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是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把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下的民族，并把这个大帝国维持了好几个世纪，这是他们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对这个问题采取道德的评判也许没有什么意义。直到晚近，人性的本质似乎都是：强大的政权总想扩大自己的领土（现在就说这个本性已经消失好像太早了点）。谴责罗马的征服活动几乎就像谴责雨竟然是湿的一样毫无意义。奴隶制扭曲了希腊—罗马世界，但其他的古代社会也是如此，奴役战俘至少比把他们刺瞎或者把他们剥皮要好些。所以，当人们提出奴隶制使希腊人和罗马人变好还是变坏的问题时，问题本身似乎就没什么意义。在解放奴隶方面，罗马人至少比希腊人更积极些。有时候人们提醒我们注意：古代流传到今天的文献，没有一篇是由处在奴隶状态下的奴隶创作出来的，并为人才的浪费和不幸哀叹。这个观点本身不无公正之处，但它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太伦斯、埃庇克泰德、第一位拉丁诗人李维乌斯·安德罗尼科斯都曾经是他们的主人解放的奴隶。还有，西塞罗的通信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他的被释奴提罗；贺拉斯所以创作出他的作品，则是因为那个不知名的罗马人解放了他的父亲，并使他几乎发财，从而让他的儿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钉十字架是处决犯人的罗马方式。这是一种慢性折磨，令人恶心。可它竟然从一种群体虐待狂热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罗马人确实比希腊人更让人讨厌。但将罗马和平所带来的好处与罗马的压迫作比较，以衡量孰大孰小，似乎没有意义。我们知道大量关于罗马政府残忍与腐败的例子，但那些如此谴责罗马的人，实际上在两个方面还是隐含着对罗马的肯定的：一是我们所了解的罗马人滥用权力的绝大多数例证，都是由罗马人自己记下来的；罗马人至少还有一个良好政府的理想。如果西塞罗没有控告的话，我们是不知道臭名昭著的维列斯的。如果西塞罗没有调查并感到震惊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那高尚的布鲁图竟然会在西里西亚放高利贷。罗马人也许没有那么高的职业道德，但伪善至少对美德还有包含着缺点的贡献。如果我们能在亚述人或者阿兹特克人的文献中找到哪怕是一丁点的自我批评的话，我们也要为那一小点的仁慈感恩戴德了。第二，如果说我们对罗马人感到愤怒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人们如今已经能充分认识到古希腊人的另类性，但罗马人与我们颇为相像的情感依然故我（尽管常常是无意识的）。这种情感在罗马诗歌评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今竟然还有那么多的文学评论者继续认为卡图鲁斯、奥维德，甚至包括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有近代式的自由民主思想，真是让人吃惊。或许我们应该说的是：正是因为罗马文化如此人道和“现代”，并在经过如此多的世纪后，仍然能够让我们理解和欣赏，以至于我们很难认为他们和我们是如此不同。而这恰恰是对他们成就的肯定和赞美。
希腊人为我们创造了民主制、君主制、僭主制等有关政治理论的名词，但罗马人在政治实践方面的影响更大。他们实际上传下来两种政治制度模式：中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和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恺撒主义”的君主制度（早期罗马共和国那种据称节约和简朴的共和国或许可以被当作第三种模式，不过，虽然政治思想家们，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印象深刻，但它本身好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而缺少确定的政治内涵）。
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崩溃之前，罗马一直是由贵族管理的。不过贵族并非一个僵化的等级，而是一个相当庞大且可以吸收新成员进入其核心的流动的集团。公职一年一任，选举制度非常复杂，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那些崇拜罗马政府制度的希腊观察家们，如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等，将其描述成“混合政体”。西塞罗之类随时准备颂扬他们祖先智慧的罗马人，接受了希腊人的赞美之辞，庆幸他们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平衡的政府体制，从而避免了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极端之处。而正是这些极端的制度导致了希腊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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