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是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唯一珍贵自传，简体中文首次无删节出版。书中提及了她两次勇敢追爱、失踪的一周、作为考古学家夫人环游世界等。扣人心弦的故事与丰富的人生吸引了全世界读者。

本书还讲述了《无人生还》、《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创作背后的故事，还原了缔造大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的经过。

全世界都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侦探小说女王，熟识她笔下的名侦探、有趣的故事，以及曾神秘失踪两星期。而身为善于描绘的作家，她如何讲述自己的一生？

作为女性：从淘气儿童到魅力少女，从女儿妹妹到妻子母亲，从对爱失望到重获幸福。阿加莎那些优雅的建议如今听来依旧时髦、实用。

作为作家：从兴趣爱好到职业，作品渐渐畅销，并开创新的创作领域。阿加莎对立志入此行的年轻人的教诲句句发自肺腑。

作为旅行爱好者：与爱人周游世界，独自踏入东方，不同心境的阿加莎开出超个性攻略。

作为一个英国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阿加莎，对祖国、战争怀有深情的守护与入骨的憎恨。

读过她的书，再认识这个人。

若你还没读过她的小说，可以从《无人生还》开始，若你不喜欢读小说，可以从这本《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开始，然后再读《无人生还》。

英国版出版前言

自序

第一章 故居阿什菲尔德

第二章 “孩子们，出来玩”

第三章 成熟

第四章 缔姻与期待

第五章 战争

第六章 周游世界

第七章 失去意义的领地

第八章 第二春

第九章 与马克斯共同生活

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一章 垂暮之年

后记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幸福快乐。我有一个我喜爱的家庭和宅院，一位聪颖耐心的保姆，父母伉俪情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和称职的家长。

回首过去，我感到家庭里充满了欢乐。这要归功于父亲，他为人随和。如今，人们不大看重随和这一品性，注重的大多是某个男人是否机智聪慧、刻苦勤奋，是否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是否在事情的规划中“举足轻重”。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有意思：

“你的哥哥是个随和的人吗，皮果提？”我谨慎地问道。

“哦，他是个多么随和的人啊！”皮果提喊着说。

如果针对你的朋友和老熟人，试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你会惊讶地发现你很少能给出与皮果提相同的回答。

按现代的观点来看，父亲也许不会受到人们的推崇，他生性懒惰。那时候是个有固定收入的时代，不少人不必工作也有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因此无须为生计而操劳，社会也不指望他们做什么事。我想，假如真的要父亲工作，他也未必能干得出色。

父亲每天上午离开我们在托基（Torquay）的家去俱乐部，中午乘马车回家吃午饭，午后又去俱乐部，整个下午都打惠斯特牌，傍晚准时回家，换衣服用晚餐。在打板球的季节，他整日消磨在板球俱乐部里，他是这家俱乐部的会长。他偶尔也会组织安排几场业余舞台剧演出。他交游甚广，乐于款待客人，家里每周举行一次大型晚宴。除此之外，他和我的母亲每周有两三个晚上还会外出赴宴。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个多么惹人喜爱的人。在他去世后，家里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而在当地，无论是商人、马车夫，还是老职员，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过来说：“啊，我对米勒先生还记得很清楚，我永远忘不了他。现在这年月，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我不知道父亲具备了什么特殊的品质，实际上他并没有鲜明的个性。在我看来他不是很聪明，但却有一颗质朴慈爱的心，很会体贴同伴。他极富幽默感，能轻而易举地逗得人开怀大笑。他没有坏心眼，从不妒忌别人，出奇地慷慨大方，天性愉悦温良。

母亲的性格则截然相反：她神秘莫测、引人注目，比起父亲来要倔强些。她见解独到、腼腆害羞，归根结底地说，她生性抑郁。

家里的孩子和用人都对她死心塌地，她一开口，别人都会肃然听命，她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一流的教育家。任何事情一经她的口，就会变得饶有趣味且意味深长。她讨厌谈话内容单调乏味，说话时总是从一个主题忽然跳到另一个主题，有时让人感到如坠五里雾中。正如父亲曾经对她说的那样，她完全缺乏幽默感。对于这样的罪名，她以委屈的语气辩解道：“这只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些故事一点也不有趣，弗雷德。”我的父亲为之放声大笑。

她大约比父亲小十岁。从十岁起，她就死心塌地地爱着他。那时候，父亲还是个生活放荡的小伙子，往来于纽约和法国南部之间，母亲当时是个娴静、羞涩的小姑娘，坐在家中思念着他，在她的“小册子”中写几句小诗或随感，为他绣制钱包。顺便提一句，这只钱包后来一直被父亲保存在身边。

真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爱情故事，但是其中也蕴含着深情厚意。

我对我的父母很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而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一项罕见的成就——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至今，我只见过四桩完全成功的婚姻。有没有什么成功的公式呢？我觉得应该没有。我那四个例子的其中之一，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与一个比她年长十五岁的男人。他断言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她则回答说她知道得很清楚，并在大约三年前就已经决心要嫁给他。由于婆婆和岳母先后搬来与他们同住，他们的婚姻生活变得相当复杂——大多数配偶足以因此被拆散。这位妻子是个沉着的人，具有非常坚韧的品质。我觉得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虽然她没有我母亲的才华和才智。他们有三个孩子，如今都长期在外。他们已经相伴了三十多年，仍然彼此深爱。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的男子与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女人——一个寡妇。她拒绝了他很多年，最后还是接受了他，他们幸福地生活了三十五年，直至她离开人世。

我的母亲克拉拉·贝默的童年是不如意的。她的父亲是阿盖尔高地（Argyll Highlanders）联队的一位军官，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受了致命伤，离开了人世，撇下我年轻漂亮的外祖母和四个孩子。当时外祖母才二十七岁，孤儿寡母，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抚恤金生活。那时候外祖母的姐姐刚刚结婚，给一位美国富翁做续弦。她写信给外祖母，主动提出收养一个孩子，愿意将之视如己出、抚养成人。

P7-9

我的外祖母经常对我们说，她把写自传当成一种爱好。我认为特别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完全如此。阿加莎有一个十分幸福且令人难忘的童年，她非常愿意把它写下来，并且文思如泉涌。然而，她每年都要被出版商催稿，直到完成“克里斯蒂的圣诞礼物”（出版商对她的所有小说的代指）之前，她都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的外祖母创作她的自传。同时，这也是她极其忙碌、著作颇丰的年代。她从来没有真正被当时的一些大事件分过心。那些年，《控方证人》在伦敦被搬上戏剧舞台，还有一些她的日渐著名的故事的宣传活动——比如于一九五 年出版的她的第十五本书，《谋杀启示》。所有的事情照样进行，但她仍然愿意每年为她的传记写几万字，并且她可能并不愿意因为她口中的“真正的工作”而搁置传记的写作。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认为这部传记非常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他们可能用了几个星期阅读它，而我的外祖母却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写就它。

说是“写”自传，但我猜其实多半是口述，不过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我也不太清楚。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们清理外祖母在德文郡格林威的家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的书籍和手稿都存放在楼梯顶端、那个我们称之为“传真室”的房间里。我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装在旧纸箱里的老式根德牌磁带收录机和收在小纸箱里的许多盘磁带，磁带明显曾往来于我的外祖母和她的秘书之间。一开始我觉得它们没什么用，因为至少过了五十到六十年了，也许这台机器都动不起来了。

然而我又深深地意识到，记录在磁带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声音实属罕见。仅有那几段已广为知晓的——包括英国广播公司一九五五年的采访，以及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的一九七四年她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药房的经历，在那里她学到了许多毒药知识，日后都体现在了她的书中。我承认自己不精通机械，我也不相信能有人复活这些旧磁带中的精彩内容。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朋友，欧瑞恩‘布朗，是电子技术方面的天才。他拿走了所有磁带，并找到了播放和转换它们的方法。几个星期的杳无音讯之后，一个星期五的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我想我找到方法了！”然后我冲回了家乡考布里奇，穿越了五六十年的时光，再一次听到了外祖母的声音。

我无法描述那一刻是怎样唤起我的回忆的。我非常喜爱她，她的声音听起来近乎怪异。她有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就是在句子中间有非常轻微的咳嗽声，我几乎忘记这一点了，毕竟她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而所有这一切向我涌来，唤起了我对她的记忆。在这些磁带中你还会听到她的狗在叫“汪”，就像回到了沃灵福德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唯一遗憾的是，我的外祖母没有保留所有的磁带。她是一个节约的人，我认为有一些磁带是她的打字员记下内容并寄回她之后她又重新使用了，因此早先的章节都被抹掉了，我们也就只有这本书后四分之一内容的录音。

对这些磁带的修复激励了我们重新出版外祖母自传的决心，并补充了一些只在第一版中出现过的照片。就像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这本书会历久弥新。

马修·普里查德

Pwllywrach

二○○九年十二月

写自传的想法是在尼姆鲁德的“阿加莎之屋”中时突然袭上我的心头的。

今天重新审视当时所记述下的一切，我感到很满意，我想做的事都做过了。这就像一次旅行，不是一次回顾式的跋涉，而是一次前瞻式的长征——循着生活的路径，回到那个踏上生活征程的自我。我不为时空所限，任凭心绪尽情地徜徉，笔触时而驻足不前，时而前后跳跃。

我想我的记忆中留下的都是经过筛选的事物，其中包含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荒唐事，但它们不知为何又变得极富意义。人类恰恰生来如此。

我现在七十五岁，是该封笔的时候了，因为就生活本身而言，我想说的都已经说了。

我已日薄西山，静候那终究会到来的召唤。之后我将去往另一个未知的世界，用不着去考虑那以后的事。

我随时等候死神的光临，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幸运了。我的丈夫、女儿、外孙和善良的女婿都陪伴着我，他们组成了我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我还尚未到惹人厌的年纪。

我一向最佩服爱斯基摩人。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为年迈的母亲准备一餐丰盛的饭菜，之后她便独自踩着冰雪离去，一去不回……

对于这种充满尊严、毅然决然地告别人生的方式，人们应该感到骄傲。

当然，写下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太容易了，真实情况可能是我活到了九十三岁，把所有人都逼到发疯。因为我无法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能苦闷地抱怨最新的助听器不顶用。我会不住地提问，转眼又忘记了答案，于是再问一遍相同的问题；我会和某个耐心的护士吵得不可开交，指控她给我下毒；或者擅自走出最新的上流社会妇女老人院，为我那可怜的家人带来无休止的麻烦。当我最终命丧于支气管炎时，这样的窃窃私语会此起彼伏：“我们有时候免不了会有这样的感觉，真的忍不住觉得这对她是一种仁慈的解脱……”

这确实是一种仁慈的解脱（对他们而言），更是一件莫大的幸事。

我会待在死神接待室里，坚持享受生活的乐趣。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生活的乐趣再也享受不到了。

再不会有长途跋涉了，同样，也不会有令人向往的海水浴、嫩牛排、苹果和黑草莓（这是由于牙齿的缘故），以及阅读小字号的印刷品。但是仍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歌剧和音乐会、阅读书籍，以及躺在床上进入梦乡的巨大乐趣，梦中时常会有年轻人来探望你并热情地与你恳谈。而最惬意的，莫过于懒洋洋地坐在阳光下，打着瞌睡，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我记得，我记得，我降生的那所房子……”

我回到了永存于心间的阿什菲尔德。  哦！我亲爱的家园，我的安乐窝……

我的故居……哦！我亲爱的家园……

那个地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做的梦，几乎不曾有过格林威或者温特布鲁克，永远都是阿什菲尔德。背景还是我降生时的样子，尽管梦中的人都是今日的人们。我对那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还记忆犹新：破旧的红色门帘后面是厨房，大厅壁炉内的向日葵形黄铜挡板，楼梯上的土耳其地毯，那间破旧的大教室和墙上深蓝色底色、点缀金色浮饰的壁纸。

就在一两年前，我又重返故地——不是重返阿什菲尔德，而是重返阿什菲尔德曾经屹立的地方。我知道我迟早要去，虽然去那个地方会令我痛苦，但我还是要去。

三年前，有人写信来问我是否知道那幢房子要被拆除了，要在那块地上开发新的产业。他们想知道我是否能做些什么来保全它，这么一幢可爱的房子，他们听说我曾经住在那里。

我去见了我的律师，问他有没有可能买下那幢房子，把它当作一份礼物，也许捐赠给某个老人之家？但是行不通。四五栋别墅和庭院被打包卖掉了，它们都要被拆毁，然后营建那个新的“产业”。所以亲爱的阿什菲尔德无法避免地要被拆除了。

大约在一年半前，我痛下决心，驶上了巴顿路……

这里已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激起回忆了，只有我所见过的最简陋、最劣质的一片小房子。高大的树木都荡然无存，小树林里的白杨树杳无踪影，只剩下山毛榉、惠灵顿树、松树，以及紧邻厨房的榆树和黑色的冬青树。我甚至无法确定房子曾经矗立的位置。此时我看到了唯一的线索，那棵智利南美杉在它曾经屹立的地方桀骜地留下了残骸，在一片杂乱无章的屋后空地间奋力地生长着。周围没有一小块绿地，全都铺上了沥青，寸草不生，青绿色不再。

我对它说：“勇敢的智利南美杉！”便转身走了。

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之后我并没有感到十分介意：阿什菲尔德曾经存在过，可是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存在过的会永远存在下去t阿什菲尔德还是阿什菲尔德，它永远在我的回忆里，而我不会再感到痛苦。

也许有一天，某个咬着塑料玩具、敲打着垃圾箱盖的幼童，会凝视着一个一头浅黄色发卷的严肃的小女孩。那个面孔严肃的小女孩站在草绿色的蘑菇丛中，手执铁环呆立在一棵智利南美杉旁。她会注视着幼童吮吸的塑料太空飞船，而幼童则会注视那个铁环。她不知道铁环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个鬼魂……

再见了，亲爱的阿什菲尔德。

有那么多事情可供回忆：爬上一条鲜花铺成的地毯，来到沙克阿迪(Sheikh Adi)的叶兹迪神殿(Yezidis Shrine)……坐落着宏大、带瓦顶的清真寺的美丽的伊斯法罕(isfahan)，神话般的城市……在尼姆鲁德屋外的红色日落……在西里西亚山口前走下火车，来到傍晚的寂静中……秋日的新森林里的树木……在托贝湾与罗莎琳德一起在海中畅游……马修在伊顿公学对哈罗公学的板球赛中上场……马克斯从战争中归来，回到家和我一起吃腌鲑鱼……那么多事情——有些很无聊，有些很有趣，有些很美好。有两个野心得到了满足：与英国女王共进晚餐（姆妈如果知道会多么高兴啊，“猫咪，猫咪，你去了哪儿？”）；拥有了大鼻子莫里斯，我自己的小汽车！最深刻的体验：在一整天无望的搜索之后，金丝雀戈尔迪从窗帘杆上一跃而下。

一个孩子说过：“感谢上帝赐予我丰盛的晚餐。”

如今，在七十五岁的时候，我能说些什么呢？ “感谢上帝赐予我幸福的一生，给了我深厚的爱。”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

于沃灵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