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携2015年最新力作《帝国的溃败》回来了——教科书以为自己讲圆满的历史，中国人以为自己知道的历史，在张鸣这里，都要推倒重来。全新的文章，深入的思考逻辑。

教科书中“腐朽的帝国”到底是因为什么亡的——书中主要以清廷的覆灭为例，用近在咫尺的历史剖析帝国溃败的根由。从林则徐到袁世凯，这些重要的历史名角，不存在“教科书式”的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从洋务运动到清末立宪，腐朽的清廷其实一直在革新。杀死帝国的元凶是养人的官僚制度、怀柔的天下体系。

本书可作张鸣所有历史著作的导读——本书就像一根提纲挈领的引线，高屋建瓴地串起了其过去著作中的“小历史”，将其归于体系化。带着逻辑体系阅读，收获融会贯通之感。

帝国虽然已经终结，但它的惯性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每一个人。

《帝国的溃败》在组稿过程中，选取的文章基本都是作者张鸣在各大网站专栏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作者张鸣为人民大学教授，对中国历史有非常深刻地研究和认识。本书按照中国历史，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将全书内容分为封建王朝为什么灭亡、清末新政、民国硝烟、中西对比、帝国的惯性影响五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对宋朝党争、清朝闭关锁国等问题的深入分析，总结出封建王朝覆灭的原因是过分自大、机构臃肿；在第二部分中，作者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袁世凯新军等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分析，从细节上为读者展现了更加清晰的晚清历史；在第三部分中，作者以详细史料为依据，重现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发展的推动性，以及国民政府时期政策对老百姓的盘剥；在第四部分中，作者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住在北京、上海租借洋人的生活等细节描写，表现东西方文化冲突在特殊时期的表现；在第五部分中，主要收录了作者谈人生、谈做人等杂文。

序言 帝国为什么溃败？

第一篇 帝国的溃败

 养人的制度梦魇

 谁能灭了大秦

 皇帝的政敌是自家人

 画眉张敞与五日京兆

 权力者的生肖迷信

 元祐党人碑

 清朝皇帝的乘车难题

 内务府的油水

 清代教授们的生财之道

 温柔的天下体系

 火攻的逸事

 钦差大臣去了澳门

 抄查琦善

 中国兵船远航记

 袁世凯借钱记

第二篇 清末新政：最后的挣扎

 洋务剪影：玩具火车推动历史

 清末新军：好铁要打钉

 戊戌失败：没人敢见外国人了

 甲午战败：不可遏制的惰性

 深度改革：亡国刺激下的帝后二元结构

 清末新政：科举到底该不该废除

 老佛爷的脾气：欺君的照相术

 气数已尽：摄政王的胆气

 改朝换代：北洋军姓什么

 清廷遗老：死心眼的碰上活心眼的

第三篇 民国硝烟

 半新不旧的袁世凯

 一个俱乐部和一次选举

 武力统一的悲哀

 联省自治：士绅和丘八的平衡

 军阀混战：夏斗寅和女人的短发

 中国有两个“五四运动”

 自由的“运动悖论”

 族际冲突：洋人下毒的魔咒

 羞辱卖国贼：青楼救国团

 西南联大的政治课

 能嗅出自由气息的漫画

 民国报人：世间已无史量才

 国民政府：曾经有这样一个党报记者

 币制改革：打虎等于饮鸩

 国民为汉奸“异样的喝彩”

 敦煌的王道士有点冤

第四篇 中西回响

 天朝的气派

 皇帝的“床帏之事”

 大清死刑的洋难题

 爱北京的洋人们

 曾经的租界洋人

 “卧式合作者”

第五篇 帝国的惯性影响

 中国人为什么焦虑

 中国人为什么浮躁

 中国人为什么不敬业

 傻子一多，骗子就不够用了

 彰君之丑的马屁精

 能不能批评领导

 什么是“正确的意见”

 学者矫情是种病

 人在中国式职业体育的位置

 春运，无解的难题

 别冤枉了西门庆

 阴谋论与行路难

 别让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多

 弱者的权利与商家的商机

 梅兰芳论合作

 习惯性撒谎

 侥幸和南柯一梦

 谈天说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后记 我的由来

 我父季高——父亲的赎罪

 我的小学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乱治交替，周期兴废。每个王朝，无论君主贤与不肖，大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用黄炎培的话来说，谁也走不出这个周期律，道理何在呢？

自秦汉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官僚帝国。封建制自打春秋时期结束，就只有短期和局部的复辟，不再有整体的存在。这样的帝国，无论大一统还是南北分治，或者多国共存，每个政权都是官僚型的帝制。帝王与官僚共天下（朕与二千石共治天下），皇帝借助官僚治理国家，成为制度的本质属性。所以，皇帝和官僚体系是这个制度的两个最核心要素。皇帝的统治能力和官僚机器，以及制度的有效性，一般来说，是帝国兴衰的关键。

皇帝的胡来，可以导致帝国的溃败；同样，官僚机器和制度的严重不合理，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二世而亡的王朝，比如秦与隋，是皇帝折腾的结果；而西晋的速溃，则主要是制度设置的问题。另外，明代类似的制度问题也导致了动荡和王权的更迭，只是因为发生在朱氏家族内部，人们不将它算作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两者比较起来，官僚机器的分量其实更大。一般来说，只要皇帝不特别的瞎折腾，王朝就不会突然崩解。而官僚机器如果整体废弛，则王朝一天都活不下去。当然，官僚机器整体罢工，发生的概率不大，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是老化。

平稳传递的王朝延续到一定时间，就算皇帝的行为中规中矩，官僚制度一样会呈现疲态。就像一台机器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机件老化。这种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任何一种制度都一样。更大的难题是，在古代帝制条件下，这样的机器基本上不能修补，顶多更换零件（人），一般不可能修改设计。即使还能维持，但再往下走，就无论如何都不行了。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崩溃性的停摆。“其亡也忽”的道理就是说，王朝会出现“老死”的现象。这种“老死”的现象，主要跟官僚体系和其群体有关。王朝新立时，设置制度、成立机构，当然都是为了干事的。

有其事，才设其官。即使是负责宫廷礼仪、送往迎来的，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但对于朝廷来说，也是有其用，才设置机构。当然，制度设官分职，究其实质，官员就是朝廷的雇员，拿薪水干活。所以，官员也是一种养人的职业。在那个时

代，还是最好、最稳定，也最有荣誉感的职业。只是，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做事，为了做事而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制度的性质却会出现变异。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不像北宋那样——皇帝为了防止臣子借权搞不臣活动，刻意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一个事情被多头负责，互相牵制，搞的结构叠床架屋，除了养人别的什么事也做不好，就别的王朝来看，机构膨胀、效率降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机构碍于祖制，无法明目张胆地扩张，编制外的胥吏就会大规模膨胀。养人养在官，养在吏，其实都差不多。

一个官僚帝国，官权在民间的制衡是有限的。地方的豪族和大户，或者我们后来讲的士绅，的确对于地方官的滥权有一点制约。但地方官只要执意胡来，士绅的抵制也大抵限于自保；能够通过关系将之拿下的，毕竟是少数人才办得来的事。如果朝政昏暗，地方官来头大，那么地方豪族大户、士绅可能连自保都难。至于一般百姓，地方官生杀予夺，只要没把事闹得太大，遭遇御史弹劾的可能其实不大。地方官和他们的下属，包括书吏和衙役，对于境内和过往的商人，具有更多的支配权。所以，借官权生财，在那个时代，是人世间所有行业中一种最便捷可靠的途径。无论官员是否贪恋他的官职，都会给他带来钱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其实不是讽刺“清知府”的贪，而是说，即使“清”，也一样会有这么多薪水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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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为什么溃败

毋庸讳言，我是一个读书人，虽然有时候朋友圈子里有人会拿我曾经做过兽医这事儿开玩笑，说我是个兽医。说良心话，当年我做兽医、乃至猪倌的时候，其实比今天更像读书人，对书的痴迷，比今天不知要高几个数量级。

也有学界同仁赞扬我，说我是同行里最用功的人，别的人到这把年纪，基本上就吃老本不读书了，但我似乎还在读。其实，我的用功，大半是出于习惯，就像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不读点什么，就浑身不自在。但是，只要读书，有时难免就会读出点问题来，有了问题，就得想想。想通了，就得写点什么，于是，一天一天过去，隔段时间，就会积攒下一些文字。这些文字，个个都是我读书思考的结果，有人乐意将之结集出版，以飨读者，在我则可以换点散碎银两，我当然是高兴的。

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了一些我过去认为有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段祺瑞如此信任自己的心腹爱将小徐（徐树铮），平时替他撑腰，有事就替他背黑锅，甚至是一些小徐瞒着他闯的祸，也照背不误。为什么？除了跟个人性格有关，跟当时中国的社会大环境有没有关系？跟帝国传统官僚体系绵延了两千年的积习，有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大众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帝王情结，说皇帝的最多，然后是太后、皇后、嫔妃，甚至说太监的。满世界都是圣上如何如何，小主如何如何。作为学者来说很气闷。在所谓的历史应试教育中，有着千人一面，可怕的“共识”。比如，作为封建军阀的张勋，他复辟清朝全是开历史的倒车，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过度简单的结论和描述，对搞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可疑的：他是不是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复辟隐情？这些纵横交错的、不被人重视的细枝末节，编织出的历史破卷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真正的启示？

总之，我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100年前的张勋、袁世凯跟现在的很多人，都心心念念地把王朝，特别是梳大辫子的清朝挂嘴上，挂心上。这种已经被全世界国家证明，不适合当前国情的政体，为什么有一个前后延绵100年的粉丝群？其实，君主专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中国都试过。只不过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对君主专制试了很多回，而其他几个政体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我们中的很多人，是因为完全了解中国这些代价高昂的尝试，才做出了“拥戴皇帝、拥戴小主”的决定？还是因为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全貌和细节，才贸贸然地、娱乐地、潜移默化地成了“皇族粉丝”？

在中国历史上，由晚清史和民国史组成的中国近代史，刚好混杂了君主专制、英国的君主立宪、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的影子。所以，我一头杀进去，等弄明白了再走出来，写出来，挺爽的。

研究中国传统王朝这个阶段时，我作为一个写“小历史”的人，还是习惯从“内务府的油水”“清末中国兵船远航记”这些历史的细微处人手。在整理这些文章的过程中，“帝国的溃败”这个主题浮出水面。我把它又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对内的养人官僚制度，对外怀柔的天下体系。而这套理论结构中，帝王、皇帝才是核心内容。有了大体框架，我笔下的“小历史”顺其自然地排队，集结成了这本书的第一篇，就叫“帝国的溃败”，在点和面的交错中，讲述传统帝国积重难返的点滴。

德国式的二元君主制就出现在清朝的末期，因为值得让大众了解的实情、细节很多，我把这些“小历史”单独组成了一个篇章：第二篇“清末新政：最后的挣扎”。太平天国以降，清朝政府是个散权的过程：从满人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权力已经散得很厉害。偏偏在清廷孤注一掷，打算通过立宪扭转帝国颓势的关键时刻，没了慈禧指挥，恋权又愚蠢的满清新贵们，竟然搞起了皇族内阁。这个盲目集权的举动不得人心，让原本支持立宪的地方乡绅集体，几乎集体跳槽到了革命党一方。直到武昌首义一枪打响，两百多年的清朝，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土崩瓦解。立宪的过程其实还牵扯着洋务运动、清末新军、甲午战争等被教科书化的“大历史”，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小历史”里，找到历史的原貌。到时，你如果还说你是“皇族粉丝”，我也尊重你的决定。

在我的认知里，历史是不可逆转，毫无疑问地要滑人民国的。这个现在被我们“妖魔化”的时代，既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的《临时约法》，也就是美国总统制，以及南北共和后革命党人为了为难袁世凯又搞出的法国内阁制。我实际感觉到，中国当时是半共和制，而且制度本身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从一开始就隐藏着。本来，中国正在沿着清朝新政时的变革，也就是沿着二元君主制的德国道路，然后英国道路前行。通过君主立宪，国会制应该是最平顺的过渡方式，但王朝末期因积习又必然出现“败家子”，将最后的机会毁于一旦，且让万里江山跌进了军阀混战、外族入侵的深渊。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中国也走不下去？我认为，养人的官僚制度和积弱积贫的外交现状，延续着它们毁灭封建帝国时的破坏力，使得中国众多的改革，在关键之处总是受到内外破坏力的夹击——段祺瑞麾下小徐贿选国会议员，让梁启超领导的立宪派“研究系”彻底退出权力舞台；日本借助“二十一条”打击政治强人袁世凯的合法性，再凭“西原借款”蚕食中国的主权。立宪与革命、军阀与五四爱国运动、国民党的民心尽失，就是曲折、离奇的民国写照。这段历史虽然只有30多年，可讲的倒是不少。本书第三篇“民国硝烟”，只是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的“小历史”。如果不过瘾，还可参考我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一书。

古老的中华帝国的节节溃败，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从曾经自鸣得意、八方来朝的中心帝国，到主权被蚕食鲸吞的破落户。我们在100年的历史里，被英国人马戛尔尼携先进技术和武器拜访，又被他的国人送来的鸦片、坚船利炮打得溃不成军；明治维新之后，我们被同样落后的日本反超，然后再被侵略。不管是西边还是东边，我们都比不过。自信没了，自尊险些也丢了。这些都是我们这些“高瞻远瞩”的现代人的心思，而当时在外国租界里看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住在北京几进四合院里的洋人，又是个什么心思？我把这些“小历史”写进入了第四篇“中西回响”。

近代中国就是一个摇晃的状态，其实一直到今天还在摇晃。因为历史的惯性，已经在民国初年，展现了它对破坏力惊人的包容。“权力通吃”“窝里斗”“办事找关系”等过去的游戏规则，早已深入国民性格，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我的本职是大学老师，在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位子上，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随历史的惯性遗传下来的劣根性，对教育体系的侵蚀。我认为，一个比较合理、正常的大学教育制度，首先应该包括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三个方面。在我们的体制里，教育行政化的现象至今都比较猖獗，甚至没有办法医治。如果把这个弊端拉大到整个社会，也是说得通的。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篇“帝国的惯性”中，从“能不能批评领导”到“百年教育大计”，把自己心中的垒块一吐为快。

曾经有一个读者在见面会的时候，问过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摇晃的中国该怎么加固？”“加固”，就是我们要将现在的社会转型完成。如果不能完成，中国依然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现在，我们一直在说的转型和改革，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在做，但最重要的制度层面转得跟不上总体步调，这样就不像话。其实，现在纸上谈兵地说学谁、照搬谁的那一套，辩论个面红耳赤，不如从制度改革的最细微处着手，比如完善选举制度。每一步不在于你前期怎么设计，而是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一点，100年前的清末新政，早就给了我们最写实的前车之鉴。所以说，“以史为镜”，古人诚不我欺！

这些年，有人说我已经从一个学者，变成了畅销书作家。错，我从来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变，也不想这样转变。我只是一直在读，一直在写而已。书的畅销不畅销，非我之刻意所为。从前，我未必是一个合格的学者，现在也做不来畅销书作家。对我来说，唯一合适的帽子，就是读书人。摸摸脑袋，这顶帽子，我想一直到死，还是能戴下去的。

只要一息尚存，我想我一直都会这样下去，读书，思考，写作。把不三不四的文字，不断地制造出来。唯一遗憾的是，年纪毕竟一天天老了，老眼昏花。有时，文章上会有错别字。如果编辑朋友也将之放过，那就有点对不起读者了。在此，预先道歉。文字的好坏优劣，我没法保证。可以保证的，是每一篇的文字，都是我的真实想法。不能说的，顶多不说，但决不瞎说，也决不说违心的话。

张鸣

2015年4月8日，于京北清林苑

我的由来

我父季高——父亲的赎罪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就动过无数次的念头，想要写一写他。确切地说，还在我刚会看书，可以动笔写几个字的童年，就有这样的冲动了。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只可惜那年月赶上了“文革”，课都不上，作文就都免了。后来即使有作文，也都是革命的题目，不像后来的小学生，动辄就被要求写自己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名叫张季高。我知道，按过去的规矩，别说子女，就是平辈人也不能轻易叫家人的名字。人的名字，是留给长辈叫的。我的父亲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母亲高兴了，就喊鼐卿。带点杭州腔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像是“爱卿”。刚过门的嫂子就十分纳闷，一次忍不住问我哥：“你妈怎么老叫你爸爱卿？”

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名字已经满大街被人乱叫了。“文革”时期，所有带所谓历史污点的人，都在劫难逃。父亲被打倒揪斗，用教过我语文的一位老师（他是大学生）的话说，是天经地义。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居然混进场部机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不知道，更早些时候父亲待的机关更大些，在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

父亲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据父亲说，是个手艺人，银匠。做银狮子，一绝，曾被掠进南京为太平天国诸王打造银器。城破之前，他幸运地逃了出来。到了祖父这一辈，他就被送进钱庄做学徒。当年进钱庄做学徒是需要本钱的，钱庄票号非殷实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来还是有几个钱的。祖父学徒的钱庄在上海，出徒之后，就在上海钱庄里做。他慢慢升上去，越做越大，做到了好几个钱庄的董事。钱多了，就想开工厂。虽然投资失败，但到了父亲出生之际，家里还相当殷实。只是，祖父把剩余的钱财交给了在上海银行做职员的大伯打理，自己回到了上虞老家做乡绅。父亲在家里是老小，从小被养在乡下的乳母家，长到六岁才回来，但毕竟还是个少爷。

滋润的少爷日子，到了抗战爆发就结束了。侵华日军对江浙的扰害是最厉害的，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接二连三地逃难，逼得父亲成了热血青年，一个人去投军打鬼子。当年兵荒马乱，他全然不知道，他那在日本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的二哥，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运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只是就近找到了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中国大大的有名，这要归功于样板戏《沙家浜》。但是，这支由军统建立的队伍根本不像《沙家浜》里讲的那样，是一支汉奸队伍。正相反，忠义救国军打日本人的积极性特别高，特别热血，牺牲也特别大，当然战绩也不错。后来，我在台湾找到了一些当年有关这支军队的资料，回来拿给父亲看，看得他老泪纵横，说他看到了好些老长官、老同袍的名字，他们中的好些人当年就已经血洒疆场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部队合并到赫赫有名的新六军（一支远征印缅的英雄部队），父亲随军开到了东北。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时，父亲已经是一名少校军官了，随军驻扎在沈阳。战役结束后，新六军稀里糊涂就散了，父亲跟众多同袍一起做了俘虏。胜利者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死生由命；二是到黑龙江开荒，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军垦农场，1947年建的九三农场，实际上是个俘虏营。

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按了第二个键，老老实实开荒去了。

此后，父亲一辈子都认为自己的确是做了反动军官，对人民有罪，并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当年的北大荒，荒无人烟，人少狼多。监管者和改造者之间，关系比较模糊。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玩命干活，得到了监管者的欣赏被解放，成了农场的干部，得以发挥他的特长。父亲善于处理数字，既可以做统计，也可以做会计。

这个时候，终于接到父亲来信的母亲，也带着我的大哥和大姐，从浙江老家，火车倒到汽车，汽车倒到马车，千里迢迢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与父亲团聚，一家人住在一个当年的日本兵营的厕所里。这个上千人的俘虏营，母亲是第一个来找丈夫的妻子。多少年之后，父亲对我说，就凭这个，他一辈子都感激母亲。

……

过了几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牛棚，送点东西给父母。牛棚的看守收了东西，没让我见人，却要我表态，对父母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让我骂父母一顿，以满足他们那种不知道什么的心理。可是，我就是一言不发，无论他们怎么威逼，就是不说话。还好，他们没有揍我，但是我这个思想状况，马上被反映到了学校。

那时的学校，已经是我班主任的天下，此前我已经跟他吵过多次。这一次，一个告示被贴出来，我被开除了。那年，是1967年，我刚好十岁。我一个人在家里晃了一年，如果在城里，不是流氓也变小偷了。但是，那是偏僻的农场，没这个机会。

家里遭难，殃及鸡鸭。原来我们家养了好些母鸡和鸭子，母亲被抓走了。我和我的小哥哥在家，自己养活自己都难，又不忍心把它们都杀了，只好送人。我们小哥俩身上长满了虱子、跳蚤。浑身被咬的都是大包，挠破了脓水直流。到冬天，屋里像冰窖一样，满满的白霜。身上的破棉衣露着棉花，手脚都冻到开裂。

说起来，我们命还是挺大的，就这样活下来了。直到有一天，我的班主任不知怎么被人查出，他原来在老家的时候，是中右（反右时的准右派），结果被打倒。此后，主政学校的是几个复员兵。其中一个就住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对我印象还好，就让我再去上学。

回去上学，日子也不好过。课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我却经常会被成分好的同学欺负，不能还手，还手就是阶级报复。不过我还是经常还手，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有时连嘴都张不开。还要被老师训斥，甚至开批斗会。这种局面，一直到有一天，学校要组织大批判组，写批判文章，出墙报、板报才算结束。因为学校管事的人满学校寻找，只有我还可以应付写写画画。于是，我进了大批判组，成为非正式的编外组员。但是，稿子都是我写，墙报、板报也是我出。同学们见了，立马高看我一眼。从此以后，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此时，小学已经结束，我已经算中学生了。只是，由于学制来回调整，我在初一混了两年。

我的小学，就这样结束了。满打满算，我只上了两年半的课，字都没认全。幸亏我很早就学会了看书，看大本满是字的书。跟高尔基一样，我的那点写大批判稿的本事，是自己连蒙带猜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