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中国生活的池面上
——王干印象
郜元宝
想因王干而写点什么，或者为王干写点什么，真是久矣夫非止一日了。1998年前后，苏州某文友最先说，他要写文章赞扬王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叫我也写。之后北京、广州、南京及其他某地的某某都有此议。这是个好主意，我竭力附和。不知怎么，文章后来一篇也没见，我的这篇印象记也拖延至今才出笼。弹指一挥间，十几年过去了，幸亏当初商量时王干不在场，否则他可要引鲁迅遗嘱第六条，“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来感慨一番了。
王千成名早，差不多“新时期文学”发动后不久就跃上文坛，那时我还在读书，是他的一名读者。后来认识了，只觉得他太忙，所忙不为别的，总与文学有关，至少也是以文学的名义。王朔曾说王干是“中国文坛奔走相告派”，这在许多人听来是恶意调侃，我倒觉得是对王干极高的赞许与感谢。文坛上像王千这样为文学的每一个进步真诚地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者曾经不少，但一以贯之，虽“失去轰动效应”犹不改悔，王干之外，多乎哉，不多也。王干也失去了当初那份兴奋劲，但看他近来评论、随笔和散文，因为不像往昔那么容易激动，对文学反而有了一种低调的坚定和痴迷。这是真热爱，用疾风劲草、冬寒后凋之类的旧话形容，有点过于悲壮，但人的定性，由此也就能看出几分来。
我爱读王千文章，也喜欢和他聊天谈文学，因为信息多而快。奇怪，无论个别交流，集体讨论，还是大会发言，浑身透着聪明的王干总显得木讷，甚至让人感到随时有思维短路之虞。他激动，兴奋，投入，话却不多，又说得慢，还挺费力。及至看到他与某次聊天话题有关的文章，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天机骏利，洋洋洒洒。原来他聊天时并未完全委身于谈话本身，他的心魂仍留在阅读感受中出不来。或者说，他一半人在七嘴八舌的聊天语境中，大半个人还沉浸在个体隐秘、依然发热的文学体验里，左拉右扯，自然不会言辞便捷。可说得愈多，人愈兴奋，说出来的难度也愈高，非行之于文，不能释放其丰富的文学积蓄。
作为一个文学中人，王干的日常存在状态就是如此。
影响王干语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肯倾听，尊重别人的思想，浑然忘记大段阐述自己的主张，甘心用破碎的言辞欢迎和追随别人的话语。比如，用“对、对、对”来肯定别人的说法，巩固别人还不成熟的构思，鼓励别人充分发挥以免中途“卡壳”。甚至“对、对、对”也不要，像孩子发现宝藏那样眼睛雪亮，以手直指前方。这种身体语言是王千在与朋友谈文学时经常使用的。他注重聊天质量，不想霸占话语权，所以同他聊天特别轻松，过瘾，自己好像无形中也变得聪明起来。 这样一个难得的文学谈话良伴，编辑《钟山》理论版期间，使这家杂志在全国兄弟期刊中成为翘楚，也就不足为怪。《钟山》过去十几年发现培养了许多青年评论家，命名、推出了许多热闹一时至今仍被反复纪念的文学话题和说法，许多均与王千有关。有一次王干和《钟山》编辑部来上海作协小礼堂为王安忆《长恨歌》开研讨会，他几乎一言未发，始终兴致勃勃地倾听别人发言，恪守编辑的职分。他是《长恨歌》最早的读者之一，有许多独到的想法，但既然是“本刊行动”，就尽量让别人发表意见。这是王千主持《钟山》评论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一年冬天在北京开会，休息时我和陈晓明、张颐武在房间聊天，话题围绕当代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随意展开，王干走进来听了一会儿，兴奋地拿出皮夹子，说，你们的谈话本杂志(他后来主编的《中华文学选刊》)要了，回去赶紧写出来，这是预支稿费!我推测，他当年和晓明、颐武等合作，接连在《钟山》打出“后现代”“解构主义”“新状态”“新历史”“新写实”“情感零度”“联网四重奏”等令人应接不暇的旗号，也就用这种趁热打铁、见到就抓的敏捷手法和甘居幕后、不占先机的谦逊态度吧?
王千制造话题而让别人唱主角，另一个原因是他跟唱主角的人之间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这不仅包括文学观点，更联系着认识和谈论文学的方法。王干是评论家，但他的评论不是从理论(或学问)到作品，而是直接从文学中而来，从作品中而来，从对作家贴近的了解而来，从极私人的阅读感受而来，最后也回到文学中去，甚至回到生活中去，而并不无限拔高到某个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层面。这样的文学认识需要培养属于自己的语言，才能恰到好处地说出来。王干写过一些大块头理论文章，显示了他的气魄和学识，但我更喜欢他那众多短平快似乎并不十分用力的点穴式文章，直抒胸臆。摆脱理论纠缠，与读者一起身临其境，近距离触摸文学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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