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国王、西哈努克太王，是一位世界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一生曲折，受尽磨难，虽是小国元首，但绝对具有世界级的影响，他和中国结下非同寻常的战斗友谊，并且与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主席、胡耀邦总书记、江泽民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毫不夸张地说，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这部由法国亚洲协会主席让-马里·冈巴塞雷斯先生撰著的《西哈努克——永不沉没的国王》，以近30万字的篇幅，十分详尽地为读者展示了多灾多难的束埔寨坎坷曲折的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柬埔寨与越南、法国、中国、朝鲜的相互关系，西哈努克国王与柬埔寨王室、红色高棉的合作与斗争，国王的坚韧和豁达，国王的勇毅和果决，国王的细腻和爱情，国王的胸襟与视野，国王的委屈与辛酸，读来令人感奋，令人唏嘘，令人向往，更令人敬仰。

《西哈努克——永不沉没的国王》由让-马里·冈巴塞雷斯编著。

1991年11月15日，诺罗敦·西哈努克凯旋般回到自己的祖国——柬埔寨。

全世界的媒体云集金边，报道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回归”，他本人则宣称自己“永不沉没”。

诺罗敦·西哈努克于1941年（19岁）登上王位，以柬埔寨国王和佛教僧迦首领的身份，结束了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关系，1953年获得民族独立。1954至1969年期间，柬埔寨迅速发展。他历经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战争、朗诺政变（1970）、红色高棉政权（1975-1979）、越南占领（1979-1989），度过长达20多年的流亡生涯，1991年起返回故土，重建祖国，1993年再次登基成为国王。

他是世界上唯 一两度退位的国王，1956年第一次把王位让给父亲苏拉玛里特亲王，2004年让给儿子西哈莫尼亲王继位。

诺罗敦·西哈努克当之无愧为“永不沉没的国王”！

导言

柬埔寨王室简化世系谱表

诺罗敦·西哈努克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昔日的遗产：伟大的吴哥与后来法国保护国

 人生起步

从王位登基到民族独立

 西哈努克：国王

 战争时期的最初行动（1941-1945）

 走向真正的独立（1946-1953）

 “花花公子”与骑士

柬埔寨黄金时代 1954-1969

 日内瓦会议

 国王退位与人民社会同盟

 国内政治生活与“发展大业”

 登上国际舞台

 风险加剧

 “一夫一妻”和电影人

黑色的年代 1970-1991

 政变，抵抗（1970-1975）

 红色高棉掌权（1975-1979）

 面对越南人，新的抵抗（1979-1989）

 走向巴黎协议的进程（1989-1991）

西哈努克归来：国家的复兴与重建 1991-2004

 联柬权力机构与恢复君主制（1991-1993）

 一个国王，两位首相（1993-1998）

 西哈努克的二次退位（2003-2004）

太王西哈努克 2004-2010

 西哈努克，西哈莫尼：薪火相传

 太王在北京和金边

 西哈努克的新生活，西哈莫尼的起点

 最后的政治干预

 2012年10月15日逝世

尾声

衷心感谢

参考书目

法柬谈判

新的民主制度在高棉逐步建立起来，对法国来说，这个时期的束埔寨依然受到1946年1月7日临时协议的约束。  。

自从访问法国、返回束埔寨之后，国王收复了马德望省，制定了束埔寨宪法。宪法前言宣布“束埔寨王国是与法兰西联邦结盟的主权国家”，与1946年10月颁布的法国宪法条文是一致的。

但是国王在1945年11月9日致信达让利厄上将，随信所附的备忘录表达了束埔寨对法国立场的出发点，那就是不考虑加入任何新的印度支那联邦。

束埔寨希望以和平的方式，直接跟法国进行实现国家独立的谈判，而法国则主张寻找一种适合印度支那所有国家的解决方案，也包括越南。自从跟胡志明决裂之后，法国跟越南的关系变得很糟糕。勒克莱尔将军曾经想避免决裂，但是达让利厄上将对共产党态度强硬，导致如今的僵局。胡志明要求“三圻”（交趾支那、东京、安南）统一，以及统一之后的越南独立，作为谈判的前提。法国想尝试思路不太明确的“保大”方案。

法束问题纯粹是政治和外交问题。除了统一交趾支那高棉族聚居的老省份之外，束埔寨没有什么统一问题要解决，而且法国和束埔寨之间没有任何武装对峙。

诺罗敦·西哈努克不等法越谈判展开，便频频催促法国当局开始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1947年1 1月27日，法国新任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埃米尔·博拉尔抵达之后，趁他还没有拜见保大皇帝，西哈努克就给樊尚·奥里奥尔总统写信表达这层意思。几乎整整过了一年，法国总统于1948年11月28日回信。他在信中重复了对越南人说过的话：“法国政府承认柬埔寨的独立，这种独立不受任何限制，除了法兰西联邦成员国应受的限制之外。”

后来，交趾支那变成交趾支那共和国，迫于形势演变，国王与法国当局交涉，对这个新共和国中的束埔寨省份，要求保留权利。为此，1948年1月20日，他根据1856年安东王的信，以及1864年10月诺罗敦一世访问西贡时，拉·格朗迪埃上将对他所作的归还永隆、朱笃、河仙的承诺，给高级专员埃米尔·博拉尔写信。多年以后，诺罗敦·西哈努克还执意告诉我：“南高棉人属于交趾支那的时候，他们在束埔寨国民议会有一位议员代表，该省以前属于束埔寨，如今属于越南。”

柬埔寨国王的立场使得法国政府在与越南谈判中处境非常尴尬，进退两难。

奥里奥尔总统1948年11月28日回信之后，法束委员会从1949年初开始商谈，但法国当局显然在拖延时间，等待与越南人谈判的结果。

1949年5月8日，保大皇帝签署法越协定，确定了越南的附属国地位，可见柬埔寨与法国的任何谈判都不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国王亲自带着父母大人（苏拉玛里特亲王和公主）赴法，作最后的努力。春季进行的谈判只涉及一些次要问题，因为法国政府坚持法越协定的框架不让步，这个协定已经被保大皇帝接受，但是胡志明和越盟尚未接受。然而束埔寨国王成功保留了束埔寨对前高棉交趾支那省的权利，法国政府以条约草案附加声明的形式，接受了这个主张。法束协定于1949年7月在金边草签，1949年11月8日，国王全权代表莫尼庞亲王和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在巴黎正式签署。

这部协定赋予束埔寨更多的自治权，结束了1946年1月7日的临时协定，废除1863年8月11日的保护国条约、1884年附加协议中与新协定相抵触的条款。

协定签署之后，好几个大国，尤其是美国、英国、土耳其、意大利、加拿大，从法律上承认束埔寨的独立，建立外交关系，开辟使馆。1953年取得完全独立之前，35个国家已经与束埔寨缔结外交关系。

然而，束埔寨未能躲过印度支那联盟，因它同时也是法兰西联邦的成员国，故内外主权受到许多限制。譬如，只要印度支那战争不结束，法国当局就能继续行使他们在警察、司法、军事方面的权利。海关、财政隶属于印度支那联盟当局。订立外交协议、任命外交官、派遣驻外使团等都必须共同决定……

不过在教育、文化领域，国王可以独立决策。西哈努克喜欢法国远东学院（EFEO），1951年11月8日颁布第45号诏令，该学院获得束埔寨法人资格。当时授予的这个身份在1953年独立之后从未受到质疑。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签订这个协定也许是必要的一个步骤，但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束埔寨精英阶层，以及束埔寨的舆论都不满意。

法国议会于1950年2月批准法柬协定，同时也批准与越南和老挝的类似协定。但是1951年9月选举产生的束埔寨议会将不会批；隹该协定。

协定签署之前，国王获得法国政府的同意，从1949年7月27日起，在磅同、暹粒建立高棉自主军事区。1951年，这种区域扩大到马德望省。另外一个变化，束埔寨能够在华盛顿开设使馆，1951年9月单独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平协定。

但是，由于东京和印度支那南部的战局发展，使得新协定的贯彻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P38-40

1991年11月15日，诺罗敦·西哈努克凯旋般回到自己的祖国——束埔寨。

全世界的媒体云集金边，只见昔日君主面带微笑，乘坐白色雪佛莱敞篷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首都市中心，沿途数公里，无数民众热烈欢呼，数干名身穿校服的中学生挥动西哈努克的画像，夹道欢迎。

此时，许多电视观众对束埔寨的了解仅限于红色高棉，他们是第一次目睹西哈努克的形象。有些人以为他早已离开人世，还有些人则非常惊讶地看到他再次现身，犹如“凤凰涅槃”。

很多评论员怀着惊疑参半的心情报道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回归”，他本人则宣称自己“永不沉没”。

在我看来，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踪”西哈努克，他的回归受益于世界局势演变，是国内和国际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戴高乐时期广为法国人民所知，随后几代人对他了解甚少，但是他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且持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局势的演变中，西哈努克始终在场。

西哈努克的祖先缔造了吴哥王朝，作为与传奇的高棉王族一脉相承的后裔，他于1941年登上王位。那年他才19岁，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他以柬埔寨国王和佛教僧迦首领的身份，结束了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关系，1953年获得民族独立。1954至。1969年期间，柬埔寨迅速发展。他历经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战争、朗诺政变（1970）、红色高棉政权（1975—1979）、越南占领（1979—1989），度过长达20多年的流亡生涯，1991年起返回故土，重建祖国，1993年再次登基成为国王。他是世界上唯一两度退位的国王，1956年第一次把王位让给父亲苏拉玛里特亲王，2004年让位给儿子西哈莫尼亲王继位。

西哈努克总是身居高位，主持国务或领导抵抗运动，同时他还是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忙里偷闲写了大量歌曲（包括歌词和歌谱），演唱歌曲，尤其是拍摄过许多电影，早期影片记录了1970年之前、如今已经部分绝迹的束埔寨，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见证。他还写过几本书，毕生酷爱体育，尤其喜欢足球。

他先后有7位夫人和1位王妃，生育了14个子女，8个夭折，5个被红色高棉杀害。他膝下有29个孙辈。

他虽然是一个小国的领袖，却与世界上的大人物过从甚密，无论戴高乐还是毛泽东。

他借助自己的网站与全世界沟通，在2012年10月15日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就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总而言之，这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君王。我渴望写一本书，告诉人们，我是如何通过他以往的行动去理解他，当下我又是如何认知他的。

我首先从了解束埔寨及其历史入手。有时读到一些批评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文章，我不禁感到愕然，多数场合下的批评是出于无知，有时则是恶意中伤。因为我个人经历与他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想我应该写这本书，把我对他的了解和盘托出，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的故事和生平。

我听说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人们称他为亲王。准确时间记不得了，我想大概是在我担任法国社会党亚洲事务部负责人（1979—1981）的那段时间。弗朗索瓦·密特朗时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利昂内尔·若斯潘为第二号人物，负责国际问题。

仔细又一想，实际上要早得多。我青年时代热衷于中国革命和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1970年就听到过西哈努克亲王的名字了。

那一年我在波尔多国立农业工程工程师学校念书，记得我参加了抗议朗诺、施里玛达在束埔寨发动政变的游行，这些人得到美国的支持，推翻诺罗敦·西哈努克。我并不知道这件事连带产生的各种后果，就加入游行队伍，高呼那条著名的口号“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支那必胜”。政变发生之后，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受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接待，担任束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主席。这些我都知道，也读了一些关于他活动的文章，但那时我并不了解他个人的经历，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1979年，我在国家行政学院（伏尔泰班）学习，利昂内尔·若斯潘委托我负责社会党的亚洲事务。不久前在梅斯代表大会（4月）上当选第一书记的弗朗索瓦·密特朗任命他为社会党第二号人物，负责国际问题。于是我开始为每个亚洲国家准备案卷，分析每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以便向希望了解情况的党内领导人提供国情解读，或者根据时事的需要草拟公报。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关注柬埔寨错综复杂的局势。

走出红色高棉时期（1975—1979）的束埔寨元气大伤，正被越南军队占领。就在此时，西哈努克的形象在我的分析中跃然而出。尽管他那时流亡北京和平壤，法国政界人士大都认为他已经“完蛋”了，我却认为，凡要解决束埔寨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他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事实上，撇开那些说他想入非非或随心所欲的陈词滥调，我发现从1941年19岁登基以来，他在国内的地位始终令人瞩目，而且在亚洲和世界上随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不断发挥作用。他是不结盟运动以及法语国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并与当代世界的巨头们多有接触，铁托、纳赛尔、苏加诺，还有戴高乐、毛泽东、金日成。

我甚至杜撰了一条理论，认为“哪儿有西哈努克，哪儿就是束埔寨”。我觉得西哈努克在国外的举措言行，和他遇见的人，对于祖国的前途而言，要比国内发生的更为重要。

我坚信必须“打西哈努克这张牌”，必须支持他，使他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当国内各派力量厌倦争斗，或者没有能力继续打仗的时候，他是唯一能够被各派所接受的人物。尽管他与美国关系疏远，但是只有他说的话，能够同时被西方列强、越南、中国和联合国所听取。

我给自己定了目标，即通过文章、内部文件、演讲报告等方式，努力说服社会党内关心这个问题的主要领导（当时寥寥无几）接受这个观点，尤其要说服利昂内尔·若斯潘，通过他再去影响弗朗索瓦·密特朗。

结果很奏效，利昂内尔·若斯潘同意署名发表由我草拟的关于束埔寨局势的文章。这篇文章阐述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西哈努克亲王在这个过程中应起的关键作用。该文章首次提出柬埔寨问题的“西哈努克解决方案”，刊登在1979年8月11日的《世界报》上。弗朗索瓦·密特朗原则上同意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此次会见于1979年1 1月在社会党总部（当年设在巴黎波旁宫广场七号乙）举行，我参加了这次会见。

1979年12月底的束泰边境走访，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无论在难民营还是在躲避各派子弹横飞的炮弹坑里，到处都听到饱受摧残的人民饱含深情和敬意地跟我说起“慈父般的亲王”，说起他1970年以前领导束埔寨的幸福时代，他们期盼亲王重返祖国，结束这些充满战乱和杀戮的苦难年代。

骰子已然掷出。这次的初次接触成为我与西哈努克亲王长达30余年特殊关系的开端。它使我（当时没有这么想过）经常见到他（在巴黎、北京、平壤、金边），娶了他的孙女南达·黛维公主（夏卡朋亲王之女），成为其曾孙女加亚黛维·茱莉亚·索里一美地（jayadevi Julia Soreath—Methi）的父亲，加入束埔寨国籍，荣获束埔寨王家荣誉军团军官称号，在这个国家从事很多工作，并萌发了为这位影响祖国进程70余载的非凡人物著书立说的欲望。他的经历不同凡响，堪与高乃依或莎土比亚笔下的人物媲美，有时令人恐惧，之后变得平和，如今已经结束，因为他已经于2012年10月15日去世。

为了理解诺罗敦·西哈努克一生行动和决策之重要性，有必要将它们放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中考量，而不是根据当前的标准予以评判。

我们必须了解束埔寨王国、法国保护领地、泰国（古称逞罗）、越南（比如安南、交趾支那、东京）等强大邻国、二次大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战争、美国的角色、红色高棉、印度支那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20世纪末世界与东南亚的局势等。

我在这本书上花了很多时间，寻访了许多当事人，倾听他们的见证，大量阅读报纸、书籍以及网上的文献资料。关于诺罗敦·西哈努克，零星分散的信息很多，但是综合性的专著少得很。诺罗敦·西哈努克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自己和柬埔寨的文字。40多年前诞生的《文献月刊》是无比珍贵的信息源泉。1970年政变之后，西哈努克亲自创办这份月刊，旨在宣传自己的活动，他对某个问题的立场以及他会见的人士。

他坚持至少每月出版1期《文献月刊》，多数为1月2期。除了沦为“红色高棉囚徒”的那段时期，他从未间断过。《文献月刊》经常刊登署名罗慕·里特的来信，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西哈努克多次申明此人是他的一位朋友，上了年纪，住在法国比利牛斯地区，不过有人认为罗慕·里特就是西哈努克本人。

感谢所有支持我完成这部著作的人们，首先当然应该感谢已故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本人。成书过程中，他以口述和书面资料帮助我，却从来不过问我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