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继位不久，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奕新发动“辛酉政变”，一举推翻咸丰死前所定的“八大臣”辅政制度，并在清朝历史上首开“太后垂帘’’之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本意，或许是因为“八大臣”危及了皇权，而其垂帘听政的最初设想，也只是为了代儿子看管江山，日后仍要大政奉还。但令人失望的是，同治皇帝自幼天性顽劣，不好读书，待到亲政之时，读折仍不能成句。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要命的是，同治生前并未留下任何子嗣，这给皇位继承出了个大难题。同治驾崩当晚，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恭亲王奕新、醇亲王奕耀及诸位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二十多人讨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会场上，丧子之余的慈禧虽说悲痛却也不乏冷静一既然同治驾崩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当下之计也只能是尽快确定皇位大统。毕竟，对于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此事不决，势必天下不安乃至天下大乱。
在前任皇帝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皇位继承变得极为棘手。首先是名分问题，中国自古讲求“名正言顺”，如果名分不对，难免引发极大的混乱。对此，与会的亲贵、重臣们私下里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究竟谁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同治留下的帝位呢?
按通常做法，如前任皇帝没有子嗣，那就应该为他立嗣。这样的话，皇位就可以继续传袭，帝王世系也不会紊乱。从辈分上说，同治当时是“载”字辈，他的下一辈是“溥”字辈，按理应该从“溥”字辈中挑选一个候选人，来充当同治嗣子并继承其皇位。
但是，众人将“溥”字辈人选在心中再三捋了几遍后，却发现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因为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一人，即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孙子溥伦。但是，溥伦当时未及周岁，年龄偏小，能否养活尚是问题。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问题出在血缘上，因为溥伦的父亲贝勒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养子。因此，从血缘上来说，溥伦不应算是近支宗室。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由溥伦承继帝位时，其很快遭到恭亲王奕新等人的反对，而慈禧对此也不同意。据揣测，慈禧反对溥伦继位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溥伦承继帝位的话，慈禧势必成为太皇太后，无法继续垂帘听政；而垂帘听政的将是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而这又是慈禧太后所厌恶的人。
据帝师翁同稣在日记中的记载，两宫太后在同治驾崩一个时辰后即召诸臣入，问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人主张“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太后称： “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日某。”
事实上，慈禧太后早有人选，她也早已料定各王公大臣不敢有所主张，于是斩钉截铁地宣布： “溥字辈既无可立，就不必勉强。醇亲王奕禳的长子已四岁，又是至亲，由他继位最合适。”
听了这话，醇亲王奕最大惊失色，当场倒地晕厥(真晕还是假晕无从得知)。对于慈禧的决定，与会诸人面面相觑，但要反驳又说不出所以然，同时也找不到更好的合适人选。于是，众人只好陷入了集体沉默。恭亲王奕新见奕赧晕倒，便命太监将之扶出。在主要的当事人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离场后，其他人再无异议。于是，奕旅长子载淮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奕裰的昏厥并没有影响慈禧的下一步计划，宫中随后派出一队人马，抬着八抬大轿前往醇王府接人。据记载，当晚“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还不满4岁的载淮尚在睡梦之中，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接到了皇宫。
传位既定，年号也随后拟好，是谓“光绪”。 “光绪”的含义是“缵道光之绪”，也就是说，载沿是继承道光一系传下来的皇位。对此安排，朝中重臣私下里虽颇有微词，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当时也无人敢公开表示反对。
立载沿为新皇帝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载沿和载淳是同辈堂兄弟关系，这样做等于由传统的“父死子继”变成了“兄终弟及”，这在继位制度上与礼法不合，势必引发皇帝世系的紊乱。从明朝历史来看，因礼法问题而发生激烈冲突的案例屡有发生，其结局大多以悲剧而告终。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往大里说，合乎礼法的皇位承续乃数百年立国之本；往小里说，这是朝政正常交接运转的根本保证。P4-5
严复论翻译，日“信、达、雅”三字，写历史亦同。唯有先“信”，方可求“达”；“辞达而已”后，如能得“雅”，方为上品。
就史论史，清末难称美好时期，各种批评、指责也在情理当中。但比照之后欧洲皇室如德皇与沙皇的命运，清帝退位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出悲剧。若对此感到惋惜，实无必要。
事实上，即便载沣学习德国经验成功，其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让中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迟早要与日本或俄国决一死战(或许与欧美也难免一战)。如果真是这样，爱新觉罗皇族能不能在之后的战争中幸存下来，这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一战失败后，德皇威廉二世被迫流亡，老死荷兰他乡；俄国革命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惨遭枪杀。与之相比，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的退位决定堪称英明，至少在之后几十年时间里，爱新觉罗皇族过上了安逸和平的生活。即便是小皇帝溥仪，在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之后(伪满洲国)，仍旧得到了新中国的宽恕并得以善终，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和平退位的一种回报。
当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旗人在清末及民国后的遭遇令人同情，这同样是历史的事实。大体上说，清末“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仍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思维模式，革命党对清廷的痛恨无非是因为其在列强的欺凌下懦弱无能甚至于丧权辱国，革命的心态也无非是“你不行，我来”。但基层的革命党人及会党分子未必理解这种思维。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些如“八月十五杀鞑子”之类的简单粗暴的思维，由此也在辛亥风暴中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悲剧。
更糟的是，在之后的北洋乃至国民党执政时期， “你不行，我来”的革命正当性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在列强的欺凌特别是日本的全面入侵下，新的统治者并没有表现得比清廷更加出色，中国老百姓也由此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如此，在清廷覆亡之后，与之后乱世纷纭的后几十年相比，写史者又难免会有抚今追昔之叹。
时代越走越快，被人忽略的史实也越来越多。历史的发展进程，说白了就是岁月的结果，一味地指责古人，于历史不免偏激片面，对现实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毕竟，是人就会犯错误，不带一点个人私欲的人，过去不存在，现在乃至将来都不存在。既然后人也做不到，又何必苛责于古人呢。在一百年前那种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也未必比前人做得更好。
所以，笔者认为，写历史、读历史，多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多用恕道，才能理解并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在这一思辨的过程中，民众如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社会也将变得更加的理性。
最后，笔者希望借此机会说明一下本人笔名的来历。很多读者或网友常以为“金满楼”一定是满族(一则有个“满”字，二则民国后爱新觉罗氏多改为“金”姓)，实则不然。本人原姓“金”，据家谱所载系源于汉武帝时期的匈奴人金日碑，年代久远也无从考证，姑妄听之；不过，明朝永乐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系我族先祖，倒是真实可考。总之与爱新觉罗之“金”姓乃风牛马不相及。至于“满楼”二字，取自“山雨欲来风满楼”，与满人、满族毫无瓜葛，只因本书主要围绕清末旗人写作，特此说明，幸勿误会。
另：本书初版于2015年，原书名《天命所终：晚清皇朝的崩溃》。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原书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与增补，现作为“王朝的终结”丛书的一本重新推出。本书原附有脚注，后因统一体例原因而删去。如对文中内容出处有兴趣或有疑问，可联系作者，共同交流学习。本人邮箱：874640920@qq．tom，微信号：woshijinmanlou。
金满楼
2016年5月
前言
八旗与旗人社会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不可否认，满人的胜利确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可惜的是，历史并非一成不变，八旗入关时本为强悍之师，清廷历代统治者也希望旗人聚合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以长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让统治延续更久。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对八旗的“包养”政策最终令旗人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八旗即丧失锐气，他们不再是帝国的军队主力，而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庆在一道上谕中对此深感忧虑：“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六年后，嘉庆再次训诫：“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时人昭梿更是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守卫宫门的侍卫们平时并不携带武器，“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曾在《综核名实疏》中这样描述京城八旗：“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再如华胥大夫在《金台残泪记》中所描述的：“（京师）数百里之区，聚数百万之众，游闲无所事，耳目无所放，终日饱食，诲盗图奸，或又甚焉。”
旗兵如此，王公贵族也是如此。光绪朝的怡亲王溥静当时就闹了个笑话，他老人家为免去佩刀的累赘而发明了一招，刀鞘里无刀而只有刀把儿，这样一来，重量是大为减轻，尚武精神可就荡然无存了。作为昔日的军功阶层与清王朝的支柱，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两百多年后早已堕落为无用的鸡肋，其“睹旌旗而色变，闻鼙鼓而心惊”，非但无任何军功可言，也实在无事可做。
19世纪中叶，清廷支出的军费高达三千万两白银，八旗与绿营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绿营并没有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出现，而是作为“军费”享用者的角色出现。太平天国之役后，作为“立国之本”的他们实质上成了清廷的负担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战争时期，包括防军、练军、地方勇营的前线军队约三十六万人，而数量大体相当的八旗、绿营却只能在一旁观战。
当然，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现也可以称得上英勇，但结局大体都败得很惨。如鸦片战争中乍浦的旗兵曾奋勇抵抗，战败后城内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大约有三万旗人被屠杀；后来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约一万人被杀死或自殉。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及同光年间的阿古柏之乱中，前往平叛的东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损失颇大。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的长期安定，八旗军队在承平岁月中悠闲度日，久而久之，刀枪入库，任其锈迹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艺也日益荒废。近代以后，随着热兵器的迅猛发展，这些古老的技艺更是成了无用之技。加之职业和驻地的限制，大多数旗人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在吃喝玩乐、养鸟唱戏等方面或有建树，但娴长骑射、勇猛善战的民族特性却日渐丧失，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与其说他们是“军队”，倒不如说他们是“市井游民”来得更恰如其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廷对满人的优待是一种“甜蜜的桎梏”。发展到最后，所谓“旗人”，即闲人也。
当然，就王朝的命运而言，旗人社会的空心化还不是最要命的，其中作为金字塔顶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当政的近半个世纪中，皇宫里再也没有听到婴儿出生的哭声。这种史无前例的宫荒，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而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气数已尽”吧。
金满楼著的《大清帝国的衰亡(天命所终)》是一本有态度的历史书，讲述了晚清最后三十六年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轰轰烈烈的清末新政为何成为昙花一现，这些困境是否得到彻底解决？
《大清帝国的衰亡(天命所终)》是一本视角独特的历史书，它从被众多史家忽略的角度出发，揭开了清末皇族与旗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真实处境。清末皇族的终结比起其他朝代的末代帝王的结局要好很多，这些都是摄政王载沣的功劳吗？袁世凯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历史的真真假假，我们该如何判断？
《大清帝国的衰亡(天命所终)》以清末皇族与旗人作为切入口，以独特的角度深入剖析旗人群体在辛亥年中的经历，全面展示了革命年代中不为人知的历史侧面。在《大清帝国的衰亡(天命所终)》中，作者金满楼质疑了一向被认为是民族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的正义性，被视为革命制胜的法宝——“驱除鞑虏”，在这场革命中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民族问题是否真实存在或被扭曲？被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清末皇族与旗人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处于何等地位，革命的冲击下，他们又遭受了何等的命运？这些之前被史家所忽略的问题，在这里将得到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