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军北伐
这时，家中突然来了电报，要父亲立即返家。父亲怕祖母出事，赶紧回乡。
原来有一位姓黄的同学，把父亲和朋友合编的《血花画报》给北伐军十四师政治部主任潘学吟看，潘学吟印象深刻，邀请他加入部队，做宣传部股长。军阶是少尉，月薪五十五元。当年父亲是热血青年，眼见中国因军阀割据天下，陷入内战，不能统一，他正想尽国民的责任。于是，父亲顺理成章从军北伐。
他的工作是在军中作政治宣传，拍照、做记录、写文章、出海报、印标语、绘制宣传画。有重要会议时则需布置会场，做各种筹备工作。
军队从潮州坐船出发，到了高陂，北洋军阀周荫人的军队忽然来到。双方于是在高陂往上的一个地方松口打起来。军阀的军队因为武器不如北伐军的先进而被打败了，双方死了很多兵士，许多村民更无辜牺牲。父亲要带领活着的村民去埋葬死者。
军队在松口再出发，到湖寮、下洋，经过福建的诏安、漳浦、云霄、同安、南安、惠安、仙游、莆田，到了福州，住了一个月，部队再到水口、南平、建瓯、建阳，一直到浦城、仙霞岭，到了江山县，经过宁阳、新安江、衢州，到了杭州，放假七日，给大家去游玩。
杭州是属于军阀吴佩孚的地盘。他不打而跑掉，是为了保存实力。父亲的部队从杭州一路追赶上去，经过余杭，进了江苏省，再经过很多地方才到达南京。那时已是一九二七年一月。
当时军阀们为了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和中央政府的北伐军队交战。于是当北伐军队快到一个地方，军阀的军队便赶紧撤退跑掉。北伐军队追了上去，军阀的军队又跑掉，所以真正交战的次数不多，而父亲也曾在两方交战时被流弹伤及足部，留下疤痕。
北伐军中的生活很苦，很少有机会骑马，多数是步行。一天最少走六十华里路(即三十公里，1华里=1／2公里)。有时赶路，要走一百三十华里(即六十五公里)，走到全身酸痛得要命。
有时天气很冷，没地方住，只能睡在稻草堆上，半夜冻得要死。军队没有提供冬衣，要自己购买，没钱就没办法了。
军队没携带粮食。每到一个地方才在当地采购或征用，有时到了很穷苦的地方，连吃的东西都找不到，只好天天吃蕃薯和咸鱼。
福建省建瓯县是很穷苦的地方，人们从来吃不起米饭，终年以蕃薯干为粮。
一天，父亲走过一家门前，看见了一副对联：“天下皆春色，我庐独素居。”他看见这对联写得很好，便进去看看。原来这屋主本来在福州协华大学工作，父母病重，请假回家看看，不料父母相继死去。他没钱埋葬父母，邻居们都愿意帮忙埋葬，但大家凑不出钱买棺木。他请同事回去大学先垫支一些钱作埋葬费用。父母死后数日，那同事迟迟未归。这可愁死他，不知如何是好。整个人已变得痴痴呆呆。父亲拿出二十元给他。回到军队，向同伴说起这件事，大家又合捐了六十元。父亲回去，把钱交给这人，这人竞流泪跪下，父亲也流下眼泪。
一九二七年二月，上司叫父亲去上海印制宣传品及标语，因军队进入山东省时，需要这些宣传品。
父亲因为穿着军服进入租界，竞被抓了入狱，后来设法联络到上海第七军政治部主任，才把他保释出来。
第二次再去上海时，父亲跟朋友去赌“跑狗”，用五块钱中了第二奖，赢了七百五十元。他做了三套很帅气的西装，挂在旅馆房间里。这期间，父亲认识了很多写作人。这些人很久没有冲凉，都到父亲房间里冲热水凉，冲完就走，一个传一个，结果很多不认识的人都来冲凉。一个在汕头认识的客家朋友，冲完凉，穿上父亲的新西装就走了。
在上海，很容易买到不同著名大学的假文凭，很多人购买，作为将来谋生之用。父亲认为此事不对，始终不肯参与。
在军队中的两年多岁月，因为不停奔走，无法得到家乡的讯息，父亲心中非常挂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国民党进行清党，要把所有的共产党员清走，于是，杀的杀，抓的抓，逃的逃，情况很严重、很乱。被误杀误抓的人很多。父亲本来就对国民党内部官僚的腐败贪污作风感到不满，看到局势这么乱，怕被牵连，便和同伴商量要离开军队回乡。父亲离开时只拿到八十元，很多个月的薪水全都被官员扣住吞下去。这八十元连回乡的路费都不够，好在身上还有赌狗赢来的几百元。
离开军队之前，请黄主任为每人写一张字条护身，说是军队解散，他们回家，有什么困难，请有关机关照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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