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中著的《陈独秀在上海》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研究书系之一，书稿共十章，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成为中国托派领袖，对于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作了认真详细的记述，对于了解陈独秀生平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他又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逝世后70多年，对他的评价一直争论不休。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陈独秀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经此出境，五度东渡到日本进行学习和考察，接触了西方的先进文化。

沈建中著的《陈独秀在上海》对于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作了认真详细的记述。

绪言

第一章 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要救亡，先启蒙

 二、主笔《国民日日报》

 三、改造国民性

 四、创办《新青年》

 五、“后来责任，端在青年”

第二章 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二、投身工运实践

 三、在上海首先建党

 四、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

 五、推动各地建党

 六、缺席中共一大的中央局书记

 七、对错误思潮的批判

第三章 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一、一大留下的遗憾

 二、首次提出《对于时局的主张》

 三、主持召开中共二大

 四、制定第一部党章

 五、“拒绝朱德入党”的一场公案

 六、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入侵

 七、同胡适在政治上决裂，但私人友谊永存

第四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激流中

 一、对党内合作态度的转变

 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

 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四、“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五、帮助国民党改组

第五章 推动国民会议运动

 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二、上海成为国民会议运动的中心

 三、发展与评价

 四、“毫不妥协”与“尽力忍耐”

 五、主持召开中共四大

第六章 领导五卅运动

 一、二月罢工成为反帝风暴的前奏

 二、五卅运动的兴起

 三、斗争策略的制定与应用

 四、对五卅运动的总结

第七章 “三次大让步”的真相

 一、站不住脚的“政治上的大让步”

 二、布勃诺夫的妥协导致“军事上的大让步”

 三、鲍罗廷的退让导致“党务上的大让步”

第八章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烽火中

 一、直面工运低潮

 二、两次未成的起义

 三、领衔组建特委

 四、创建市民的政权

第九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前后

 一、签署《汪陈宣言》

 二、主持召开中共五大

 三、重返上海

 四、拒绝赴苏参加中共六大

 五、痛失爱子

 六、“中东路事件”的风波

第十章 中国托派领袖

 一、转向托洛茨基派

 二、被开除党籍

 三、对大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

 四、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

 五、声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六、最后一次被捕

结束语

二、投身工运实践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从天津回到上海。他在上海公开发表谈话说：“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表明陈独秀认为学生力量实在太薄弱，必须要依靠工人阶级。北京缺乏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1919年“六三”后，上海工人阶级发挥过巨大的战斗力，表现了新的觉醒。于是陈独秀就在上海开始了工人运动的启蒙运动，并以工人运动的基地——上海，作为全国的建党中心。

2月27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首先成立于北京，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17人曾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陈捐洋30元。现在又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一时都纷纷成立工读互助团，但过了不久，全都失败了。

29日，江苏省教育会请陈独秀演讲教育问题，陈独秀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主观主义，是教师只知道以“自己做本位”，“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进去。应当以学生为本位”。形式主义的毛病，是“只重外面好看”，不讲内容。

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不久，孙中山就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亲笔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

4月21日，他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不久，陈独秀的演讲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了劳苦工人。

1920年4月间，陈独秀搬进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幢房子是柏文蔚让给他的。老渔阳里2号是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多平方米。这里就是陈独秀的住处，是《新青年》的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也是中共一大之后第一届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宣传的是民主主义，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现在宣传社会主义，他自觉地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认为最高的觉悟是阶级觉悟。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陈独秀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把他刚刚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给工人。他在1920年1月就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劝说“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象《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他还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

给工人办刊物，首先需要了解工人，调查当时上海的一些工会团体。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1920年3月，他“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第7卷第5号还发表了《本志特别预告》：“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六年美国芝加哥大会议决八小时底运动胜利纪念日，后来每逢此日，欧美各国劳动界，常有盛大的纪念活动。本志……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

《劳动节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劳动节纪念号》内容丰富新颖，共约400页，相当原来一期篇幅的两倍多。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的题字，其中有9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张玉堂“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刘光典“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工人的题字和照片刊登在举国闻名的大型刊物《新青年》上越发显得光彩夺目。

P26-28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他又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逝世后70多年，对他的评价一直争论不休。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和金融中心。在投入思想启蒙和开展民主革命的宏图大业中，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独秀这位安徽人，与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发生了长期的、深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海既是他的得意之地，也是他的伤心之地。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长江边上的安庆。少年时期的他，就耳闻处于长江口的上海。1897年德国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他身居安庆，心怀天下，每时每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密切注视着列强侵华的动向及意图。就在这一年的岁末，面对祖国所临危局，他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已散失）、《扬子汀形势论略》两篇军事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指出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为此而心急万分，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陈独秀向清王朝提出了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希望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该文共7000余字，引经据典，从古到今，娓娓道来。从长江上游的四川直到下游的上海吴淞口，对江水的走向、缓急、深浅以及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一一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并依据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

他特别重视长江口——上海的江防设施，因为最早的帝国主义侵略是从海上来的。他认为吴淞口处虽然有吴淞、南石塘两炮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在最紧要之处“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所以，“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航路，再“切力整顿”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既扼”南航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遏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至大敌当前，方有把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江口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使人感叹的是，年仅18岁的陈独秀竟然对长江水文及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早年陈独秀虽然未曾到过上海，但他对这里的地理情况十分清楚，对这里的军事防务也颇有研究，对上海周边的主要地点均有详尽论述。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陈独秀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经此出境，五度东渡到日本进行学习和考察，接触了西方的先进文化。

1903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协助章士钊编辑著名的《国民日日报》，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1904年初，陈独秀离开上海返回家乡安庆再转芜湖，开始创办《安徽俗话报》。该报的社址虽在芜湖，但每期稿件均由陈独秀在芜湖编好寄往上海，由与他熟识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后寄回芜湖发行。在编《安徽俗话报》期间，他还到上海，参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蔡元培、黄兴等人研制炸弹、组织暗杀和武装起义等活动，失败后再返芜湖继续办报。

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开始了。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猛攻。他认为《新青年》只要花十年八年功夫，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结果还不到一半时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领导并亲自参与了五四运动，公然在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结果被逮捕、坐牢。出狱后，他的思想更加激进。1920年他回到上海，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第一个党章，提出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民选的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但是没几天，全副武装的蒋介石就杀到了上海。他踌躇满志地提出要和蒋介石决斗，但是共产国际却命令他千方百计避免与国民党和北伐军发生冲突。为了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缓和同国民党的矛盾，他与汪精卫联名发表了《汪陈宣言》，《汪陈宣言》发表后，陈独秀即离沪赴汉。接着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陈独秀在蒋介石到上海之前，就发出了警告，警惕蒋介石叛变革命；蒋介石到上海后，他又提出要与蒋介石决斗，四一二政变后却有人指责他麻痹了革命者的斗志，使广大群众丧失了革命警惕，使大批革命同志倒在血泊之中。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又回到上海，他的两个儿子（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和许多亲密战友都在上海倒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无限悲愤的他，欲哭无泪。然而他却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在上海被开除了党籍。一顶顶沉重的帽子戴在他头上，而且不允许他辩解，这是他最悲惨的时刻。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738个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一小部分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命令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监督下贯彻执行。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他在上海统一了中国的托派组织，走上了另一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1932年10月15日，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此前在上海他曾被捕过两次）。19日夜，在全副武装的军警押解下，陈独秀被送往南京，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上海——这个令他感慨万千的繁华大都市。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一时间全国震动。国民党党棍、军阀及一些极右分子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陈独秀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呼吁“立即处决”。而蔡元培、柳亚子、翁文灏、林语堂、胡适、蒋梦麟、杨杏佛等人感念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或钦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纷纷进行营救工作，争取陈案公开审理，反对暗箱操作军法从事。宋庆龄还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10月25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询陈独秀。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纸条，围着陈独秀，向他索取墨宝。陈欣然挥毫，奋笔疾书：“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陈独秀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直截了当地表示绝不会向国民党反动派低头。在他的传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篇章，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获得了广泛同情和尊敬。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对陈独秀进行劝降，劝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陈独秀的态度相当倔强，决不肯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徐恩曾灰溜溜地碰了壁，就请出陈独秀1919年前后在北京大学的老同事来劝说，同样毫无效果。

何应钦传询陈独秀之后，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将陈等转送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向陈推荐辩护律师。陈“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还自告奋勇，义务担任他的律师。

1933年4月14日，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检察官起诉书揭发陈独秀“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等，指控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章±钊出庭辩护，说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还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为陈独秀曲为巧辩，甚至认为“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

在章士钊辩护后，陈独秀立即拍案而起，郑重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他的本人文件就是《陈独秀自撰辩诉状》。法庭就是战场，手中如有刀枪。面对这次审讯，他早就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撰写好了辩诉状。陈独秀丝毫没有争取从宽处理的打算，而是抓紧机会进行一次公开的政治斗争。他光明磊落地为自己建立共产党、要解放工农、要推翻反动政府的正义性作辩解：“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陈独秀大义凛然地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他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

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雄辩地论证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他认为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国”的实质。

在义正辞严地为自己辩护后，他矛头一转，犀利地攻击敌人，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试问谁为‘危害民国’？”陈独秀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己变成了原告，把法庭当作战场，—下子使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

陈独秀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他要求法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这次法庭斗争，陈独秀变被告为原告，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轰动社会。他的气吞山河的辩诉状，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巨大，亚东图书馆将此编入《陈案书状汇录》出版，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还选为法律系教材，一时传为法庭辩护的楷模。这一现象与国民党法庭的判决决然相对，它是对陈独秀抗辩的一种社会认可，是对国民党当局的绝妙讽刺和无声反抗。陈独秀以不久前刚刚抒发过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魄，傲然挺立在敌人的法庭上，再现了“五四”时期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的勇敢精神。他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在法庭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陈独秀被判刑13年。他不服，提出上诉，后减为8年。

1934年他在狱中写了《金粉泪》56首，猛烈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金粉泪》是一组七言绝旬，全诗感时伤事，倾吐了陈独秀胸中的愤懑，抒发了陈独秀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怀。他酣畅淋漓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前途，无限同情中国人民经受的苦难。

著名画家刘海粟去看望陈独秀，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一副脍炙人口的珍贵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给刘海粟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这副对联“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的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情绪”。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8月13日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所住的牢房，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他见到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还“谈笑自若”。

于是陈钟凡便与胡适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有人保之外，还需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听说后勃然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但是，当时时局已万分紧迫：—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他们拟了_一个公文，声称陈独秀入狱以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所以予以减刑。陈当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

8月23日陈独秀出狱，第三天就给《申报》馆写卜封声明信，指出：“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同时也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陈独秀于9月9日乘江轮去武汉。他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宣传抗战，表示竭诚拥护抗战。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陈独秀这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抗日战争有了更高的认识，而对国民党政府，则有了新的观察和期望。

对于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并且，他在《抗战中应有的纲领》中写道：“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陈独秀批判了托派中对抗日战争的错误观点，并且愤怒痛斥日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山川均、佐野学和铃木茂三郎等宣扬的“爱国主义”论调。

应该指出，陈独秀拥护国民党政府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邮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严正拒绝了。胡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都一一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为了合作抗日，陈独秀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负担。

陈独秀出狱不久，就明确表示：“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这说明他同托派“分手”了。

陈独秀出狱，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欢迎。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还把他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

这时，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他们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反对，王明却认为；“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康生炮制、发表了一篇长文一《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信口雌黄地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这种诬陷是耸人听闻的，当时舆论大哗。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九位知名人士在三家报上撰文，为他辩诬。由此，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中断。

当时胡适邀请陈独秀赴美，进行著书立说；托洛茨基也请他到美国创建第四国际，他不愿意去。他认为“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就连香港也不愿意去（有人劝他去香港以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控）。

陈独秀在1938年6月动身进四川，7月2日到重庆。后又上溯90公里到达江津县。最后，陈独秀来到山村鹤山坪，住进了石墙院。这是一个四周高山林立，人迹罕到的地方。

许多北大校友来看望老师，一些人要资助生活费用，陈独秀对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者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分文不收。他还拒绝了蒋介石的资助。

穷途潦倒、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晚景凄苦，常常无米下锅。但他依然十分关心政治与人类的命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提出了对于民主的新见解，这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逝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