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安著的《大逃港(精)》这部书，比较真实、比较客观、比较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曲折的一段历史的真事。《大逃港》之所以使人有阅读震撼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作者总是用真实的社会生活事实，真实的人物情感和近似疯狂的选择行为与命运故事，在证明强调着人们逃港的根源。《大逃港》，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现实的延伸考察与理解，是在对中国改革开放源头的探访和找寻。

《大逃港(精)》中党报资深记者陈秉安历时22年震撼引爆“逃港风潮”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再现惊心动魄的大逃港历史。“大逃港”逼出大开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邓小平、习仲勋、叶剑英等领导人在面对“大逃港风潮”时如何抉择？《大逃港》全景解密。

楔子：20年前的寻找

 一、发现径肚村

 二、小松树下的孤坟

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

 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一个地主后代的回忆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第二节 三十年牛郎织女——文素巧寻夫

 第三节 逃港的广州女大学生

 第四节 “木脑壳”八次逃港传奇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节 “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第二节 逃港：饥荒中的出路

 第三节 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一节 涌过边界的洪流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第三节 梁成功九龙寨奇遇

 第四节 暴雨下的冤魂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第六节 全港大审判

 第七节 从逃港者到“洋参大王”

第五章 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

 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第四节 “爱”也拴不住的“心”

 第五节 刑场上的鲜血——老头与青年殊死血斗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后记

我一定要到那个什么“径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条鬼才知道的小径，看到底是不是史书出了问题。

于是我带了地图，骑上“笨驴”一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宝贝单车上路了。

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准确地说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时光。

远处响着振动地皮的打桩声。深圳城里正在轰轰烈烈搞经济特区的大建设，国贸大厦正在拔地而起，满街尘土飞扬。我却跑到深圳河边去探古，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脚下是从深圳墟通向沙头角的一条鹅卵石公路。贴着深港的边境线蜿蜒向深圳墟的东面伸去。“笨驴”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东晃西晃着，简直要把主人“晃”下来。

在一块写着“边防禁区”的木牌前下了单车，一支木杆拦住了路。路边孤零零立着的矮小砖房，想来就是著名的“长岭边防哨所”。这里就是边防禁区了。当年这寂寞的边防哨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罗湖区行人如织豪华气派的“兰亭豪苑”附近。

哨所里走出一个端着冲锋枪的边防军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记者证拿过去端详一阵，又拿了进屋去，同里头一个年纪稍大的军人商量什么。

哨兵挥手，表示我可以进入边防禁区了。那年头，一个党报的记者是挺吃香的。

于是，我来到一片广阔的田地，开始打量那块被史学家称为“战场”的地方。

其实这儿就是香港的山脉和深圳的山脉之间形成的一片开阔地。没错，地势平坦，三千元军和他们的马队足可以展开惯用的弧形阵势。

我在四周寻找着，沿着宋军退败时可能选择的路径。希望在小路上发现点什么，比如一片马甲、一截兵器什么的。

深圳河在身边的芦苇丛中无声地流淌，只有隔着铁丝网，在离我三十米处竖着英国旗的碉堡上，传来执枪走动的英国兵沉重的皮鞋声。

那位英国大兵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对我做了一个鬼脸一一大概值勤的生活太枯燥了，才又慢慢地走过去……

难道700多年前南宋与元军的最后决战，真的就发生在这里?

我睁大了眼睛注视地面。没有啊，什么战斗痕迹也没有。

奇怪!

我趴在地上打开地图，手指沿着深圳河边上一个个地名找：莲塘村，有，在梧桐山底下；罗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

照地图上的方位，在长岭村边，莲塘村偏南，也就是在这条小河靠北一点的地方，应该就是径肚村了。

我真糊涂，此刻，它不就应该在我的脚下吗?  可是，哪儿是“径肚”?哪有什么“径肚”村?我跺跺脚，身边除了松软的沙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和从深圳河上吹过来的风拂动芦苇的声音……

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错了，还是地图错了?我开始怀疑顽固老头的说法了。

我沿着河边的山地往芦苇深处走去……走近河边，扒开芦苇。

啊，那是什么?

在长满野草的一条荒芜小道边，地面上有一些灰色的东西，蹲下身去看时，发现那是一些砖瓦的残片。

没错，这儿的确有一个村落。

接着，我拨开密密的芦苇，终于看到路边上几截残破的土墙。

对了，径肚!这里就是径肚村!

“喂一一有人吗?”我把双手做成话筒大声喊。

四周除了风吹动芦苇的“沙沙”声和深圳河在转弯处冲击石头的“哗哗”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村子!

我很快想起了半年前在调查深圳(宝安县)历史时，翻看的那些蒙着厚厚灰尘的案卷。当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中间记载着的，深圳河边上几十年前发生的一段历史一一大逃港!

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记得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明明白白写着：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

难道这芦苇丛中、这朝霞掩映下的断壁残垣，就是当年因为大外逃而造成的“鬼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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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谁推动的?是人民。

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1

20年前，在深圳宝安县采访时，一位曾经逃过港，后来又被村民们推选为村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深圳办经济特区吗?”我一时语塞。

是啊，邓小平为什么不提出在新疆，在黑龙江，在广西的凭祥，在吉林的延边……办特区，而单单选择了深圳呢?

可以说，长期以来，历史对这一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问题，记述远不是明晰的。

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但是，后来的进程却使人失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实现对民众的承诺。即使仅从经济发展上看，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也是失败的。

无论是西北的柏林墙还是东方的三八线，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

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就是： “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

这一切，对于那些一直在边境前沿与民众接触的共产党人：陶铸、习仲勋、李富林、寇庆延、方苞、吴南生……可谓洞若观火，看得清清楚楚。实践的教育使他们比之其他共产党人早一步觉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脱离旧的思维，在实践的引导下，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当年，正是为了遏止“偷渡外逃”， “解决肚子要吃饭的问题”，逼着共产党人想法子。1961年，以李富林为首的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要政策，提出了开放香港沿边十四个公社的要求；1978年，以方苞为首的宝安县委再次向广东省委提出开放沿边十四个公社和一系列的对港开放政策，得到了陶铸和习仲勋的支持，并发展了外贸出口基地。实际上，即使在办特区之前，在深圳(宝安县)也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正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众日趋高涨的“逃港潮”一次次地冲击着“围墙”，到70年代末期，“对港开放”已成为宝安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内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要求的强烈推动下，1979年4月，习仲勋、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带着群众的愿望去北京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给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稳定人心，发展经济，解决外逃等问题。

此时，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本人，包括邓的改革开放战略的直接实施者谷牧等人，对于改革开放怎么搞?先从哪里搞?认识也是有限的。正是这些来自基层的群体智慧，丰富并升华了邓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邓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办特区，先摘一块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然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扩大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

历史，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发展的，而不是其他：从群众到领袖，从被迫到自觉，从特区到全国，从群众要求到理论升华……一场源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就这样一步步推开了!

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历史，也许还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年!

可以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所以我说：如果将来要给中国现代历史划段的话，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沿海的宝安县，而不在内陆，这是特定的历史机遇决定的!

比起东欧的柏林墙(成功越墙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伤260人)、朝鲜的三八线，发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后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时间更长、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情状更惨烈，对于中国改革者的冲击和教育也更强烈、更深刻!

可以说，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中，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历史却被深埋着，不能公开。

22年前，当我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远不是平日书本上看到的那么简单的时候，我就决计补阙它，我相信历史总有被公开的一天!

我不声不响地干着这件事，从酝酿、收集资料，到下笔写作、完成此书，前后整整22个年头。

这本书的创作时间这样长，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困难的是人物的采访和史料的获得。

就在三年前，有关群众外逃的历史档案还是作为“国家机密”，不对群众公开的。就是说，我即使能够得到写作材料，采访到历史见证人，甚至能够成书，在这批历史档案公开之前，也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

22年中，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一直不愿放弃，不断地准备、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采访那些逃过港的老农，曾经失去了亲人的妇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了魏天粦、欧阳东、张树木、文国祥等一批至今来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后代朋友”。为了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成逃港者，潜入笋岗桥老收容所酷热、恶臭的监房中，听逃港者们倾诉对香港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气……

当然，有时我也是“不被欢迎者”。就在两三年前，被采访的逃港者、被纠缠得甚感为难的档案管理人员，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我理解他们，但我坚信，所有的历史，包括那些尘封着的档案总有一天会解密。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2007年4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有关群众逃港事件的内容亦在其中。我于是有了读到更多历史资料的机会。这也无异于给我的写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书，也终于可以公开出版了。

感谢上帝：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即使由于某些原因，本书的历史只能以文学记录的方式写出，但其中的人和历史事实，皆属真实可靠，有号可对。

本书能完成创作，还得感谢我采访过的尊敬的长辈、老师和朋友，从习仲勋、寇庆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宝安县农民万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关单位：从深圳市档案馆、宝安区档案馆到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以及席军、张沫清、潘强恩等一大批热心支持和关心过我的朋友(包括网上给我以鼓励的朋友)，还有那137名乐意谈起他们经历的朋友。是众多勇敢地站在历史的良心一边的人们帮助，使我终于得以完成此书!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记起，22年中，那些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曾经无私地含泪反思当年并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宝安县“反偷渡”的直接指挥者李馨亭、周水君、杨谭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看不到我的书出版了。

如果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本《大逃港》能给记录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以一点有价值的参考，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的话，那便是我和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愿了!

深圳河边地下有知的魂灵，现在，你们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