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友著的《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立足学术前沿,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详细占有史料,认真鉴别史料,善于运用史料,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力求对云南农业发展的历史作出准确允当的论述、分析、概括。
这部书立足现实,回顾历史,面向未来。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史为鉴,为今天的农业发展提供历史资源。农业在当今云南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历史发展昭示我们,农业是云南发展的基础。农业兴,百业旺;农业衰,百业败。没有农业,民众无以为生,社会无以为稳。在城市化不断掀起高潮的当下,农村已出现衰败的苗头,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友《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的问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袁国友著的《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是第一本系统深入论述从远古到清代云南农业发展变迁的史书。本书论述了云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农业的开发区域、种植作物、生产工具、耕作方法、采用技术、产品加工、粮食消费、月令风俗等,是迄今资料翔实、考证精准、观点新颖、叙述畅达、编排得当的云南农业发展演进史、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
本书不囿陈说,实事求是地考证了云南农业起源、稻谷培育、棉花种植、玉米传入、哈尼梯田开发、普洱茶栽培、稻麦轮作复种诸多问题。依据可靠的史料,通过认真的求证,经由允当的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把云南农业史的研究扎扎实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向上提升了一大级。
这是一部农业发展史,但又不是简单、孤立论述农业的发展变迁的史书,作者注意到政治制度、行政建置、人口迁徙、族类关系、社会环境、气候变化、工具改进等与农业的关系及其对农业的重大影响;论述了农民食衣住行的生活状况,春夏秋冬的岁时节令,耕耘收藏的生产制度,祭祀祈祷的风俗礼仪,与农事相关的歌舞绘画艺术等,从多维的角度展现云南民众的“做法”、“活法”、“想法”、“礼法”等。这就不是单纯的农业史,而是丰富多彩、宽阔广博的云南社会生活史。让我们领略到云南高原迤逦的自然风光、壮阔的历史画卷、斑斓的民族风俗、悠闲的田园场景、优美的诗情画意、神圣的宗教氛围、深邃的思想境界。
二、田野调查资料所反映的云南原始农业
在现代的民族调查报告中,同样留下了许多关于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生产情况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制定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平等进步、共同发展的方针政策,1950~1952年,中央政府派遣民族访问团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视察,了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社会制度发展情况,掌握了当时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基本资料。1956~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工作委员会又组织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云南西南边地人13较少、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几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在他们的考察报告和调查材料中,记录下了当时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王连芳先生考察了怒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1953年,王连芳来到了怒江边怒族居住的碧江县(今并人泸水县、福贡县),在考察了怒族的生产情况后,他认为,当时怒族的农业生产仍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锄耕、犁耕为辅,并兼有少量采集生产。怒族的刀耕火种地称为火山地。怒族开垦火山地的程序和方法是:在开垦火山地之前,要杀鸡祭山神“号山”(选火山地),之后,在初秋落叶之前即进行砍树活动。砍树时,要根据山势、地形从下往上砍,所砍树木的砍口定向一致,树木都不砍断,待深秋到来时,凭借风力吹倒大树,然后大树压中树、中树压小树,顷刻间便能将一片林子夷为平地。树木晒干后,在播种前十天左右准时点火烧山,烧后两三天趁雨水未到草木灰尚未流失时便点播庄稼。这时,男子收捡烧剩的残物兼撒小米,女子则用一根削尖的木棍打洞播下玉米种,点播完后留下一个男子在地里负责赶兽撵雀。
宋恩常先生1957年考察了贡山县独龙江流域独龙族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1957年所作调查统计,独龙族所居住的贡山县第四区(即今贡山县独龙江乡)总人口为2160人。宋恩常先生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独龙族社会,正处于由刀耕火种农业向锄耕农业过渡的时期。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砍烧天然生长的树木和竹林的阶段,二是砍烧人工种植林地的阶段。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独龙族掌握了刀耕火种农业的基本经验和知识。他们能够熟练地选择适合谷物生长的地势和土壤,分辨适合砍烧的树木种类,考虑阳光对庄稼生长的照射等,根据这些因素,独龙族大多选择坡度平缓适合耕作的山坡地来进行砍烧。适应刀耕火种农业的特点,独龙族掌握了休耕和轮种的技术。火烧地在第一次砍烧后,一般需要休耕六七年,才能进行第二次砍烧,以使地力得到恢复,砍烧的次数越多,休耕时间就越长。砍烧的种植方式对地力有较大破坏,根据独龙族的生产经验测算,种到第三次的刀耕火种地,产量比第一、二次要减少三分之一左右。为此,独龙族摸索出了许多保持地力的方法,如采取人工造林的方式恢复林地,增加产量;砍烧时割去周围的杂草树木,以防止野火蔓延;由原来的一次砍光发展为问隔砍,或者只砍树枝而留下树干,以减少栽种树木的次数,缩短休耕年限等。为了充分利用土地,独龙族掌握了轮种技术,在同一块土地上,轮流地种植玉米、小米(粟)和荞麦,有时也轮种豆类和芋头,还有一些村落在相对固定的水冬瓜树土地(即砍烧水冬瓜树所形成的耕地)上,轮种燕麦、荞麦、青稞等作物。
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生产工具,有石器、竹木器和铁器。历史上,独龙族曾长期使用石斧、石棒等石器作为生产工具,至20世纪50年代,独龙族已不再使用石器。但民间仍有一些家庭保存着磨制细致的石斧和石棒,并把石斧看成神圣之物。在刀耕火种农业中,独龙族以铁刀、铁斧为主要生产工具,而以木器、竹器为辅助性生产工具。独龙族地区使用的铁刀、铁斧均由相邻的纳西族、藏族地区甚至缅甸制造和传人,独龙族使用铁器的历史仅为一两百年。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当时独龙族男子使用的铁刀,刀长约45厘米,刀身前端宽约6厘米,尾宽约3厘米;妇女所使用的铁刀,刀长约30厘米,刀身前端宽约4厘米,尾宽约2厘米。从砍伐树木的效率而言,铁斧的效率要比铁刀高出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铁斧虽然使用效率较高,但在独龙族中铁斧的拥有量不及铁刀,仅有一半的独龙族家庭拥有铁斧。铁器的作用主要用来砍倒树木,在砍倒烧光后的生产环节,则以木器和竹器作为生产工具:翻土用木锹,锄草用木锄,覆土用木耙——木耙用树、f,或竹竿制成,或者将树木劈开制成二齿耙或四齿耙,播种玉米或豆类则使用竹、木制作的点种竿。在20世纪50年代的独龙族社会中,铁锄的使用尚不普遍,故而独龙族的锄耕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独龙族最初使用的锄头为木锄,独龙语称为“戈拉”,后来才在木锄的刃部包上铁皮,形成木质铁尖的小锄,独龙语称为“恰卡”。直到民国后期才从纳西族、怒族地区传人铁质板锄和条锄,故此,独龙族也将板锄称为“丽江板锄”,将条锄(独龙语称为“俄尔种”)称为“怒锄”。铁质锄头的使用,有利于对土地进行深耕和锄草,从而使独龙族由刀耕火种的轮作游耕开始向固定的园地耕作转变,但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刀耕火种仍是独龙族基本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一点,从独龙族的耕地构成上就可看得十分清楚。根据1956年对贡山县第四区(即独龙族居住的独龙江乡地区)第四村的调查,当时全村的耕地类别为:刀耕火种地132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8.9%;固定耕地196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1.1%;新开的水田17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0%。
徐志远先生于1956~1957年间考察了西盟佤山,在其调查回忆著作中,他记录下了当时佤族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当时,西盟佤山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发展。当时的佤山耕地有旱地和水田两种,以旱地为主;农作物以旱谷和小红米为主,同时也种植水稻、豆类、荞、玉米等作物为补充。在农业生产中,佤族群众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主要生产工具为长刀、砍刀、斧子、镰刀、锄、犁等,均为铁制;木制农具有耙、木钉耙和木刮板三种。总的来看,当时西盟佤族农业已从原始农业阶段进入传统农业阶段,但尽管如此,佤族的农业生产中仍保留着许多原始农业的生产习俗和方式。佤族旱地分为“犁挖地”和“懒火地”两种。犁挖地是把地上的小树和杂草钐倒、晒干、烧光后,再用锄挖或牛犁进行耕地。懒火地就是刀耕火种地,这类耕地保持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其方法是:在树木砍倒、晒干、烧光后,以灰烬作肥料,不犁、不挖,直接用矛进行点种。其点种方法是:男子手持长矛或长铲在地上打穴,妇女随其后往穴中丢下种子,并用脚顺势将土盖上。懒火地杂草少,一般不中耕,直到成熟才去收割。懒火地种一年后,一般要抛荒七八年后才又再种。可以看出,犁挖地属于传统农业的锄耕和犁耕农业,而懒火地属于原始农业的刀耕农业。据徐志远先生估计,20世纪50年代,西盟全县旱地中,犁挖地和懒火地各占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处于同时并存的状态。
……
P21-23
云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疆省份。1950年以来,在云南已发现野生稻的遗址近百处,滇池地区新石器遗址中有稻谷的遗留。在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的炭化谷,经科学鉴定,距今3770年左右。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为公元前1260年左右的遗存。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了稻谷、麦子。这些都表明云南是世界上较早种植稻、麦的地区之一。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滇人“耕田,有邑聚。”说明农耕已是当时滇池地区主要经济形态。千百年来,云南人民一直依靠农业生产生存生活。
可是,关于云南农业生产的历史仅只是在少数“通史”中涉及,未见专门论述云南农业生产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与云南悠久而多彩的农业历史极不相称。
国友教授的《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弥补了久缺的空白,满足了大家了解云南农业社会发展变迁的企盼,为云南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这是第一本系统深入论述从远古到清代云南农业发展变迁的史书。本书论述了云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农业的开发区域、种植作物、生产工具、耕作方法、采用技术、产品加工、粮食消费、月令风俗等,是迄今资料翔实、考证精准、观点新颖、叙述畅达、编排得当的云南农业发展演进史、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
本书不囿陈说,实事求是地考证了云南农业起源、稻谷培育、棉花种植、玉米传入、哈尼梯田开发、普洱茶栽培、稻麦轮作复种诸多问题。依据可靠的史料,通过认真的求证,经由允当的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把云南农业史的研究扎扎实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向上提升了一大级。
这是一部农业发展史,但又不是简单、孤立论述农业的发展变迁的史书,作者注意到政治制度、行政建置、人口迁徙、族类关系、社会环境、气候变化、工具改进等与农业的关系及其对农业的重大影响;论述了农民食衣住行的生活状况,春夏秋冬的岁时节令,耕耘收藏的生产制度,祭祀祈祷的风俗礼仪,与农事相关的歌舞绘画艺术等,从多维的角度展现云南民众的“做法”、“活法”、“想法”、“礼法”等。这就不是单纯的农业史,而是丰富多彩、宽阔广博的云南社会生活史。让我们领略到云南高原迤逦的自然风光、壮阔的历史画卷、斑斓的民族风俗、悠闲的田园场景、优美的诗情画意、神圣的宗教氛围、深邃的思想境界。
国友以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为指导,论述云南农业发展史。方国瑜先生在1962年4月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方国瑜先生“整体性”的基本原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是一个整体,古今是一个整体,中原与四裔(边疆)是一个整体,经济与文化是一个整体。国友将这个理论运用到云南农业发展史的研究中,提出云南农业是中国农业的一部分,云南农业与中国农业是一个整体。云南农业随中国农业整体发展而发展,云南农业的发展又丰富充实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矿业、林业、牧业是一个整体,农业与社会是一个整体,农业与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农业在整体中发展,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体现了方国瑜先生“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治学精神,向前人学习,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作为一个农业为主的高原省份,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急需得到一本论述云南农业发展的史书。读者期待盼望这样一部书已经十分长久,并非不知道农业史的著作对于今天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是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需要深厚的历史积累、广博的农业知识,更需要敏锐的科学智慧,没有扎实的史学功底、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谈何容易!所以在云南地方史的书林中长期阙如。现在,国友经过十数年的努力,满足了社会各界对云南农业史的渴求。这是令人敬佩、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学术成就。我们由衷感谢国友的独辟蹊径之功。
这部书立足学术前沿,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详细占有史料,认真鉴别史料,善于运用史料,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力求对云南农业发展的历史作出准确允当的论述、分析、概括。
这部书立足现实,回顾历史,面向未来。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史为鉴,为今天的农业发展提供历史资源。农业在当今云南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历史发展昭示我们,农业是云南发展的基础。农业兴,百业旺;农业衰,百业败。没有农业,民众无以为生,社会无以为稳。在城市化不断掀起高潮的当下,农村已出现衰败的苗头,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友《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的问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在史料处理上,在方法论上,在学术观点上,在理论分析上都深具特色。史学界的学者,必能从这一部深入而翔实的著作中领略到许多新知,体悟到更多观念,认识到众多问题。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必将从这一部农业史中,得到治理云南的参考,避免工作中的盲目,为云南农业的新发展做出新贡献。从事农业的科技工作者与人文学者,必会从这一部书中,提高自信心,更具创新的理想,为自己从事的农业工作创造出一番新的事业。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一部书必使大家开阔眼界、增益新知,得到启示,受到鼓舞。国友的这本《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正是专家、领导、民众阅读后都会得益的好书。
1978年,方国瑜先生领导云南大学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的同仁制定了八年规划,提出要编写农业史等“专史”。可是将近四十年过去,方国瑜先生规划的“专史”,还有大半没有完成。国友的《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的问世,完成了方国瑜先生的遗愿。如果方国瑜先生九泉有知,当倍感欣慰。我们也可以无愧地说,方国瑜先生开创的云南地方史研究的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继长增高。
国友自从1982年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求学以来,就以云南地方史为研究方向。他在西南联大史、滇港贸易史、昆明城市史、云南文化史、云南民族史诸方面多有建树,出版《流变与传承:云南地方文化史论》等著作,得到学术界赞誉。他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探索》杂志常务副主编多年,将一个初创的地方性社会科学刊物,办得风生水起,为学术界同声赞誉,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学术探索》在培养青年学者方面其功甚伟,为云南学术发展做出的贡献,有口皆碑。
国友到云南农业大学执教后,在农业大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上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努力做到尽善尽美。他的《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就是为云南农业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苦心孤诣的创造性成果。中共云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海翔教授称赞国友是不随波逐流、有独到见解,有责任敢担当的学者、教师、专家。
国友刻苦勤奋,踏实认真,严谨刚毅,德才兼备,胆识俱佳。因此,他能够在学术上坚持不懈、精进不停,创新不断。
林超民
丁酉谷雨
本书为云南省社科规划课题《云南农垦变迁史》的延伸性研究成果。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得到云南省社科规划办公室的资助与支持,得到云南省社科联主席张瑞才教授的关心和支持。同时,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关心和帮助。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高志英教授、王志芬博士和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张晖副研究员。帮助确定研究思路和提供相关资料,云南农业大学的文洪睿老师、张宏勇老师和张毅老师,从各个方面给予协助和支持。这本小书的完成,凝聚着各位师友的盛情与贡献。感谢的话不待多说,隆情厚意将永铭心问。
袁国友
2016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