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日记分为九部分，虽然不完全，但基本包涵了他的人生重要的各个阶段的日记。《岁月如水流去》主要有“日本日记”“新加坡日记”“北行日记”“赴京日记”“苏行日记”“旅德日记”“四清日记”“1967年初春日记”和少量的文革期间的日记。夏衍日记是研究夏衍的重要史料，是“夏衍自述”丛书中一本，其他两本是《懒寻旧梦录》和《夏衍书信》。

夏衍是现代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等诸多领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他的回忆录、书信和日记是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手史料，弥足珍贵。《岁月如水流去》收录了夏衍的日记手稿。

出版说明

日本日记

新加坡日记

北行日记

赴京日记

苏行杂记

旅德杂记

“四清”日记

1967年初春笔记

“文革”日记

附录我的家史

1967年初春笔记

我最早接触苏联外交官是在重庆时期，我们常去枇杷山苏联大使馆见潘友新、罗申和费德林，那算是“熟朋友”了。在当时，作为《新华日报》记者，也偶尔出席英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的茶会、酒会。当时，觉得两个世界，两种制度，代表两个阶级的外交机构的做法、形式、礼节，甚至外交官的仪表、辞令……没有什么差别，稍稍不同的，就是苏联大使馆比较“随便”一点而已。

我不知道列宁时期的苏联外交官是怎样的，也穿黑色礼服吗？也讲究“外交辞令”吗？也铺张浪费吗？我想列宁时期一定会有一些无产阶级的特征的。——当然这也难说。因为李维诺夫、维辛斯基、莫洛托夫，也是受西方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

中国解放了，在外国设有许多使馆，外国也在北京派了许多使节。我们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的外交官是完全不I司于西方的“职业外交家”的。有一个明显的特别英明的特点是：建国后我们派出的外交人员主要是两个来源，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中调出的，其次是从前“外事组”的人员。这一点是有很大意义的（大概起用王任叔是唯一的例外）。但是，是不是有框框？是不是也有一种无形的不成文法，一种强有力的习惯势力在我国外交事务中存在呢？我看，有，而且一个时期很厉害。

一提到外交，人们就会联想到彬彬有礼，联想到金碧辉煌，联想到漂亮的服装、丰盛的宴会，等等。资本主义世界有所谓“职业外交家”。凡是言不由衷的语言一般称之为“外交辞令”，似乎外交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代名词，外交官是一个以欺诈为职业的人物。

这一切我们沾染了一些没有？我认为有。

在这方面，有一种无意识地以西方资产阶级职业外交官为正宗、典范的心理。外交官的仪表、辞令、服饰，大使馆的布置陈设……花钱的规格，汽车的规格，馆邸的规格——好像，一个国家的地位的高下，对世界、人类革命的贡献，全由这些来决定，来衡量似的，这不是事实？

一言以蔽之，我们（包括过去的苏联）没有建立起一种无产阶级外交的特有的风格气度！作风！也就是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机动的灵活性，既朴实大方，不失尊严，又能接近驻在国群众，而不铺张浪费。我看，“抗大”的三句话，完全可以适用于外交工作，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们说过“要和美、英、法比一下”的想法，有他发五百张请帖，我发他一千张的想法。至于花钱，也是如此。参观大金塔，缅甸和尚照例请你捐钱。翻本本看看。啊，某国大使捐了五百，那我们捐六百吧。如此之类，例子是有得举的。  我现在想，这是一种以西方资产阶级外交当作“正宗”，而力求向他们看齐的一种民族自卑感、阶级自卑感。当然，这方面，我们一开始也是强调了向苏联学习。

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其本质是虚伪，明明是骂娘的抗议照会，但一开头一定是××谨向××外交部致崇高的敬意……这不是虚伪到可笑吗？

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尼泊尔人、马里人、桑给巴尔人、缅甸人可以穿他们的民族服装参加国际会议、宴会，而我们七亿人的中国却大部分要穿西装？

有一次李富春同志问我们：“为什么出国文工团一定要穿西装？谁规定的？”我说：“据我所知，外交部、对外文委都没有这种规定，但是因为文工团的男同志在外国参观游览常常穿一律的（同时常常是一个颜色的）中山装。外国人造谣说，是一批穿军装的特务。后来就‘圆通’了，可以穿西装，也可以穿中山装。”问题在于对外国人的造谣如何看法，顶不顶得住。自反而缩，为什么不“虽千万人吾往矣”？

中国菜是世界有名的，这不是坏事，但发展到主观主义地一定要把自己认为最名贵的燕窝、海参给外国人吃，这就很可笑了。一定要为了表示中国菜的丰富多彩，一桌菜来那么二十几道，这就不单是浪费，而且是强外国人以为难了。在古巴，一位有名的作家和我说：“到中国大使馆参加宴会，对我全家来说是一种享受，但是，是不是菜不要那么多呢？”他拍拍口袋说：“我是带了消化药的。”

不比政治，而比阔气，是不是有这种不自觉的资产阶级思想呢？

这一点，我可以说，十年间，为这个问题和不少人提过，但“积习之深”，到了难改的程度，人们视之为常道了。P248－250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公费保送到日本留学，1921年人明治专门学校（今九州工业大学）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读书期间，夏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19年“五四”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后参与创办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4年加人中国国民党，后担任国民党驻日神田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1927年夏衍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及革命文化翻译工作。1929一1930年间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左联”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33年2月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1935年发表短篇小说《泡》，第一次署用“夏衍”笔名。1937年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等地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1946年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工作。1947年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返港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委员、书记。1949年4月到北平，后入上海，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党组书记等。“文革”期间，夏衍受尽折磨，锁骨、腿骨均被打断。1977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历任政协常委、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夏衍是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夏衍的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自述文字，是了解夏衍本人，也是了解20世纪新文学运动和社会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为此，我们整理出版了“夏衍自述文字”系列丛书。

此次整理出版，我们的编辑体例如下：

一、本次整理以《夏衍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本为底本，以单行本参校，其中文字有出人处，辨证是非，尽量从作者原意。

二、因资料搜寻不易，《懒寻旧梦录》中所提及的自传文章，如《别桂林》和《走险记》等，附在正文之后，以便读者翻检；书前增加了《日译本序（两篇）》；夏衍谈及的“两个口号之争”、“上海工作六年”以及‘《武训传》事件”三篇专文，也作为附录放在书后。《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所收345封书信依日期排序并编号；已署年或据附录、注释等可推定年份者，按年分辑，年份不确者编人最后一辑，增补以。标记；月、日不全者据下限编入：其他情况，先从拼音，次依全集本排序。《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每一时期文字前皆有专文介绍背景，为便于读者理解，正文中部分外文词、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等，做了简要的注释说明。

三、原稿中用字、标点与当下通行规范不合者，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做了规范处理。文本订正的过程中参考了底本的意见，对脱漏和笔误以［］补正，模糊或残缺处以口标示，衍文以【】标出。书信及日记中的部分外文已译为中文，日文内容用楷体，英文内容用斜体。

四、对文中个别易引起歧义或前后表述不一致处，为尊重原稿，仅以“编者注”形式注出，以示区别。

在“夏衍自述文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有幸得到沈宁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她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手迹和照片，为丛书增色很多；同时，我们也得到沈芸先生和陈子善老师的大力支持，在得知丛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后，他们慷慨惠赐尚未公布的夏衍书信，以减少遗珠之恨，在此一并致谢。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