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著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精)》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中原地区在形成大一统帝国之后,由于一系列的财政、军事、政治、文化逻辑的变化,使得中国古代草原、农耕和海洋地区等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塑造关系:彼此之间互为条件,脱离开其中一方,另几方的历史都无法获得完整解释;相互联系在一起,却能够让其中每一方都释放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合在一起,则构成一个庞大的共生体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呈现的就是一种共生体系的演化史,而中国“多元一体”的结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锻造出来的。
施展著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精)》是一部纵览中国千年历史、探索当下世界的“中国力量”的历史人文读物。本书运用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与方法,致力于在一种全球的视野下,主要论述了自夏商周至清末中国古代草原-农耕-海洋的南北向三重结构和平原-绿洲&高原的东西向次级结构,对以下问题给出内在连贯统一的解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在古代的形成,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伟大意义,以及中国作为世界枢纽,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贯通所有这些问题的解释逻辑,是中国的两大根本特征,一是它作为一个古老且未中断文明,所带来的历史记忆,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效应。
本书认为,对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理解,是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根本前提,这就构成中华文明区与其他文明区的重要区别。
从上古时代起,途径内亚传来的西亚肥沃新月地带的物产、技术等,陆陆续续进人中原地区。因地利之便而率先接触到这些技术的周人、秦人,在中原的王朝更替中占尽了优势。嗣后的历史中,来自印度和波斯乃至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宗教,如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也陆陆续续通过中亚传播到中原以及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形成了新的精神凝聚力要素。佛教对中原的原生文化构成挑战,景教和摩尼教以及再后来的藏传佛教则改变了草原上的信仰,这些都带来东亚的精神和政治转型。8世纪中期之后,伊斯兰教缓慢进人中亚,带来更加复杂的精神世界,其影响直到今天。
欧亚大陆更远方的西部欧洲,不会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帝国的压力,但是麦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这些来自骑马民族的大规模西迁,其动力源很多时候来自中原地区。
中原人口众多,接受了通过内亚地区传播过来的文化和技术,与本土文化互构结合,发展为庞大的经济与战争力量,再反过来对游牧部落形成压力逼其西迁。失败的游牧者向西面形成的压力,通过各种人群层层传导进入欧洲,形成一个外生变量,在欧洲内部的演化逻辑上增添了新的动力,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也在中世纪以后逐步促成了欧洲的自我组织与自觉意识。可以把欧亚草原通道想象为汽缸,游牧部落就像是活塞,中原农耕区则是蒸汽动力来源,中原的爆发与收缩的节律,长时期地促动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运动。而西方完成自我更新之后,在近代崛起,并通过海洋征服了全球。中国随即经历了一个新的收缩与爆发的历史周期,直到今天。
这一系列复杂的地理空间结构,还要经受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历史上的草原民族南侵中原,既有可能是因为寒冷骤至,资源不敷使用,也可能是因为温暖太久,人口繁衍过剩;中原不得不做出一系列的应对,或胜或败,历史上长城的修建位置在某些区域曾经南北波动两三百公里。倘把气候变迁视作“天”,具体的地理结构视作“地”,可以说,正是这天覆地载,才搭建起人类历史所赖以展开的舞台,人类的精神史在天地之间逐渐自我发展、充实起来,天地因此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提供外部坐标系。
在这样一种大的地理空间视野下,会发现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个单一均质空间中的运动,而是个多元复合体系的演化。这个体系的结构复杂性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其内部同时包含着多种生态一文化一经济区域,诸区域内所生活的人群在历史上起着各自差异很大、又不能相互替代的作用,彼此间有着深刻的共生与互构关系;脱离开其他区域,单个区域的历史逻辑便完全无法获得解释。
P16-17
施展送来他的大作,希望我给他的新书作序。
施展是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组织的学术共同体“大观”团队的成员。我2007年应邀担任世观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那时我就提议研究院要发现、扶持青年研究人员,组建有持续性的青年研究团队。“大观”团队自2018年开始运行,就一系列课题进行了持续研究,包括重新认识中国的周边世界,重新理解中国成长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大观”团队近期的研究重点,落在了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向现代国家转化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上,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国家理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大观”团队的年轻人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未来的世界秩序是由中国加入这个秩序的过程所塑造的,中国的成长与转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我非常欣赏和支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也是符合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奋斗历史的。
施展在“大观”团队中,非常用功,多次深入到实际工作当中,览群书,行列国,积累了见识,逐渐形成了有他自己特点的一系列见解。现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把这些观点系统地扩展为约50万字的一部专著,值得庆贺。
在此书中,施展试图在一种新的全球史视野下,重新理解传统中国以及以中国为文明核心的东亚世界的历史;并把这个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相遇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及其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世界观念,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高速成长,中国力量正在融入并重组世界秩序。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个宏大历史过程的内在机理。看得出来,作者有意避开了传统或经典的通史叙述方式,而以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秩序演变为线索,以秩序构成诸要素的分析作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气象壮阔的论述格局。当然,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也不是专门的政治学著作;这是这一代青年人在大时代进行大构想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无论如何,世界已处于根本变化之中,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亚非几十亿人民蓬勃发展,此长彼消,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正如傅莹同志在今年的瓦尔代会议上引征施展的观点后所言:“超越地缘政治既是中国发展的切身体会,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未来,世界各国应该携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到地缘博弈的格子里去。”
施展在书中提出一系列设问,也提供了相应的回答。其中肯定会有很多会引起争议和讨论。我一向支持这样可以引起讨论争议甚至批判的文章,这样我们的思考才可以精进。当然同时我也希望施展要不断修正发展自己的思考和理论,因为这部著作的主题甚为宏大,应当在争议讨论中发展,以虚心求真务实的态度持续研究下去。期待以后还可以看到修订版。
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判断。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不仅要求执政党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针路线,还向我们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的任务。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一个民族的新的理论思维就是这个民族青年一代的理论思维。我这一代人,饱经国运沧桑,目睹历史曲折,深感理论思维薄弱,民族尚处追赶途中,容不得半点骄傲与松懈。万望青年一代学者,屏息聆听历史的脚步声,苦思冥想,深思熟虑。伴随着国家强盛,民族也达致理论成熟,这也正是施展在书中所提到的世界历史民族的双重含义吧。
经过与诸多朋友多年的共同探讨与苦苦思考,经过大半年夜以继目的写作,这本书终于告一段落,可以写写后记,表达一下感激之情了。
笔者首先要感谢“大观”学术小组的诸位学术同人,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从各种学科、各种角度对笔者进行的高强度思想刺激。这个学术小组的缘起是2009年4月,几位学界前辈带领若干青年学者召开了一个学术会议,讨论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当时我们都叹服于科耶夫敏锐的时代感与深邃的思想力,其著作在现时的中国语境下对于我们的思考有着一种特殊的激发力。那次会议的开法与通常的学术会议截然不同,会后,每个参会者都感觉我们似乎隐约摸索到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机制,这种机制很可能会让我们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探讨获得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方法。这种会议的新开法,是作为组织者的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在经历了几年的尝试之后摸索出来的。学界前辈刘吉老(上世纪9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作为世观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极力推动世观院要发现和扶持青年学人,世观院的诸位领导及工作人员也大力支持。这些都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得以参与到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与创造过程中。
有了第一次会议的成功尝试,之后我们便以每个季度一次深度学术会议的频度,进行持续的共同讨论与研究,期间陆续又有新的青年学术同人加入,大家相互砥砺,至今已八年有余。这八年多来我们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大观》辑刊上(这也是“大观”学术小组的名称由来),也散见在其他各种刊物与媒体上。我们从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出发,逐渐摸索到理解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的中国的思想框架,将其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世界秩序将因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加入而被重新定义,而中国也将在此过程的精神自觉中被反向地重新定义。此一中国与世界互构、重塑的历史过程,便是中国对其世界历史民族命运的实践。感谢“大观”学术小组的同人们,让我能够在八年的思考后写下这段话,他们是:于向东、严搏非、刘苏里、高全喜、刘擎、邱立波、李永晶、王利、谈火生、李筠、泮伟江、吴征宇、昝涛、翟志勇、周林刚、谢怀筑、林国华、张笑宇、许小亮(以加入“大观”小组的时间先后为序)。
笔者还要感谢许多经常与我进行各种学术探讨的师长以及朋友,笔者从他们那里受惠极丰,但人数实在太多,恕无法一一列举,想来各位师长及朋友也会见谅。
笔者要感谢周志兴先生和他的《领导者》杂志。我的思考能够形成这本书,其最初的雏形是两篇对话体的文章《东北观天下》和《西北望长安》,周志兴先生不以其为浅陋,慨然应允发表在《领导者》,激发了笔者进行后续的写作。笔者也要感谢《文化纵横》杂志,我有许多相关的思考也曾经以简短文章的形式发表于此,引起过一些朋友的讨论,刺激我进行进一步的完善。笔者还要感谢好友盛立刚先生,他作为一位佛教徒的宽忍与认真,每每让我自愧不如,在笔者忙得不可开交之际,也正忙于照顾新生宝宝的立刚兄慨然允诺帮助笔者整理本书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令笔者非常感激。
笔者要感谢所供职的外交学院。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了我非常宽松的环境,让我无须去费心什么职场政治,而能够静下心来完成这样一本著作。走笔至此,想起2014年,笔者曾在与老领导朱立群教授一起出差的时候,与她谈起我正在做的这个研究,她对此非常支持,并经常与我交流新的进展。如今,书卷方成,斯人已去,唯愿此书不会令朱立群教授失望,能告慰她在天之灵。
笔者更要感谢我的太太,以及我的岳父母。此书动笔之际,女儿刚刚开始学步,待收笔之际,小女已能满地跑了。这个过程中,太太和岳父母完全纵容我做个甩手掌柜,不用做家务,不用带孩子;他们的辛苦甘劳才让我有足够的精力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五十多万字的书稿,这份亲情实难以回报,唯有感激。也要感谢我在老家的亲人,他们时时叮嘱我爱护身体,可惜我总是做得令人难以满意。
最后,还要感谢本书的策划人范新先生。他在我几年前刚刚发表今天看来已显浅薄的《东北观天下》一文时,便关注到了我的相关思考,并向我约定,未来若能成书,他愿意协助出版。此后的数年中我们也持续着关于此书之构想的交流。如今,拙著终于面世了,其中也有着范新兄的一份心血。
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一篇短短的后记无法道尽。唯望此书能够对得起大家的支持与期待。
施展
2017年3月3日
作者以汤因比式的历史哲学视野,考察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互动中的中国大历史。如此之大手笔、大气象、大格局,为当今中国学界所罕见。在碎片化研究的时代,本书不啻为令人精神一振的难得力作。
——许纪霖
到了中国人书写中国历史哲学的时候了。从酝酿到落生,这部作品花去作者八年时间。而作为见证人,我们跟着他的激情和沉思,从4万字到50万字,一路读来。作者力图对我们这个人群遭遇的苦难,给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解释。施展迈出的这一步;是零到一的创造。它将结束这个巨大人群如此长时段、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焦虑和迷茫,也将引起激荡:诱发更广泛、深刻地对这个人群未来命运和担其所当的思考。
——刘苏里
第一次听施展讲述他的研究,就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让我看到了理解中国问题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也解释了很多令我困惑的问题。中国到底从哪里来,中国未来可能会向何处去?这是我想了很久的问题,相信许多人也在思考。施展的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答案。
——徐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