，将由北京青年学者荣宏君先生编成《竹墨留青》一书交付北京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刊行。回想二十多年来王老对我的言传身教，不由感激至深。这些信中的文字俱是王老对留青竹刻的谆谆教诲，亦是先生生前馈赠于我的一部谈艺录，虽然这些书信的所有权属于我，但我认为王老的治学方法和美学思想应属于学界公有，先生生前亦应允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使用发表这些文字。王老生前为竹刻事业的发展，不拘一格培养年青竹人，如今王老驾鹤道山，我想这部谈艺录的出版定能嘉惠学林，使更多的青年刻竹者得到一本珍贵的竹刻谈艺的教科书。

人们常说见信如晤，就让我们翻读这一页页尘封的信函来共同怀念王世襄先生吧！

后记

我与王世襄先生的鸿雪因缘

荣宏君

余生也晚，1993年到京城求学时，王世襄先生已是耄耋老者，文博界的耆宿。我喜爱文物、书画，经常能在海淀图书城的各类书店里看到畅安先生的文章，对他在家具、竹刻、民俗等方面的成就也渐渐了解得多起来。20世纪90年代末，我有幸问学于文博大家史树青先生，史先生与王世襄先生从少年时就相知，是几十年的旧交，两人曾在1950年以捡漏的方式，共同为故宫捐赠了一个宣德青花大盘，被文博界传为美谈。他们之间的交情按北京话说就是“发小”，所以在史树青先生那里我又进一步了解了王先生的身世及家学。

王世襄，福州闽侯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号畅安，堂号俪松居，是当代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受家庭影响，自幼挚爱传统文化。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曾任晚清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后又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女史)是民国著名的鱼藻画家，有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行世。王世襄的大舅金北楼是民国时期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1920年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在画坛上影响至今。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厓也都是影响一时的竹刻大家。虽出身官宦之家，王世襄身上却没有丝毫官二代的习气，优裕的生活也没有把他变成夸富炫财的纨绔子弟。他秉承了家族诗书传家的门风，自觉接受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滋养，喜好文物、古玩的基因很早就在他的血脉里生根发芽。

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王世襄先生的大著《锦灰堆》，一时“洛阳纸贵”，很短的时间内就多次加印。那一段时间王世襄先生的粉丝们都涌到三联韬奋书店听他的讲座，并以能得到老先生亲笔签名的《锦灰堆》为荣。彼时我还没见过王先生，早就想一睹先生的风姿，一天准备去听他的讲座，却因为搞错了时间，当我从京郊赶到三联韬奋书店时讲座已结束，只好买了一套《锦灰堆》悻悻离去。2004年，我偶然收藏到一批有关王世襄先生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档案资料，对这批资料进行全面梳理后，我对王先生身世和学术研究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王世襄先生因为出身官僚家庭，本人又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所以自1949年后历次运动都没有躲过去，王先生却并没有因此沉沦，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依然在做着有关文物方面的研究，悄悄整理完了《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高松竹谱》等多部著作，并自费油印出版分赠友好。“文革”开始后他感觉到在劫难逃，于是主动要求单位来抄家。据我所藏国家文物局文管所和北京市东城区查抄办于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共有文物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又24捆被抄没。资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关文物的研究和写作。1969年10月，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背井离乡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使他对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一次在田头，他看到一束倒伏于地依然开花的油菜而深有感触，赋诗曰：“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诗言心声，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坚信一定有还他清白的那一天，此可谓身处九渊而不废凌云之志。那束“昂首犹作花”的油菜，也正是诗人彼时彼地对待生活的真实心态写照。

王先生于1973年回到北京，根据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规定，他开始了漫长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图书之路。1976年他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信中说道：“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自当捐献国家……”为此他又多次写信给相关部门，但所写之信大多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后来他想出了一种办法，用复写纸将一封信复写若干份，向有关部门几次三番地邮寄，并锲而不舍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执着精神和不厌其烦的诉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文物和图书绝大部分都回到了王世襄手中，也正是这些资料的顺利回归，才使得他的各种研究得以继续。从“文革”结束时起，他的各种著作以井喷之势陆续出版，所研究范围涉猎书画、古玩、家具、漆器、音乐、民俗、匠作则例等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许多方面。其中如《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二书早已成为中国家具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杰作。

当我整理完这批抄家档案资料后，再一次萌生了拜访王世襄先生的想法，于是就去找王先生的好友黄苗子老人，苗子先生看完这批资料非常激动，给我讲了他与王世襄先生相交的许多往事，但他并不赞成我去拜访王先生，原因是当时王老相伴一生的夫人袁荃猷病逝，他的大部分收藏也已由中国嘉德公司拍卖，怕王世襄先生看到这些抄家清单伤心。2005年，我曾为红学家周汝昌《诗画红楼》题词一事去拜访王世襄先生。当时王先生正在写有关中国传统观赏鸽的文章，将题词交付后说：“我没有时间陪你们，我正在研究观赏鸽，还要校订《锦灰堆》。我九十多岁了，时间不够用啊，来日无多，来日无多。”说完就继续伏案工作了。那次见面时间很短．约有二十几分钟，我遵从黄苗子先生的嘱咐，并没有提起那批抄家清单的事，但先生潜心著述、远离浮躁、执着的眼神至今难以忘怀。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以95岁高龄逝世，为纪念王世襄先生，我抓紧了编纂《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2011年元月，新书出版后，我携带新书到江苏常州做新书发布，遇到了留青竹刻大家徐秉言先生，在他的介绍下，结识了王世襄先生的弟子、农民竹刻家范遥青先生。

范遥青是常州市雕庄乡的一个刻竹爱好者，他的身份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人，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王先生结识，在王先生的呵护和栽培下，文史知识和艺术修养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竹刻作品的文人气息渐浓，技艺更是有长足的进步，最终成为一代留青竹刻大师。说到王世襄和范遥青的相识，还充满了戏剧色彩。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范遥青得知香港的叶义先生出版了《中国竹刻艺术》一书，他为了扩大艺术视野，极想得到一部。于是不顾素昧平生，托人将自己的一件竹刻作品及一封信函辗转付与了叶义先生，并说明以竹刻臂搁交换叶先生的著述，叶义先生亦为范遥青的执着精神和精美的竹刻所感动和吸引，遂把这件事情写信告诉王世襄先生，托他了解范遥青本人的情况，就在这样的机缘下两人订交。

王世襄先生为范遥青的竹刻天分和执着于刻艺的精神所感动，他第一次看到范遥青的作品便大加赞赏，认为他是一个可塑之才。王先生曾说，范遥青身份虽是农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的竹刻天分极高，其作品假以时日定能大成。同时王世襄先生深知，范遥青作为常州郊区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从事这门高雅的艺术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辛苦，所以相识之初就对他青眼相加。为了使范遥青能看到明清时期的竹刻珍品，王世襄想尽办法带他到故宫库房亲近历代大师之佳作，以开阔他的眼界，提高艺术修养。为了增强他竹刻的文人气息，王世襄还介绍北京的文化界名流李一氓、启功、黄苗子、史树青等人和他合作竹刻作品，为此文化大家启功先生赠诗范遥青以示鼓励：

青筠新粉女儿肤，游刃镌雕润胜珠。

天水詹成吾欲问，后来居上识将无？

黄苗子先生和诗：

绝技沉沦感切肤，眼明忽见草间珠。

琅歼镂罢耕春雨。人是羲皇以上无？

王世襄在推介留青竹刻艺术上可以说不遗余力，尤其是对范遥青。古诗日“到处逢人说项斯”，而王世襄对范遥青的赞许如套用为“到处逢人说遥青”几毫不为过。为全面培养范遥青，从1983年起，两人开始通信，信中几乎没有什么家长里短问候，而多为王世襄指导范遥青的竹刻艺术、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的殷切之语，信中多是谆谆教导和无私的提携，如1987年12月1日函：

知道农忙已过，正好用功刻竹。我认为刻十件寻常的不如刻一件极精的。刻平时常刻的技法，不如刻没有试过的技法。只有这样才有长进和提高。我认为这就是奋斗的方向。因此我劝你试陷地深刻及透雕或高浅兼有的浮雕。当然为了收入，一般的作品也要刻，但它是记不上本人的成绩簿的。愚意如此，仅供参考。

并在信尾语重心长地叮嘱：

要精益求精，才能出人头地！

1988年8月1日函，对范遥青立志陷地刻法再示赞赏：

现在你对陷地刻法感兴趣，很好很好，不要只知刻留青，技法掌握得越多越好。将来如能将多种刻法荟萃于一件，就有看头了，丰富多彩了。

1998年3月1日来函，得知范遥青开始坚持自己设计画稿非常高兴，在信中夸奖道：

来函知近来您在自画自刻，太好了。一定要如此才能有进步，有突破。否则总是寄人篱下，让人牵着鼻子走，而且无法表达自己，一只鹦鹉而已。

当然这些信中也有为范先生在艺术上走了“偏路”的高声责问，如1986年4月24日函：

还有我劝你不要刻扇面轮廓等，不大方，格调不高，不要这些，设计思路不对头，还是全光上写字或作画为好。竹材不易得，不要轻易刻掉。设计不好要后悔的。

1985年11月11日函教诲：

黄老(编者注：指黄苗子)的字请用阴刻，刻后不可填色，填色便不大方了。一切竹刻恐只有对联、匾额大字可填色，其他艺术品一填便俗，不知以为然否。

1993年3月24日函则直言不讳地向范遥青指出竹刻不要求奇求怪，还要坚持走传统的正路：

来信及照片收到。古琴形的臂搁我认为造型不好，它也不像琴，弄得不伦不类，小气加俗气，请别寄来，可留作他用。我只希望你刻一块规规矩矩的一般臂搁就够了。三条启老(编者注：指启功)字请选其一即可。请恕我直言。

当我通读完王先生写给范遥青先生的135封信函后，不禁为王先生提携后进、弘扬祖国的传统竹刻艺术的良苦用心所深深感动，于是动议编纂《竹墨留青——王世襄致范遥青书翰谈艺录》一书，以便使更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全面了解王世襄先生的治学思想和艺术审美。这一提议得到了范遥青先生和他的儿媳兼弟子徐敏女士的支持，之后青年竹刻家徐敏女士多次提供资料核对信函，为这本书信集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这批信札的编注者和第一批读者，首先要感谢范遥青先生，他愿意将王先生指导他私人的“艺术秘笈”变为学术公器，让更多的艺术爱好者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在整理这批信札的过程中，我曾询问范先生是否要对信中一些“批评指导”他的文字做相应删减，范先生坚持照原信刊登，一字不删。倒是信中有一两处王世襄先生评论别人的言语，我认为那都是数十年前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的戏谑之言，不伤大雅，应该保留。但敦厚的范先生却坚持删除，担心由此给别人带来不便，期间多次令徐敏女士来电叮嘱，最后只好接纳了范先生的建议，将一些人名隐去。虽然有些遗憾，但同时亦为一代留青竹刻大师的善良和朴实的内心深深感动。

还要感谢原常州博物馆的副馆长陈晶先生，陈晶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多年好友，在这批信函中王先生也多次提到陈晶先生，为解决书信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陈先生不厌其烦地来函解答。感谢王世襄先生的弟子、著名竹刻家薄云天先生提供个人资料；感谢中华书局好友刘宏先生对本书的推介；感谢三联生活书店罗少强先生的惠识；感谢编辑石延平女士的辛勤劳作。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编者还有一个期望，王世襄先生一生勤奋，师友间信札往返无数，这些手迹如今分散在大江南北，唯愿借此次王先生手札结集出版的影响，从而促使更多的先生墨迹现世，以为将来有关方面编辑王世襄先生书信集甚至王世襄全集大开方便之门。

今年适逢王世襄先生的百年诞辰，在怀念王先生的同时，再次想起已故国学大师启元白先生对王世襄先生的评语：

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谨以此书纪念为民族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布衣学人王世襄先生！

我认为刻十件寻常的不如刻一件极精的。刻平时常刻的技法，不如刻没有试过的技法。只有这样才有长进和提高。我认为这就是奋斗的方向。因此我劝你试陷地深刻及透雕或高浅兼有的浮雕。

——王世襄致范遥青，1987年12月1日

三蛙皆不够精神，比较好的一件是正身伏地的一件，因为它属于“拙”的一类。刻件要拙则越拙越好，要巧则越巧越好，此理应知晓。如在不拙不巧之间，则全无是处。

——王世襄致范遥青，198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