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当代中国，生活的中心问题永远是一样的：善与恶、爱与恨、动荡与稳定、幸福与责任、自由与安全，而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心灵与头脑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种方式来诠释和面对，他们提供了足以穿越时空的、生生不息的伟大智慧。

钟明、邵党国编写的《胡适--人生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告诉你品读胡适，我们将学会不受人惑，学会正视当下，实在生活。

胡适终其一生都在教导年轻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应有怀疑精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高喊“主义”的人很多，不少学生受此鼓动，竞相罢课空谈。胡适劝导他们道：“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胡适一向主张打倒只喊口号的“名教”，反对思想停留在纸上，强调应“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钟明、邵党国编写的《胡适--人生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告诉你品读胡适，我们将学会不受人惑，学会正视当下，实在生活。

不让人牵着走的胡适(代序)

第一章 实实在在，做好你自己

第二章 真理在澡盆里，也在人心里

第三章 每一个小我都永垂不朽

第四章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第五章 什么是贞操，什么是爱

做好你自己

如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爱；但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大宇宙中谈博爱》)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要成就大业、承担大义就得忍辱负重，忍辱为了负重，忍辱才能负重。面对席卷而来的历史洪流，任何高调都只会在瞬间被湮没，而唯有扎扎实实地做好你自己，不放弃，不妥协，以“平庸的善”对抗“平庸的恶”(汉娜·阿伦特语)，这人生与社会才终有转机。精神不老丹

我读这一段时，觉得内中有一节很可给我们少年人和壮年人做一种永久的教训，所以我把他提出来抄在下面：“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六十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成为旧人物了。”我们少年人读了这一段，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的精神，做那时代的新人物吗？”这个问题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问自己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方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

我们应该早点预备下一些“精神不老丹”，方才可望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这个“精神不老丹”是什么呢？我说是永远可求得新知识新思想的门径。这种门径不外两条：一、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潮可以源源进来：二、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潮的种子，预备我们到了七八十岁时，也还有许多簇新的知识思想可以收积来做我们的精神培养品。(《不老——跋梁漱溟先生致陈独秀书》)

人生应该永远保持开放的心灵与独立的判断，从少年到白头。

《左传》说的三种不朽是：一、立德的不朽，二、立功的不朽，三、立言的不朽。

“德”便是个人人格的价值，像墨翟、耶稣一类的人，一生刻意孤行，精诚勇猛，使当时的入敬爱信仰，使千百年后的人想念崇拜。这便是立德的不朽。

“功”便是事业，像哥仑布发现美洲，像华盛顿造成美洲共和国，替当时的人开一新天地，替历史开一新纪元，替天下后世的人种下无量幸福的种子。这便是立功的不朽。

“言”便是语言著作，像那《诗经》三百篇的许多无名诗人，又像陶潜、杜甫、莎士比亚、易卜生一类的文学家，又像柏拉图、卢梭、弥儿顿一类的文学家，又像牛顿、达尔文一类的科学家，或是做了几首好诗使千百年后的人欢喜感叹：或是做了几本好戏使当时的人鼓舞感动，使后世的人发愤兴起：或是创出一种新哲学或是发明了一种新学说，或在当时发生思想的革命，或在后世影响无穷。这便是立言的不朽。P6-9

北大校长、文学革命领袖、白话创始人、最有成就的史学家、中国新教育的领袖、新红学家、禅宗史研究大家、《水经注》研究最有成果的学者等等，胡适的头衔何其多也！我给他的画像却唯有一点：不受人惑。

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一点，胡适本人确实做到了。

他敢于拒绝。1947年，蒋介石想请胡适出任“考试院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1949年，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1950年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不过胡适对此全无兴趣，照样严词拒绝！

他也敢于质疑。胡适在美国求学时，一天他问了五十个中国朋友对于《天演论》是否相信，结果个个回答相信。而当胡适再问《天演论》的理论依据时，却只有两三个人回答得出。他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甚至质疑过孙中山先生，“然而(孙中山的)‘行易’之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并且他反对政治对大学教育干预，主张在教育界保留一块净土，保持思想的独立自由。

胡适常告诫青年不要被他人“牵着鼻子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高喊“主义”的人为数众多。学生大多数是热血青年，受此鼓动，竞相罢课空谈，荒废学业。此时胡适劝导青年们道：“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易卜生说的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

从美国学成归来，站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点上，胡适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深刻的。他一向主张打倒只喊口号的“名教”，反对思想只停留在纸上。因为只有热心，没有方法，就只能是一个虚幻的梦，我们民族这“老英雄便是这样做了几千年的迷梦，以至于被动挨打，不得不醒来”。他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固然东方也曾有主张博爱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产的思想。但这些不过是纸上的文章，不曾实地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

岁月沧桑，胡适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百年后仍旧熠熠闪光。

胡适师承实用主义大家——美国人杜威。胡适刚回国就着手进行实用主义的试验和研究。他主导编制《壬戌(1922年)学制》，是此后学制形成的基石：将小学七年改为六年，将中学四年改为六年，大学取消预科，大学修业年限为四至六年。

他也曾写就一篇《贞操问题》，语不惊人誓不休，把当时褒扬“贞洁烈女”并拟定了可循之章《褒扬条例》的迂宿官僚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开宗明义：…贞操’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是可以彻底研究，可以反复讨论的。”人们信奉多年的“想当然”，原来竟是无稽之谈。胡适就是秉持这样的信念：“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怀疑的目的，是要胜过疑惑，而建立一个新的信仰。”

做学问，胡适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待人，他则在有疑处不疑。胡适待人和善，不仅社会名流，连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

胡适于1962年逝世，但其影响力至今不衰。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说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有进步。”

今日要谈“民主”“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不提到胡适。似乎他就是这些新思潮的弄潮儿。但是他在教导自己学生时，最喜欢引用“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先生终其一生，就是教导年轻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对人对事都要“半肯半不肯”，要不受人惑，自铸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