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城似乎已经在多年摇摆不定后安稳下来，身边每个人都有了一份工资，拿着多不多少不少总之能把日子混下去的钱，这份工资沉淀了曾经被各种来路不明的贫穷搅浑的釜溪河水，让人尴尬的不堪留在河底，没人再有兴趣捞一勺起来审视过往。大表哥前几年都在开黑车，被抓了好几次，每次罚款六千，罚一次全家人就要跟着提心吊胆几个月，他一天十几个小时在路上跑，一直跑到把这六千赚回来，然后接着在下一次罚款又交出另外一个六千。现在他不跑了，在帮卖保健品的三姨妈打杂，既帮忙开车运货，偶尔也要口若悬河地劝大妈大爷们买七千多一个的水疗床垫，姨妈每个月发给他两千，他又离了婚，这一次婚姻留下了一个女儿，他如珍似宝地爱着，现在他是一个有能力爱女儿的男人，而不是一个随时会被拘留十五天的黑车司机。那个小姑娘惊奇地被人发现具有运动天赋，先是练体操，然后进了市少年跳水队，免费读小城里最好的小学，她缺了三颗牙，晒得漆黑，我既担心她和绝大部分运动员一样，被无情的体制潦草抛弃，又不想放过一点她可能会是下一个高敏的希望。
表妹从一个在商场里卖玉兰油的售货员变成一个卖真皮女包的售货员，她也离了婚，儿子跟着她，她又找了个做小生意的男人，没有什么钱，却也能活下去。他们先是住在家里，后来因为老是回家太晚被赶了出去，去年夏天我回到小城，有一个晚上在烧烤摊上遇到她，和一个胖墩墩的女朋友一起，面前只有几串蔬菜，却一人叫了一瓶啤酒，夜风还是有点燥热，我看着她慢慢地把那瓶啤酒喝完。
人人都在酝酿一种看起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不管新生活是一套房子还是一份新工作。小城的房价几年里涨了好几倍，大家也都在茶余饭后抱怨，却不像在北京的人抱怨得那样真切，毕竟人人也都有了房子。2010年我把自己在北京的那套小房子卖了，转手就在小城里买了一套电梯公寓，那套房子买之前我只看过户型图，买之后也就去看过一次，采光不是太好，黑糊糊的水泥地上不知道哪个工人拉了一坨屎，爸爸妈妈安慰我说，这是好兆头，要发财的。我一直没有发财，却一直留着那套房子，不肯租出去，总价涨了快十万也没有卖掉，前两年我甚至把自己的户口从广州迁回父母家，因为我一直想象着自己回到小城的那一天，我零零散散地做着这些事情，也许做多了，这件事也就能成真。
小城的街道永远狭仄肮脏，行走着那些的确幸福的人们，他们有工资有保险有房子，没有人可以想象出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可能。都说钱越多越好，但好像也没有人真的有动力拼着命找钱，以前他们还炒股，十几年前有入市限额的时候，几家人凑出一个账户，一人几千投进去，没空就去股市里看看，就跟当年去区政府门口静坐一样，打毛线的打毛线，嗑瓜子的嗑瓜子，那些在屏幕上闪动的数字给人无限希望，股票当然曾经涨上去过，但钱并没有提出来，滚了滚又入了市，倒是为了庆祝，额外多吃了好几顿羊肉汤。大盘从六千点跌下两千点，也没有在小城里造成多大波澜，股市依旧是去的，就像大家吃过晚饭都去河边散步。反正那笔钱都被大家忘了，只要不卖，就算不上亏，我知道如果有一天它们涨回了原位，小城的人会欢天喜地又去吃一顿羊肉汤，反正没人算得出通货膨胀，和那些无可挽回流逝的时间，只要数字回归原位，人人都能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在任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里，他们总能找到一条路通向安慰。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p149-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