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下)(精)》在英语世界享有极高的口碑,近年来一直是作为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必备参考读物;《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重在阐述中国文学中的议题,省略了不必要的原文征引,叙述流畅,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主编梅维恒在国际汉学家享有极高的地位,他的博大、奇妙的视野使得这部著作的格局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下)(精)》全面叙述全球华人的文学创造,算得上是全球华人文学史。
西方汉学界公认的中国文学史经典读本。
季羡林生前推荐引进,出版社历时十年周折最终翻译出版。
汇聚全球汉学家,以国际化视野颠覆传统研究方式。
海外知名学者夏志清、宇文所安、康达维、顾彬、李欧梵、王德威、白亚仁、白安妮、何莫邪、柯慕白、施文林、刘禾等联袂推荐。
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下)(精)》全面描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各类景象,且以世界文明史、文学史为参照。年代跨度自远古迄当代,而叙述对象还包括了中国港澳台地区作家、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首次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为主题划分篇章,而第一篇章总括介绍中国文学的关键要素。每篇章内容以时间为序,独立成篇,其中涉及到的话题包括:相关作品的历史背景、流行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冲击、女性的角色、与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的交流,等等。
第一章 语言和文字
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因此我们的中国文学史,从对汉语及其书写形式汉字的介绍开始。很不走运,关于汉字和汉语有太多的民间神话和错误观念。因此,这一章会放慢脚步,专心细致地介绍汉语书写系统的基本元素和特征,对汉字和汉语根本性质的牢固把握是准确理解和真正欣赏中国文学的一道坚实基础。
首先要强调的最重要一点是,现在并不存在,也未曾有过(除了在四千年前汉语发轫时期)一种单一的汉语。像所有人类历史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一样,汉语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关于中国有一个流布甚广的错误观念,即认为所有中国人(除了所谓少数民族)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仅有“口音”或者“方言”上的细小差别。关于中国语言的第二个重大误解,是认为汉语和汉字是同一的:汉字就是汉语。这一观念明显错误,但是在公众想象中却几近普遍。同样,像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一样,汉语比汉字更为根本,且先于汉字。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衍生工具。在口语和书面语中总是有沟壑相隔。汉语和汉字尤为如此,在至少过去的两千年中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明显的鸿沟。
在现代社会发明出或多或少可以忠实记录话语的各种机械电子录音设备之前,我们对语言的知识都依赖于书面记录。由于古代汉语口语经过数千个字符所构成的汉字的过滤,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
要估量汉字/汉语二元性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事先必须在脑海里牢记文言和白话两种文体的分道而行。用我们熟悉一些的术语来说,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区别,就好比古典希腊语和民间希腊语,古典拉丁语和现代意大利语,梵文和印地语之间的差别。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分野并不绝对,但是在对于语法、句法、词法和音韵学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的语言学家看来,其界限通常相当明显。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差别甚大,甚至可以说是各自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体系。文言文基本上是一种书面语言,而书面的白话文则是一种与以阿提喀方言为主的希腊共通语言类似的民间通用语,与中国地方(特别是北方)的各种口语有模糊的纽带。一般而言,通用语无论何时都与首都方言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问题在于,中国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分野从来就不清晰,因为二者频繁互相借鉴。于是在唐代(618—907)大诗人如杜甫(712—770)的诗中,会有一些白话表达,而不羁的寒山和尚(约九世纪)的白话诗基本上在古典框架中写就。
中国文学史中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和欧洲、印度以及其他地方不同,许多汉方言从来没有发展起自己的白话文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有两种书面汉语,即文言文和通用白话文。而且通用白话文或多或少浸润了很多文言元素,与任何地方的实际口语都没有太高的近似度。 本章首先讨论汉语的起源、经典化和特征,然后考察汉字的历史和文化内蕴,最后以中国目前的语言和文学状况收尾,并兼展望未来。
若要完全专题式地讨论汉语和汉字,还应该包括其他主题,如声调的作用和标记,其他东亚文化书写系统的影响,书写材料与工具。但是这些主题过于专业,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理论和实用话题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不会给它们留出专门篇幅,不过会在行文中提及,许多内容也会在本书其他章节中加以讨论。
·起源和亲缘关系
汉语的起源性亲缘关系至今仍迷雾重重。许多学者认为汉语和藏缅语有关联(于是,我们常听到“汉藏语系”的提法),宣称在它们之间发现了近干个同源词,但是却未能总结性地列出它们亲缘关系的确切性质和范围。另有一些学者发现南岛语族(也称为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族,分布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中国台湾、大洋洲诸岛、马达加斯加)或其他语族同汉语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实际上,我们对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复杂起源、青铜器时代诸国的首度兴起、铁器时代帝国的大一统了解得越多,也就会越清楚汉语语系的起源交织了与六种或更多考古文化之间的互动。从这些已经湮灭文化的地点和原生语言(许多仍然保留在地方族群的语言中)来看,它们都是单独的语言学实体。在这层意义上看,汉语语系是后来发展或聚合起来的,其萌芽混合了之后汇聚成中华文化的多个地区文化语言的各种元素。
P19-21
中文版序
梅维恒(Victor H.Mair)
欣闻《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已经译就,即将问世。在所有单卷本中国文学史中,最全面完整的当属这部作品,本书还对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全新诠释。每一章的执笔者都是目前各自领域中最权威的学者,因此可以说,不管你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学史中的古典文学,还是白话文学,或者精英文学、通俗文学或者民间文学,本书都称得上是可信赖的有用的研究工具。
衷心希望《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能在中国受欢迎,也希望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能对中国读者有所启发。中西方的研究方法要碰撞出火花,但愿本书能尽到一点绵薄之力。
将这部厚重的作品译成中文,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谢谢三位译者。也要感谢新星出版社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以及玉成此事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中国读者若在本书中读到某些新鲜和有意思之处,那将是我能得到的最好回报。
1901年,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著出西方世界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后,在整个20世纪中,有多部中国文学通史问世。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当属2001年梅维恒教授与中国文学史各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合作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及2010年孙康宜和宇文所安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本书主编梅维恒(Victor H.Mair),是中国语言及文学、考古、比较文化研究方面的海外代表人物。生于1943年的梅维恒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主修英国中世纪文学。1965年加入美国和平队(US Peace Corps),在尼泊尔服役两年的经历,使他对东方文明产生兴趣。后进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学习,对敦煌变文进行深入研究,并于1976年获得博士学位。1979年起,他长期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攻佛教通俗文学和中印文化交流史。
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可谓周折。2009年秋,时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的刘雁女士因先前谈定的译者难以拨冗完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赵稀方教授的介绍下与马小悟进行联系。马小悟则开始与素未谋面的张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厦门大学文学院)、刘文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作,张治负责小说部分和最后三章(朝鲜、日本和越南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刘文楠则负责散文部分。第二十五章“诗与画”,则邀请专治中国美学史的张建军(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所)帮忙译出。其他部分和附录、索引、原书边码以及统一全稿等工作均由马小悟负责。
译文定稿在2011年5月完成。由于全书部头太大(原书共1342页),编辑难度自然可以想象,所以又隔了几年才终于能够付梓,实在感谢新星出版社的社长谢刚先生对这本书的关心,刘雁女士对译者的信任,数位编辑以及社科院文学所刘倩女士对全书质量的把关。
迄今为止,这部书仍然为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最佳西文著作……这非同凡响的鸿篇巨制,能长久地同时满足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的需求。——康达维(David Richard Knechtges,华盛顿大学教授)
这部著作全面呈现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为读者了解广大而又复杂的中国文学世界提供了最佳门径。同时,它也兼顾了两类关键背景——中国文学的自身传统以及在东亚、西方世界更新的研究领域。该书叙述广泛而毫不独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教授)
他(梅维恒)的眼光开阔,看得远一些。我们不注意的一些东西,他注意到了。——季羡林(已故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