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识字在当时乃是很罕有的。母亲出生在上海富家，曾在法国教会学堂上学。我记得在小学五年级时，一个同学向我借小说，我说我母亲正在看，尚未看完。同学满脸怀疑、轻蔑地对我说：“别瞎说了，你母亲怎会识字？”
我称父亲是“慈父”，可用一件小事表明：我大概是五岁时，一次大概是因我顽皮而触怒母亲打了我的屁股。我痛得大哭，父亲把我从母亲那里一把抢过去，那一刹那我可看到他的泪痕，这一瞬间我永远不能忘．还有一次，我们这些小孩已准备了行李，等待一位亲戚带我们前往观音阁。可因为那天天色阴沉，我们兴致大减，不愿成行。父亲严厉地说，什么都已准备好，亲戚也已来了，不能临行改变主意。果然，那天风雨交加，我们要坐船、还要爬山才能到达观音阁。后来母亲告诉我们，那个晚上，父亲躺在床上，一面流泪一面叹气，久久不能人睡。而我们呢，其实风雨无阻，玩得很好。
抗战初期，宁波曾被日本轰炸过几次，学校暂时停课，我们全家都搬到乡下汪董村避难。所谓“汪董”，因它的村民都是汪姓或者董姓。在那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小说和马克思理论都有．那时我的新思想开始萌芽，对社会上不平等事深感烦恼；我急于跟人讨论，等不及回学校与朋友相聚。那时我已参加学生抗日地下活动（后来发现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我还记得我们小组的领导人是位极为精明、讲话井井有条犹如作文章的青年人，后来他做过驻丹麦大使。20世纪80年代我有一次回国，到北京他的寓所去见他。他早已退休，满头白发，我们谈起青年时期的作为，不免唏嘘。
1988年我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应邀偕妻前往宁波大学讲学，在那儿住了两个月，并邀乐山夫妇自北京前来共聚。其他共聚的还有四弟名山与侄儿森林。少年时在宁波的一些“战友”也都来看我，他们有的白发苍苍，有的缺牙豁齿，有的受了多年的委屈还要我来帮他申冤（好像我们从国外回来的人一定有办法似的）。最使我痛心的是有一位心直口快、性格爽朗、聪明而受大家尊敬的“战友”死于文革迫害。
这么多年在国外，这样的信息总令我难以接受……
第四节战火中的童年
抗战刚刚开始不久，日本飞机就在宁波城中丢了一次炸弹。我上的斐迪中学是英国教会所办，校方在校舍顶上画了一面大英国旗躲避炸弹．学校离我家不远，但父母还是觉得不安全，就携了全家赴乡下祖居汪董村避难。那时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南山已到上海去上学，在英租界的姑父家居住。
而那时候的事情说起来还有一件有趣的，就是我曾经跟大人一起去替我的大哥相亲。
战争使我们失学，我与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乐山在乡下生活苦闷得很，除了读书解闷之外，我们都牵挂各自学校中的朋友们。某次，母亲应邻居姑妈的邀请，乘了小船去邻村相亲，携了我们同去。我们不懂相亲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目的是要替大哥找媳妇。我们见到的是一位温静怕羞的乡下女子，回来后就一起与母亲争吵，正在上海受教育的哥哥怎么会要母亲安排替他找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婆！当时我们正在阅读巴金的《家》，对母亲的旧礼教意识不以为然，弄得本人也识字的母亲非常不好意思。
可是她对儿女幸福的关心却未停止。某次我甚至听到她要替我与舅父的女儿做媒。表兄妹之间的情爱，我们在旧小说如《镜花缘》和《红楼梦》中常常读到，可我的脑袋那时已经充满新观念，新理想。我们甚至把《家》与同类小说介绍给爱读言情小说的母亲，我与表妹之间的故事也就因此不了了之了。
那时候，我们邻居一位老太太一见到我，就向我的母亲预言：“阿渭（我的小名）大了一定会娶个外国老婆的！”没想到，多年后她的话居然言中了。
说到我的写作生涯，其实种子是埋在少年时代的。前面说过，由于战争让我们失学，那时的少年精力旺盛不可能没有事情做，我就开始读小说。那是我文学教育的开端。
回想起来，我对写作的爱好最初是缘于我对阅读的爱好。我不是出身于书香之家，我的父亲是商贾。但我于幼年识字起就开始狼吞虎咽地看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江湖奇侠传》，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都滥读。
P11－13
鼎山自豪回到祖国，寻到了根，使那条连续生命的无形脐带有了延续；对国内读者来说，鼎山是个传递西方文艺的得力使者。试想没有他那支生花妙笔，把那些枯燥的事实，写成娓娓动人的文章，我们能在短短的几年中，大体搞清一个美国现当代文坛的轮廓吗？在这一点上鼎山是有功于中国文化界的。他不但把西方的文艺界情况传人国内，他也用英文写作把中国文艺界情况传递给外国的读书界，起了中外文化交流作用。
——冯亦代
中国打开大门后，中国人像海绵一样吸收外面的水分。就在这时候，鼎山先生写了很多很多文章，介绍外面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文学艺术，送回国内去发表，为共和国的新文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这一点，他很像胡适之。鼎山先生的文章，浅显流畅，坦坦荡荡，但开风气不为师，也很像胡适之。
——王鼎钧
你一定要读董鼎山！
——蓝英年
去年，海外华人文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年底董鼎山先生的驾鹤西行。
因为应邀为董先生编文集，我跟他那段时间交往很频繁。其实，在他大行的前一晚亦即他生命结束前几个小时我还跟他通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给自己文集的序言写好了。那时他在住院，病得很突然，是跌了一跤。电话上他抢着告诉我，在住院前他已经把我要求他给自己文集的序写出来了。他的声音依然很大，甚至有些欣喜。他告诉我他唯一的亲人女儿不认识中文，担心她把这篇序言当废纸扔掉，并给我详细讲他把序放在了什么地方。并嘱咐我，万一他出不了院我一定要想着替他取出这篇序用上。我觉得此言不吉，就打断他说我要等他出院回家后再去他家拿——谁能料到这就是董先生跟我最后的交代呢！董先生一语成谶，没有熬到回家，甚至没有熬过当夜。
次日，纽约报社一位常年约董先生写专栏的编辑来电话说董先生走了。我当然不信，这位编辑哭出声来。她的消息是董先生女儿碧雅通知的，不容怀疑。她知道我跟董先生这两天联系较多甚至刚刚通过电话，想问问董先生的临终状况。我把昨晚跟董先生的对话跟她复述，她一直难掩啜泣。这位编辑告诉我，董先生女儿希望先给她家人留点时间，不要对外宣布此事；我们相约保密。但是没想到旋即国内外和香港报纸突然都刊登了消息。
更让我吃惊的是国内外媒体朋友居然能第一时间找到我。到了这时候，说说董先生的心愿，我以为，大约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了。
其实，“纽约三老”中我结识最早的是唐德刚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唐先生想把我拉人那时他掌门的纽约笔会，引我去参加联合国旁餐馆的笔会聚会。就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了董先生。董先生正好此前十余年在国内写专栏报告——《西风窗》——风靡知识界，他的著作是那一代读书人的案头书，跟他结识并聊文学当然是种享受。但那样的聚会人多嘴多，不是谈话的好环境。虽然当时只是匆匆问候，但董先生还是记住了我。诚如董先生说的，天下真小，纽约就更小了，我们从此常在各类聚会中见面。董先生是个爽朗的人，海外的前辈跟年轻人交往没大没小，对晚辈如我，董先生见面好远就哈哈大笑海龙兄，更熟了以后就叫海龙老弟。
您别据此就以为董先生是好脾气、滥好人。他跟生人很客气，宽容有礼是个恂恂君子。但是他的个性，如果了解深些，会知道应该是随和却清高；有时候他也很坚持或者说执拗。别忘了，董鼎山是个七尺大汉，骨子里是吴越人的性格。
董先生随和，是指对圈子外的人和一般读者；他非常宽容。他的清高和峻厉，却是他骨子里的个性，是他对自己信仰、人格的期许和坚持。在跟晚年的他密切交往和共同讨论、写作的日子里，我看到过他不徇私、不盲目捧场、不说违心话甚至在文坛公开与人论战。他不躲避是非，不掩藏观点，不虚与委蛇，更不畏面朝风雨。他不怕膛浑水；他嫉恶如仇，路遇不平则长枪短戟皆上手，勇敢与人和事争锋、论战甚至有主动挑战的情形。那时董先生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但仍然是老骥伏枥，敢爱敢恨。
跟董先生交往较深大约缘于我主编《纽约人文学刊》。那是份学会的年刊，并没有稿费。但是蒙前辈们的眷顾，夏志清先生和董先生等都给过我文章刊载。董先生的文章皆是临时专门替我赶写出来的，替刊物捧场不小；我非常感动。这些年间大约他也读过我的一些东西，于是惺惺相惜，我俩见面话就多起来了。
董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大概是年纪大了时常回忆往事。他身体虽然没有什么大毛病，但却在好几年前就时常谈到老年的苦楚时，总是说老了不好。其实那时候他的身体还好，甚至在他九十岁大家聚会时董先生胃口还好能大吃大嚼呢。但估计老年是孤独的，特别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毕竟，董先生大半个世纪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到了老年，他有些想家，有些凄楚。
……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董先生的口述历史，就实属一种抢救性的挖掘。幸好，笔者有幸在董先生凋谢以前把这一片片鲜活带露的绿叶珍存丁下来，希望用文字使它永恒。
董鼎山的一生是历史的个案。在他的口述历史里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他一生、一个人过了几个人的生活，经历了几代人的命运，在风雨如晦的年月以及后来在那个国门封闭、消息闭塞的时代，他替我们亲历、替我们感受、替我们思考、替我们迷茫，并真实地报告他的所思所想。当然，在这里，他的观点不一定都是对的，但却应该是能发人深省的。
董先生有两个祖国，而大家通常只有一个；但对两个他都爱得执着。董先生活了近一个世纪，他经历了民国、抗战、几次国共内战、新中国等几个时代。而在美利坚呢，他又经历了美国的黄金时代、大动荡、大分化、大革命、女权、多元化、经济衰落、走下坡路的时代乃至于美国‘‘摊上事儿’’的今天。
董鼎山就是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读这本书，我们能照见过去、照见沧桑、照见未来。
董先生是个爱惜书的人。晚年最大的安慰和幸福就是看到自己的文字印成铅字，就是得知自己的观点受到读者的赏识和重视。所以，我以为，对他，我们最好的纪念是读他的书，思考他的时代，了解他的生命轨迹。因为，他的口述历史，其实不只是记录他本人，还应该有他赶上的那个大时代，董先生无愧于这个时代，他活出了精彩。
读董先生，就是读历史。现在呈现在您手上的这本小书就是原汁原味的口述历史。天若有情天亦老，但巧合的是，董先生的老友唐德刚，就是华语口述历史的第一人。如今，他俩又在天堂相聚、谈笑风生了。这本小书，就是一朵涓洁的小花呈在董先生的灵前。希望这篇叙述董先生会满意，这种史述无负唐先生的期许；我大约可以想象，这老哥俩读它或会发出会心的微晒。
在美国的50余年，董鼎山一直是上班族，没有专事笔耕，但这无妨他硕果累累的蓄积。他不仅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写作，而且他的作品题材之广，发表刊物之多，海内外影响之大，在当前美籍华裔作家中都是少见的。本书是董鼎山先生的回忆录，从童年到终老，叙述得非常详尽，对现代学人有非常大的启示。
这些文章传递了大量欧美文学界、出版界的信息，以及他的睿智深刻的分析。他所具有的两种文化背景，使他在行文间有种耐人寻味的魅力，既有东方的细致缜密，又有西方富于幻想的浪漫气息。他以诚实、坦率、开朗的态度，检视与剖析文学作品中的特殊社会现象与人性表现，把他自己的所学所悟亲切而生动地讲述给别人听。他文如其人，热情真挚，天然去雕琢。
《董鼎山口述历史》由王海龙撰写。
董鼎山所经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卡特、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都有视角独特的精彩讲述。
董鼎山喜欢的中国作家：巴金、穆时英、李金发、钱锺书、张爱玲、芦焚（师陀）、王蒙、张洁、刘心武、王安忆、冯骥、莫言等；董鼎山喜欢的外国作家：大仲马、小仲马、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纪德、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弥尔顿、狄更斯、萨克雷、杰克＆＃8226；伦敦、马克＆＃8226；吐温、海明威等，其中巴金对他的影响最大。
董鼎山眼中的弟弟董乐山，的确与众不同，看看他们兄弟之间为何反目。
《董鼎山口述历史》由王海龙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