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大臣陆贾对高祖刘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由此开启了汉代的文治传统。因此，汉代读书风气大盛，读书人也刻苦。现在我们常常说的“头悬梁”的故事、“凿壁偷光”的故事，都发生在汉朝，而“囊萤映雪”的故事、“闻鸡起舞”的故事所发生的晋代也离汉朝不远，依然保持着汉朝人勤学、苦学的流风余韵。
因为汉朝尊崇儒学，所以对于藏书也很重视，广内殿就是汉朝皇帝专门藏书的地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朝宫廷藏书共13 269卷。此外还有两个比较有名的藏书之处叫石渠、天禄二阁。西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萧望之、刘向等儒生，在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又大会官员、博士和儒生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撰成《白虎议奏》，现仅存《白虎通义》。
治国理政是一项复杂的群体性工作，再有能力的人都无法一人包打天下。但是圣王明主大都很懂得选人用人的艺术，常常能达到用一贤人而群贤毕至的效果，通过多方面的贤才来实现国家的成功治理。
据称“舜有臣五人”，这五人分别是禹、稷、契、皋陶、伯益，于是天下大治。周武王则日：“予有乱臣十人。’’这里的乱臣其实是治臣的意思，西伯因此得了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所以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人才难得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公也曾经告诫过做鲁公的儿子伯禽：“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意思是说，统治者不疏远他的亲属，不使大臣们抱怨不用他们。旧友老臣没有大的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不要对人求全责备。这样一个朝廷就需要很多帮手，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所以号称‘‘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弱”。这八个人才能性格各不一样，大家一起来做事，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君臣之间依靠礼制或神权维系着上下尊卑的关系。东周开始后礼崩乐坏，诸侯崛起，王室衰微，公侯重臣的地位逐渐上升，乃至士的地位也至高无上起来。秦朝短暂的废封建、行郡县也没能打破这个趋势。东汉初年刘秀依靠河北河南世家大族的支持实现“光武中兴”，其打天下所最倚仗的据说有二十八人，后来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二十八将的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从此东汉世家大族的地位一直居高不下，各地豪强势力常常各自武装割据。到了东晋，居然出现了琅琊王氏主导政局，“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因为这一时期世家大族在国家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们也常常变得骄横奢侈，不可一世。很多人听过西晋大族石崇和王恺争豪比富的故事，令人瞠目结舌。此外，据《世说新语》等书载，石崇的厕所修建得华美绝伦。客人上过了厕所，婢女们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侍候他们换上了新衣才让他们出去。凡上过厕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至于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厕。官员刘定年轻时很贫穷，事事亲力亲为。后来官当大了，仍保持勤俭朴素的美德。有一次，他去石崇家拜访，上厕所时，见厕所里有绛纱帐、垫子、褥子等极讲究的陈设，还有婢女捧着香袋侍候，忙退出来，笑对石崇说：“我错进了你的内室。”石崇说：“那是厕所!”刘寰回答：“我享受不了。”遂改进了别处的厕所。这种世家大族垄断王权的局面，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后才得以转变。P77-83
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从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自然不是无本之木，它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转型社会对于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众儒学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学存在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朝廷儒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学；士大夫儒学重在阐释儒家道统；民间儒学面向社会大众，重在化民成俗，是教化大众的儒学。民间儒学的政治色彩较淡，也不太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它关心的是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的诞生是儒教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儒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完成则是儒教中国形成的现实标志。在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构成了彼此间复杂的张力关系。
在传统中国，儒学的大众化与民间化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颖达认为：“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已经有学者指出，将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说法，多半是为了突出儒家教学制度的悠久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三代之时，学在官府，“六经”皆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学是学在君侯与学在世卿，教育与大众无缘。西周礼乐虽然文质彬彬，极一时之盛，却同样“礼不下庶人”。
儒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转折点是孔子在民间开创私学。在王官之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开始民间讲学，首次将原先被禁锢于庙堂之上、作为王官贵族特权的六艺之学传播到民间。孔子的民间讲学无疑是大众儒学的历史起点，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孔子的私学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教育壁垒，开创了大众儒学的先声。孔门教育以有教无类著称，来到孔门受教的，有世卿官贵、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业游民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属于贵族之学，诗书礼乐高雅非凡，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它们出现伊始就被封锁在贵族的深宅大院之中，无由进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也因此而划分为有教养的贵族和没有教养的群氓两部分，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然而，随着一位圣贤的到来，这一文化的壁垒被打破了。儒学本来是属于贵族的，但是，现在它开始走向平民，并在民间社会找到了更为深厚的土壤。从此，“君子”与“小人”从以是否拥有官爵来区分，变成以是否具有德行来区分。在朝衮衮诸公可以是“小人”，贫寒如颜回者也可以称“君子”。儒学深入民间使得过去的“野人”(周代与“国人”相对)也具备了高雅的贵族气质。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拆墙者，他拆掉了那道古老的墙，将礼乐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间的沃土。
其次，孔子的私学在官学之外培育了一个致力于传道授业的师儒阶层，该阶层成为儒学走向大众的主导力量。孔子去世后，子夏设教于西河，曾子设教于武城，其他门徒也在各地继续推广儒学。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儒家教化体系，使儒学成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与信仰，此举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堪与基督教之形成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相媲关。
从内容看，着眼于儒学修身做人的学修次第，“大众儒学经典”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蒙学基础用以童蒙养正，家训家礼培养良好家教家风，劝善经典激发人的为善之心，四书五经通解则是对儒家义理的系统阐述，囊括了从蒙训、礼仪、心性到信仰的不同方面，四个板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致反映了儒家教化不同阶段与层面的需求，体现了大众儒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阶梯性。其中的劝善经典，本丛书选择了《了凡四训》和《王凤仪言行录》，它们具有儒释道合一的特征，是儒家思想与民间信仰相融会的产物，体现了大众儒学自身的特色，对于社会教化具有良好的效果。针对近代以来女德教育严重滞后的现实，本丛书特意选入了《女四书》，并从古今之辨的角度加以辨析，以满足读者需要。从体例上，每部经典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以达到忠于原著、贯通古今和深入浅出的编写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上述传统经典中同样存在不少不适应当代的内容。比如，女德文本和蒙学经典中那些强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单方面服从的思想内容，并不符合原始儒家的思想，是汉代以后儒学受到法家浸染的产物。对于经典中那些不适合于当代的部分，本丛书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保留原貌，但在解读部分予以辨析，提请读者明鉴。
最后，本丛书是编著者集体合作的结晶，得到了各位儒学前辈大家的关心指导，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宇女士、翟江虹女士和刘静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千字文》的作者为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周兴嗣。梁武帝令人从王羲之的手书中选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常用字，要求周兴嗣连缀成朗朗上口的韵文。这些字原本杂乱无序，周兴嗣运用才思，为之次韵，遂成今日所见之《千字文》。
这本罗容海编写的《千字文读本》是关于研究此书的专著。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大众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大众儒学关心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大众儒学经典”是我国儒学史上第一套由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的儒学经典读本，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道理。
这本罗容海编写的《千字文读本》是其中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