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超著的《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一书，作者访谈了十多位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王蒙、叶辛、梁晓声、张抗抗、贾平凹、格非、周大新、柳建伟、刘醒龙、叶延滨、欧阳江河、范小青、李浩、徐则臣。他努力创造了一种对话的场域。前人对作家的访谈，是谈文学创作，多谈一点对时事的看法。而作者与作家们谈的，大多并非囿于文学本体，而是以文学为引子，一方面向内探求主体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往外延伸，涵盖了很广的范围。

顾超著的《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主题是中国当代作家的话语。用访谈的方式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们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说出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深刻洞见，说出对当下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真知灼见，通过作家们的话语凝练出文学公共领域的社会想象。

第一篇 文学与政治

 我的真正的追求，只能通过文学来靠近

 “文革”状态不会再在中国出现

 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是中国最主要的女权问题

 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

 和弦

第二篇 何以为文

 在阅读中被塑造和修复

 纯文学只跟人的最高心智有关，跟语言的最高虚构方式有关

 文学一定要表现人应该怎样

 文学从来就有对社会的观照

 在很小的缝隙中表达自己

 和弦

第三篇 共同价值

 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内部要理顺

 文学以传达爱来推进共识

 和弦

第四篇 文学公共领域

 文学公共领域是一种交互主体

 辩论平台与网络空间有意义吗？

 作家的公共利益

第五篇 走向文学的善治

 文学治理的客体

 当代文学之伤

 中国文学的守夜人

梁晓声：纯粹作为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谈论“文革”了。因为作为一个亲历者，关于知青等题材，我已经写过很多相关的文章。我还写过《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及大量的散文。作为一个作家，我对自己所经历的这段特殊历史，没有选择遗忘。我认为应该形成的文字，应该表达出来的记忆，都已经形成和表达了，所以我个人有一种自我完成的感觉。面对今天的青年，面对我的学生，除非他写论文接触到这样的作品，我会跟他谈。否则的话，一般在课堂上，我就不会再去提了。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那只是一句话而已，因为我不上网，我也从来不接触微信，所以我都没看到过那篇文章。别人跟我说的时候我非常诧异，我听说网上也有人冒名写一些东西。

顾超：（开始念）“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梁晓声：是我写的，但可能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估计是谁把我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些分散的言论汇拢了。这些话回忆起来至少是五六年前的事儿了。那句“你认为是今天好一些还是80年代以前好一些”是一个记者问我，我立刻就知道他想问我

是今天好一些还是‘文革’时期好一些”，我就说了那句。说过也就说过了，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论。那句话当时被转载为“如果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我要么移民，要么怎么样”，感觉是针对今天来说的。我并不知情，别人问我，我就很诧异，回忆起来根本不是那样的语境。然后我就去纠正，别人还会认为这人是不是受到压力了……即使到了今天，两种思潮的群体都依然存在，两种思潮的群体都依然要影响官方。对于两种思潮，其实我是居中。当我说了什么话的时候，两方面在特定的时候都会用它，今天可能有人用它是因为任志强的那点事儿。但是它的可笑性在于，我在专心写一部长篇，我又不用微信这些东西，网上说我说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些人，可能因为自己无法表达或者不愿表达，就好像写文章引用别人的那样，有的时候引用一段，有的时候掐头去尾，总之在特定的时候利用这句话来说那件事。

但是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文革”状态不会再在中国出现，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层面是政治上的“文革”理念。会不会用“文革”理念来治理这个国家？我觉得，从这一个（领导）班子到以后的一个班子，他们会部分地激活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凡是其中对于今天的治国理政有作用的都会激活。比如说毛也讲反腐，也讲纪律，也讲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我们看任何人物都得全面地来看他，我们对鲁迅、胡适都是这样。今天部分地激活、引用毛泽东的思想，本身是一个传承的关系，我不认为意味着真的全部用毛泽东当年的那一套来治国。那不可能，谁都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像“文革”那样的（治国）方式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不相信会有引蛇出洞，我不相信会再把几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去劳改。如果那样的话就不用再谈维稳了，自己就把稳定给失掉了。

P10-12

小时候读简版的《史记》，对商周时期近乎传说的历史饶有兴味，除了烽火戏诸侯的荒诞画面感，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话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后来知道了广开言路这个词，懂得让各路贤达畅所欲言是自古以来漫长专制时期有限的一点开明。中国历史上但凡能做到广开言路的君主，就算不是一代天骄，大抵不太会是昏君，可惜能做到这一点的也不多。从京城外童言无忌的民谣中往往便可听到一个言路闭塞的王朝走向衰败的先声——听不到或假装听不到的，只是叫不醒的装睡者而已。对于传统中国，诚如俞可平教授所言，民本主义是理想，官本主义是现实。因而话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不管想行王道还是霸道，想要宣武还是崇文，怀柔天下才是最要紧的。王道无非也是一种儒家的理想，多数时候沦为宣传的话语，在现实中几乎没有真正实现过。当然，无论是精英对统治者的谏言，还是士大夫阶层的理论，所谓的话语、言论，还是重要的。这种维护统治的话语，是一种前现代的权力。

在正统的历史记载之外，前现代话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文学与哲学的滥觞。《诗经》和《荷马史诗》是中西方文学的起点，《论语》和《理想国》更是直接采用了对话和语录的形式，代表了雅斯贝尔斯定义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百姓的话语、英雄的话语、哲人的话语，构成了从神话到哲学，从民歌到文学的嬗变。若单以中国的历史看，在之后大一统居多的时代，文学与哲学的话语如果不是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就是在统治力所不能及的缝隙中旁逸斜出，留存至今。

近代以来，中国人心中万国来朝的世界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残破的中国巨轮在现代性的门槛上蹒跚前进。西方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思想巨擘们耀眼的光芒不断指引人类前进。1840年打醒部分中国知识精英的，不仅是对船坚炮利的恐惧，更有对先进制度文明的向往。为了让东亚病夫睁眼看世界，严复翻译了赫胥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西方思想家的作品。其中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现译为《论自由》）给出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经典论述：“在精神奴役一般的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意见不论怎样真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活的真理。”（《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页、第40页）如今，不管实行的是何种政治制度，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都会有保证言论自由的条款。在完成思想启蒙之后，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演变，是现代性话语结构转型最深刻的标志。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随着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训练和培养了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公众，使得个体可以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文化共同体中。资产阶级的理想类型是文学公共领域从完备的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中发展成形。与思想启蒙互相呼应的是，公共领域中的话语表征了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话语成为了一种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符号。

话语在当代西方思想界正发生新的演化。质言之，话语从一种前现代的权力转化为权利本位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符号后，由于对理性不同角度的发展、反思和批判，衍生出新的意义。

……

本书主要是我博士后学术研究的成果，与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相比，删去了实证分析和一些晦涩的理论。当我下笔时，总是沉浸在与作家们的对话中，陶醉于流动的思想，享受着文学的盛宴。我尝试用复调式的手法写作，用文学而不是政治学的语言形式完成内容的表达，一方面是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近作《二手时间》的启发，另一方面是想尝试一下这种介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写作。著名政治哲学家以塞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对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著名作家、诗人的采访和回忆，读之仿佛看到了处于黑夜中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一点星火；阿列克谢耶维奇堪比伯林，并且她更擅长挖掘普通人内心深处的幽暗。伯林的书中，始终有个“我”在观察、对话、叙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则隐身在“他者”之后，她的忧虑和深思都已经藏在难民、技术员、医生、建筑师等普通人的口述语言之中。在我看来，复调写作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人文关怀。作家们的话语在我耳边萦绕，像一首交替使用复调与主调音乐的奏鸣曲。每一位作家的话语都是独特的音符，不会淹没在统计分析的冰冷数字之后；他们每个人都是文学公共领域内的主体，无论是“30后”的王蒙，还是“70后”的徐则臣，当然也包括“80后”的我自己。

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俞可平教授和杨雪冬教授的指导和无私帮助。感谢我的爱人丰怡帮助我整理了绝大部分的访谈录音。特别感谢《小说选刊》主编高叶梅帮我联系了很多作家。当然，必须感谢接受我访谈的王蒙、叶延滨、叶辛、梁晓声、张抗抗、贾平凹、周大新、范小青、刘醒龙、欧阳江河、柳建伟、格非、李浩、徐则臣。

顾超

2016年10月于北京

很少有人注意非文学人眼里的文学是个什么样，也很少有人以另一种视角在观察文学的外延纬度。一个理工博士进入文学界后看到了“文学彼岸”的景象，于是有了这部非一般的“文学论”。曾任过全国学联执行主席的顾超博士本可以去造原子弹的，但阴差阳错让我带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于是默不作声的他突然有一天写出了这么一本书，令人吃惊，吃惊的是因为在他的文学“彼岸”竟然如此丰富多彩的哲理与激情。不读此书是一种失误，读了如夏日喝杯冰淇淋——爽！

——中国作协副主席 何建明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顾超与十几位著名作家的对话，更重要的是这些看似兴之所至的访谈都被一条主线很好地串联了起来：追问文学的彼岸在何处，实为构建文学公共领域和探求文学的善治。对这个问题的深思通过作家的话语表达出来以后，既充满理性的力量，又富含诗意和哲理。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邱华栋

文学给人类提供了最大的想象空间，而由一个诗人、作家来谈论自己和创作，也总是勾起人的好奇心，这就是文学世界的魅力，感谢顾超给我们带来了这本书。

——《诗刊》副主编 李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