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派社会与正派的人
一
那天去看电影《白鹿原》，散场后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对于黑娃、田小娥这些二十年前让我血脉贲张、眼红心热的角色通通无感，反倒是白嘉轩、鹿三这两个古板硬气到冥顽不化的老家伙叫我感怀不已？
毫无疑问，我既不认同白嘉轩代表的纲常伦理，更不接受鹿三的杀人行径。思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白嘉轩与鹿三这一主一仆，尽管地位悬殊，但穷且弥坚的品性却是出奇的一致，无论大时代如何变迁动荡，也不管社会怎样信仰大破、人欲横流，在他们的眉宇间总能找到“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这八个大字。
没错，就是“堂堂正正，自尊正派”，虽然白嘉轩不能与时俱进，虽然鹿三有些愚昧甚或残忍，但是他们始终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试图活出一个人样来。
白嘉轩无疑浓缩了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然而，这样的正派人生绝非儒家精神的专利，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非儒家传统的西方人同样推崇并且能够培育出正派的品格。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就给我们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在不久前
的美国总统竞选造势大会上，米歇尔自述她的父亲是城市水厂的一名泵浦操作员，患有多发性硬化症，饱受病痛折磨，不良于行，但是米歇尔从小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番场景：每天早晨，父亲抓紧他的助步器，用浴室的洗脸池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缓慢地刮好胡须，扣好制服去上班。当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工作后，他再一点一点地挪步上楼回家，拥抱米歇尔和她的哥哥。
米歇尔说：“无论多么艰难，我父亲从未请过一天假……”为了让兄妹俩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哪怕贷款也要资助他们读大学，“他从未让我们因为姗姗来迟的支票而错过任何一个报到截止日期”。对于父亲来说，衡量生命成功与否的方式就是“能否靠工作让自己的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
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够安贫乐道，“不嫉妒其他人的成功，也不在意其他人是否比他们拥有更多”。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国家能够给他们未来，相信这个制度能承诺他们希望——“哪怕你出身贫寒，只要你努力工作，做好本职，那么你就能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你的子女和他们的孩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
也正是因为能够积极地接受并且认同政治制度，因为有了父辈的言传身教，“我们学会了做自尊正派的人——努力工作远比挣钱多少重要，帮助别人比自己争先更有意义。我们学会了做诚实守信的人——要讲究真相，不能妄图走捷径或耍小伎俩，以及公平争取来的成功才算数”。
美国《赫芬顿邮报》评价这场演讲：“包含了个人情结与国 家政策，可算是米歇尔迄今为止最为政治化的一次演说。”然而在我看来，米歇尔的演讲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它的政治化，而恰恰在于她还原了政治的本来目的，让人们明白政治不应该是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而应该是并且始终是关乎国民的良善生活，是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能够过上有价值、有尊严的正派生活。
二
据说完整版的电影《白鹿原》，最后一幕发生在鼎革之变后，已经荣升滋水县第一任县长的白孝文在群众集会上侃侃而谈，垂垂老矣的白嘉轩站在台下无声地咳嗽，在西北漫天的狂沙中，慢慢地弯下腰去。
我愿意把它视作一种隐喻。虽然孔子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是当儒家的道德理想脱离了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和政治架构，“有耻且格”（羞耻心与正义感）便将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局，因为在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面前，再挺拔的脊梁都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弯曲。
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大学做思想检查，几次下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却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逻辑学家金岳霖前去探望意志消沉的冯友兰，神情激动地对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友兰喃喃自语：“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说罢，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拥而泣，涕泗交流。下午时分，冯友兰继续做检查，这位曾经将人生境界
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哲人刚一开口，就泣不成声，两个小时极其沉痛的自我剖析赢得全场多次掌声，终于顺利过关。
自此以后，历经“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堂堂正正、传统儒家的自尊正派一路走低，直至“化作青烟，驾鹤西去”。少数几个拒绝摧眉折腰的，要么从此缄默不语、自动噤声，比如梁漱溟，要么历经磨难，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比如储安平。
有人这样总结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1.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无底线；2.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仿佛没有明天；3.太多人只关心结果，无所谓是非；4.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5.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6.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
假使此言不虚，那么我们真该好好琢磨，这个昔日德教甚隆的文明古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三
如果做个思想实验，把白嘉轩与米歇尔的父亲互换身份与处境，我相信前者的腰板依旧会挺拔，而后者多半会在群众大会上涕泗交流、泣不成声。
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
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制度与人心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另
一种声音也开始慢慢流行。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句狠话：“民主自由讲了这么多年屁用没有，要我也鄙视你们这帮讲民主的。”读罢不由心下一惊，原来，在某些没挤上车的人眼里，最该责怪的既非插队加塞的乘客，也非开黑车售假票的司机，而是那些试图重建秩序之人。
转念一想，也是，当希望一再落空，而现实又因为希望的若有若无而益发显得难以忍受，常人自会产生一种厌烦和不耐，并且，这种厌烦与不耐常常不是指向问题的制造者，而是指向希望的提供者。
这种论调虽不科学，但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我猜想他们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你们总是在口口声声地批评制度，可是制度的改变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根本不知从何入手，你们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还是像老和尚念经一样没完没了，就好像只有你们高瞻远瞩，只有你们头脑清明不装睡，谁比谁差多少？够了，不要再向我们提供“虚假的希望”，我们已经受够了。
人们之所以会对某种表述感到厌烦，或者是因为它被重复多次以至于有了审美疲劳，或者是因为它被教条地应用以致成了包治百病的万灵丹。但是，也许这个表述并没有打算包治百病，它在特定的语境下仍有其实质意义，也许有时候我们要抑制住审美疲劳反复重申之，因为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
比方说，7月21日，北京暴雨，房山区遭到重创，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当地的两家人，当北京市政府启动救
济方案时，他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享受救济，谁能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
再比如，9月22日，北大法学院召开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研讨会上，来自黑龙江的金女士失声痛哭，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北京上学，有完整的学籍，但在高考来临之际，却面临既不能在北京报名也不为黑龙江接受的两难困境，全家陷入巨大焦虑中，谁
又能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
四
作为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追求“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我们既可以从他者那里赢得“荣誉”（honor），也可以从他者那里遭致“羞辱”（humiliation）。以色列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说，虽然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但是相比之下，消除令人痛苦的恶（羞辱）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荣誉）更为紧迫。
对于分分秒秒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个体来说，最大的他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无处不在并且自始至终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生活远景和性格养成的政治制度。因为不是生在北京，所以即使舍身救人也无法享受最为基本的灾后救济，因为没有北京户籍，所以即使拥有完整的学籍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凡此种种，借用马格利特的观点，就是赤裸裸的“制度性羞辱”。
所谓“正派社会”就是“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的社会。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它的正派就体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
场的羞辱”，比如“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或者宣称准备迈向民主的社会，它的正派就还需要表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肆意妄为、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伤害。
我们曾经有过正派的人，他们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笃行，有耻且格。但是社会并没有保护好这些正人君子。从“三纲五常”，到“红五类”“黑八类”，再到城乡二元户籍制，总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外。
也许时间会促成正派社会以及正派的人快点出现，就像米歇尔所说：“我也许没有机会实现梦想，但也许我的孩子们会有……也许我的孙子孙女们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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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生活有代价不正直的生活代价更沉重
每当有人语带嘲讽地问我：“你们学哲学有什么用呢？”我就会回答说，我们学哲学的虽然看似无用，其实是有大用，所谓“无用之大用”。现在张维迎老师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理念的力量。
说到理念的力量，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惊慌失措之下问道：“什么？造反了吗？”当时的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是语词的转换，更是观念和理念的革命。
还是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据说在夜半人静之时，他说了一句话：“是这两个人消灭了法国。”他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都是哲学家。
所以，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死后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刻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句话大家同样耳熟能详：“从来的哲学家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后面这句话我不是特别的认同。为什么？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通过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如果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剥削”“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全世界的无产者怎么可能会联合起来去推翻这个旧世界，去建立一个新世界？当然，正因为理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因为理念可能让我们上天堂也可能使我们下地狱，所以就不应该让某一种特定的理念去占据讲台、电台、电视、报纸或者网络，而是应该充分借助思想的自由市场，让每一种理念和观念在公平、公开和自由的环境下面进行竞争。就像张维迎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
让我们来读一读宪法。八二宪法第三十五条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说到语言的腐败，我特别认同张维迎教授《理念的力量》第17章“语言腐败及其危害”中所传达的观点。什么是语言腐败？用张老师的话说，指人们出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这就是语言的腐败。语言的腐败至少有三种严重的后果：首先，它严重地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其次，语言腐败导致道德的腐败。张老师引用托马斯·潘恩的话，我非常认同：“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第三个后果是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高度不确
定和不可预测性。对于以上观点，我无一字不赞同。如何避免语言的污染，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是保持智者的审慎，避免误用或者滥用超级概念或者宏大概念。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39年秋天，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个人闲聊的时候说起一则八卦消息：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反驳他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这种争论本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他们本来是好基友，但是从此之后，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割袍断交了。五年之后，马尔康姆已经离开英国，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这时候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生气。在那封信里维特根斯坦是这么回忆他们的争论的，他说：“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地接触到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那些“危险的语句”。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止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
除了要警惕超级概念的滥用，还要警惕政治语言、军事语言以及网络语言的滥用，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暴力的语言。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的零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命的第一步，观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现在语言和表达上。还是奥威尔的原话：抵制不良英语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止是职业作家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在我看来，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情感。
在谈完理念的力量、语言的腐败之后，最后我想谈一下情感的教育。
我笃信理念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理念是万能的。大卫·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地说服他或者改变他。
有一个道德心理学家叫乔纳森·海特，他在《正义之心》中指出，我们大脑存在类似于照相机的暴光反应，它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识为好的、坏的、喜欢、厌恶的。这种暴光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这个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1000毫秒，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过程。换言之，当你看到俞敏洪老师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好感，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寻找为什么喜欢他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情感的一个慢动作，理性是情感的马后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海特说，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尤其出于这种直觉，出于情感的曝光反应。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我现在还记得7岁那年的一天，我们三线厂的喇叭突然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播发悼文。大家可能太年轻，不知道“三线厂”是什么意思。为了备战假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当年在各种各样偏僻的山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国防工厂，我从小长大的那家工厂对外号称卖生产化肥的，其实可以随时转产炸药。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须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我们会心悸。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暴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方说旧社会是万恶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说到台湾，我们就想起收复，说到民主，我们就肯定会接上“乱象”二字，说到美国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而且加上“邪恶”的。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被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乱象也有美德，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以至于一旦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应该关注情感的教育。因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正义之心》这本书中说我们存在的六种道德基础的知觉，分别是两两对应的十二个概念：第一，关爱和伤害；第二，自由和压迫；第三，公平和欺骗；第四，忠诚和反对；第五，权威和颠覆；第六，神圣和堕落。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更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组，反映在社会公共政策上面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同情。对比可知，专制主义更关心的道德基础应该是后三个：忠诚和陪伴，权威和颠覆，神圣和堕落。
……
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说话，真实地思考，真实地写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会。就像我们的古人所教导我们那样，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独行、有耻且格。
不久前，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正直的生活是有代价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我当然同意他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说，其实不正直的生活同样是有代价的，同样很沉重，而且甚至更沉重。张东荪先生在几十年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专制之恶不仅在于政客贪赃枉法，肆意妄为，而在于“人民多恐惧之心，伪诈卑贱之习”。
有人曾经这样总结我们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第一，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而无底线；第二，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只看今天，仿佛没有明天；第三，太多人只关心结果，而不论是非；第四，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第五，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第六，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如果这是对我们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真实刻画，那么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我经常向我的学生推荐～本书，那是一个著名的古典学家依迪斯·汉密尔顿写的，书名叫“希腊精神”，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说：“文明是一个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其实是～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甚至是对于美的热爱，是理智，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情感。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事物变成头等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如果人没有因此变得优柔寡断，人类的生活就达到人们很少能够达到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东西。”这种对心智的热衷，对美的喜爱，对荣誉、对温文尔雅、对礼貌周到、对微妙情感的珍视，我们曾经并不陌生。
我最近读到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怀念父亲的一个访谈，说到沈从文在一次闲聊中提到《水浒》当中武松出差前细致安排武大郎生活的场景。沈从文说，水浒这些地方写得好，家常、有人情。他又聊到古典名著当中写过很多刚烈鲁莽的人物，但是只有几个能给普通读者带来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因为除了故事曲折动人，更成功的地方在于这些粗人被作者写得非常的妩媚，非常的动人。用简单的语言谈论复杂的文艺，用日常的语言描绘微妙的情感，对任何美丽的、纤细的事物充满这种敏感和敬意，这就是文明最高的阶段，这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前不久朋友圈里面一直在疯传一位大姐的各种文章。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谁爱的最多，谁就注定了是弱者。”我想接着这句话往下说，我们不怕爱的更多，我们也不怕成为弱者，我们怕的是为了避免成为弱者，而失去爱的能力。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作“弱者的胜利”。
（本文根据2014年12月4日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参加张维迎教授《理念的力量》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整理。）
思维的清晰与强烈的现实意识，令周濂成为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公共声音之一。
周濂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辅之以良好的学理背景，深入浅出地将枯燥的政治哲学概念延伸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
《正义的可能》是周濂此前精彩的哲学随笔《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升级版——在理性与常识之间拓展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空间，为每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和试图实践理性人生的读者，提供难能可贵的阅读体验。
青年哲学家、当下最重要的公共声音之一——周濂，继《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后，潜心三年，最新力作！
在《正义的可能》中，周濂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辅之以哲学专业之快刀的剖析，再用生活化的语言进行表述，深入浅出，将民主、自由、正义、平等等枯燥的政治哲学词汇融入生活场景之中，有助于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一个正常社会应有之理念。在周濂看来，一个真正的正义社会，就必须要尽可能地“排除”社会偶然性和“减少”自然偶然性的任意影响，为每一个公民充分发展和完美实践各自的理性人生计划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
在理性与常识之间拓展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空间，为每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和试图实践理性人生的读者，提供难能可贵的阅读体验。
陈嘉映、许知远、刘苏里、徐晓等众多知识人诚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