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梦中情人卓玛姑娘

在王洛宾一生的整个歌海生涯中，有一首跨越国界的传世之作，它就是六十多年来人们百唱不厌、魅力四射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是一首拨动亿万人心弦的歌，这是一首从驼峰上唱出来的歌。

这首歌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从20世纪硝烟弥漫烽火遍地的抗战年代唱到了今天的21世纪。而且，它还将永远、永远地唱下去。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国际著名歌唱家罗伯逊，自从见到这首歌曲后，便将其作为自己的保留节目，在唱红自己的同时也唱遍了世界。历史悠久、享誉全球的巴黎音乐学院，将这首歌编人了该院的东方音乐课程，一直延续至今。

王洛宾逝世一年后，1997年12月，一场名为《新世纪之音》的广场音乐会，在我国台湾省台北市举行。广场音乐会的压轴节目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三位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卡雷拉斯和黛安娜·罗丝，联袂用华语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从而将这场广场演唱会推向了高潮。

可是，人们又有谁知道，当年王洛宾在创作这首歌曲时，他的第一次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也正是在这当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美丽而又“绝情”的藏族姑娘卓玛。然而，令王洛宾深为遗憾的是，不及告别，卓玛，宛如天际飞逝而过的一朵白云，在他的眼皮底下消失得干干净净。于是，怅然若失的王洛宾在归程的驼峰上造就了这首百年经典名歌。

那是1939年的夏天，我国著名电影创始人郑君里为拍摄影片《民族万岁》来到青海。《民族万岁》是一部反映各族人民生活的一部纪录片，也是推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日的宣传片。作为青海文化界的代表，王洛宾应邀加入了摄制组，与他们一起来到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

摄制组就驻扎在金银滩千户长同曲乎家的大院里，并与千户长一家同吃同住。片中要拍不少牧羊场景，经反复挑选，郑君里选中了千户长的三女儿卓玛饰演牧羊女。此外，还需要一位赶羊的帮工，但寻觅来的一位藏民，几次试镜总是不合导演的要求，情急之中，郑君里一把拖过王洛宾，让他穿上藏袍充当帮工，协助卓玛姑娘一起牧羊，就这样，王洛宾紧随着卓玛姑娘，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三天牧羊生活。

按照郑君里的要求，王洛宾和卓玛姑娘同骑一匹马，卓玛在前，王洛宾在后，倏忽间，卓玛一个策马疾驰，平生第一次跨上马背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王洛宾突遭这么一颠扑，在向后仰倒的惊慌瞬间，本能地用双手紧紧地环住了卓玛姑娘的柔软腰肢……等到跑出去很远很远的时候，调皮的卓玛姑娘却倏地一下放松了马缰，口中爆发出了“咯咯咯……”的一阵忘情的笑声。原来，她是在有意捉弄身后这个从来没有骑过马的汉族青年。笑完，卓玛又将身子往后一仰，顺势靠在了王洛宾的怀中，默默地将手中的马缰绳递到了王洛宾的手中，任凭他扬鞭跃马，飞驰在辽阔的草原上。

为了增强拍摄效果和体现青海草原的特色，郑君里导演还专门在金银滩草原深处架设了一座漂亮的帐篷，围了一个羊栏……

黄昏来临了，绿色的草原上座座帐篷升起了缕缕炊烟，王洛宾跟随着卓玛姑娘将羊只一一清点人圈。他木然地站在栅栏旁，近乎痴呆地望着身披火红晚霞的卓玛姑娘。前面的卓玛这时仿佛感受到了身后这位异性汉族青年特别关注的目光，缓缓地转过身子，把那张因晚霞燃得彤红的盈盈笑脸对着王洛宾，许久，她举起了手中的牧羊鞭，轻轻地，轻轻地打在了王洛宾的身上……

三天的电影拍摄很快结束了。这是在青海湖畔的最后一个夜晚，王洛宾带着卓玛——据王洛宾晚年向人讲述，同在一匹马上在远处看完了郑君里为答谢藏族同胞放映的电影。据说，有人曾这样问王洛宾：“你们两人骑在一匹马上怎么看电影？”王洛宾微微一笑，回说：“怎么看电影你自己去想吧！”看完电影后，两人默默地、默默地踏着洒满月光的草地，走回了卓玛的帐房。卓玛掀起毡帘，将半个身子探进了帐房，尔后，又侧回身子，漾着迷人的微笑，带着几分惆怅，向着帐房外呆呆伫立的王洛宾投去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瞥，随后，毡帘悄无声息地挂落下来……

令王洛宾意想不到的是，天亮后，一夜不曾合眼的王洛宾向着卓玛姑娘居住的帐房望去时，不由得一下愣住了：那里早已是空寂一片！原来，早在天亮之前，在家人的帮助下，卓玛姑娘就赶着羊群回她所在的部落去了。

和摄制组在回西宁的骆驼上，王洛宾时不时地回首凝望，呵，他是多么希望可爱的卓玛姑娘再度出现啊！伴随着一阵又一阵叮当作响的驼铃，26岁的王洛宾，就这样在驼峰上写出了世界上最美妙最抒情也是最具魅力最为悠久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首具有藏族、哈萨克族双重民族风格和旋律、异常优美、抒情的歌曲，在西宁首唱后，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地，传到了南洋，传到了欧洲、美洲，成为一首跨越时空、语言、种族、地域的优秀华人声乐艺术的经典之歌，即使正在进行中的异常残酷、惨烈的战争，也无法阻挡住她在世界各地的传唱。

在这里插入一个典故，一个颇能证明《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支民歌独具的艺术魅力，然而又是令人无比心酸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在那遥远的地方》诞生二十多年后，距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这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历史反革命”王洛宾，虽说已经从大牢里给放了出来，并回归了人狱前为之服务的新疆军区文工团。然而这次被释放，纯粹是因为军区文工团创作的需要。也就是说，军区文工团离不开他王洛宾。没有王洛宾创作的歌曲节目，新疆军区文工团难以在全军文艺团体中立足前茅。故而，经军区政治部批准，王洛宾得以获准假释回团，戴罪服务。当时，文工团里的演职人员，包括炊事员在内，都是清一色的现役军人，唯独王洛宾失去了穿军装的福分。也正是因为他是假释和戴罪服务，处在属于非人民内部矛盾的监外管制中，他亲手创作的作品，不能署他王洛宾的名字，只能以新疆军区文工囝“集体创作”的名义对外发表。更有甚者，文工团无论是到首都北京参加全军文艺汇演，还是组成小分队赴各地包括为边防哨卡一线官兵慰问演出，王洛宾同样无缘随同前往。那一年，新疆军区文工团应邀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为正在英勇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和吴庭艳南越当局集团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民作慰问演出。在河内，二十多年前曾在中国境内与中国人民一道抗击日寇法西斯的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在接见演出人员时满含深情地问道：“《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支歌我很熟悉，这支歌的作者来了没有？”

见问，带队的新疆军区文工团领导倒也不失机灵，机灵中却作了很是无奈的回答：“王洛宾同志因病没有能够前来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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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值得我们讴歌的前辈

这是我的第三本有关左翼作家左翼文学的评论研究作品集锦。

这，也是我在同一家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有关左翼作家左翼文学的评论研究作品集锦。

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由我个人独立承担的，对巴金先生与黄源先生这两位百岁老作家之间的通信作注释的《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2004年11月出版，先后印行了两版。

第二本书，则是更为丰富、研究范围也更为广阔的《我为鲁迅茅盾辩护》，2009年11月出版，上市八个月意外地告罄。在参与香港书展时，又意外地受到了港、澳、台学者的欢迎。澳门科技大学的教授还主动与之互动，说该大学的图书馆还藏有笔者九年前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50万字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萧红与萧军》一书全新修订本），对这两本书都给予了中肯的好评。2010年9月，国家图书馆主动征得出版社与作者的同意，在收藏纸质文本的同时，又收藏了本书的电子文本。

第三本，即现在要出版的名为《绘得红楼铸青史》一书。书名源自于萧红临终前夕发出的心声，也可以说是她生前一桩未竞的心愿，一大遗恨。“红楼”，乃系她在香港病重时刻念念不忘的，一俟病愈，并在条件许可时，会同丁玲、聂绀弩、萧军、骆宾基等人一起创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题材的宏大史诗作品的愿望。

“绘得红楼铸青史”，也可用在本研究集锦中的其他左翼前辈，尤其是有“西部歌王”誉称的王洛宾身上。为寻求音乐世界中的自由王国，王洛宾在大西北的丝绸之路上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记得是在28年前的岁末隆冬季节，在我的文学引路人萧军先生居住了近40个寒秋的北京后海鸦儿胡同那个破旧寓所的楼上，我与分别多年的萧军先生围炉而坐，谈到各自的苦难与所经历的一切，萧军言简意赅地指出，要论苦难，谁也没有王洛宾的苦难多，而王洛宾的毕生追求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却是许许多多人达不到的。本书收入的《王洛宾的音乐人生》，相信读者读后，自会给出一个相应的结论。

本书还收有关于萧军、舒群的研究作品，以及有关文学界、新闻界前辈萧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作出了不朽贡献的著名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夫妇、献身抗战的著名日本左翼人士绿川英子、长期被人诬为“托匪”的胡秋原先生和两个活得极有“人样”的前辈贾植芳与牛汉先生的人物素描。他们的人生各有各的怅惘，各有各的无奈；为中华、为民族，他们的人生也是各有各的凝重，各有各的精彩。

他们，都是值得我们讴歌的前辈。

1981年，才脱樊篱的萧军在美国出席由多所院校、研究机构、社团发起举行的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鲁迅遗产会议”上，面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学者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犯了那么些错误，你们为什么不换一个党啊”的挑衅性问题时，萧军作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她最大的功劳，是带领民众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战士，使祖国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你找不出一个党来代替共产党，当然我就要拥护共产党，我是她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啊！批评是批评，鼓掌还是要鼓掌的。”此外，1987年12月8日，萧军在其寓所告诫我：“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也无论受到什么冤屈，都不要动摇对共产党对我们伟大祖国的信念”……

萧军的话，正代表了这令人敬重的老一辈人的共同心声，也是对我们后人的共同的告诫。

是为后记。

秋石

2015年5月28日 昆山香樟园

代序：关于“扬军抑红”错误倾向我的第五次检讨；关于我的属性自白

王洛宾的音乐人生

我是“托匪”？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

《活的中国》：他们让世界知道鲁迅

“望乡之星”绿川英子

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关于萧军第一次抵达延安的一些情况

萧军与王实味事件

巴金与萧军

生死一场凄绝中

在《萧红的第一个恋人》的背后

追寻任正真

驰骋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

把“人”字写端正些

他更是一位严谨正直的文史学家

代后记：他们都是值得我们讴歌的前辈

关于“扬军抑红”错误倾向我的第五次检讨和谢忱

根据巴金先生倡导的讲真话精神，借本书出版之际，我再一次对自己在2000年前专项研究中所持的“扬军抑红”错误倾向作检讨，这也是我在同一个问题上的第五次检讨。我前四次检讨，分别是在2000年3月28日文艺报社在北京为拙作《萧红与萧军》（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举行的研讨会之后；2001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纪念萧红90诞辰研讨会上；《萧红与萧军》一书修订本《两个倔强的灵魂》（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代后记《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一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代后记《我这三十年学者梦》；以及2014年11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一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等。此外，于京、沪、杭、穗等地同一些前辈学者的沟通中，我也多次予以深刻反省，警钟长鸣。

萧军是我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我对萧军的感情是比较深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始朴素的感情，一度使得我在二萧研究中失之偏颇，即过于站在萧军一边，疏于考证比对，产生了不该出现的扬军抑红的错误倾向。如对文坛头面人物周扬和萧军的“情敌”端木蕻良的评判，我多是以萧军这边的人划线，有失公允和宽容，有些描述，甚至还带有一些脸谱丑化色彩的攻击性。实践证明，这种倾向十分危险，缺乏一个学术工作者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学术素养。这些问题的存在，在1999年12月出版的《萧红与萧军》一书中尤为明显。至今，我深为内疚。把自己深陷进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辈们的恩恩怨怨中，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在2000年3月28日由《文艺报》主持召开的《萧红与萧军》一书研讨会上，一些学者、专家就该书存在的严重缺陷，毫不留情地向我提出了尖锐批评。我还注意到：“左联”老战士、萧红生前好友、86岁的梅志先生虽然到了会，但她始终不发一言。尽管会议主持人恳请她提出批评，但还是被她婉拒了。要知道，她是全体与会者中唯一一位历史现场见证人哪！在上海，在鲁迅身边，可以说她是萧红的唯一女性知己；在武汉，她见证了发生在二萧身上的一切，以及“第三者”的悄然介入；在重庆，虽然与萧红接触少了，但她是唯一一位窥出萧红内心深处最终情感所在的女性……研讨会结束的次日，我专门去木樨地24楼她的府上听取意见。对于我的前来讨教，梅志前辈爽直且又十分严厉。

继梅志之后，另一位远在长春寓所的历史见证人蒋锡金先生（当年，在二萧初初抵达武汉时，他给予了这对患难夫妻及时而宝贵的帮助。后来，二萧西安分手后萧红回到武汉，在端木蕻良独自一人去重庆后，又是蒋锡金给了萧红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亲作担保，为她筹足了去重庆的旅费及到重庆初期的生活费用）在电话中，也对我发出了同样的严厉批评，批评我存在着严重的扬军抑红倾向，并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分析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对有争议特别是争议很大的事件，一定要学会全面观察问题。……我们是在写历史，写历史是在为历史上的人和事作证，如果这中间掺杂了私人情感，就会产生不公正，就会误导后来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求证，而且是小心谨慎地求证，求证之后才是实事求是地作结论，力求恰如其分！”

2000年3月30日，亦即《萧红与萧军》一书研讨会举行后的第三天，多次扶携我的革命前辈、著名诗人、上世纪50年代担任萧军部分作品责任编辑的原《新文学史料》主编的牛汉先生，在其朝外十里堡寓所也向我提出了类似的中肯批评。牛汉先生对我甚是负责，在研讨会上并没有说我的好话。在发言中，他以另一种方式，不动声色地批评了我的错误倾向。他说，为人物作传，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所有方面都写全。这是一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有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对他们要进行历史性的理解。作传要写出一个人一生的主要成就，如作家就要把他作品的艺术个性、他的成长历史介绍出来。但是要是把生活细节全部抹掉了，只剩下概念的东西，那也是不丰满、缺乏血肉的，因而也是不完美的。

我衷心感谢众多的前辈及时地为我敲响了警钟。他们的批评，我都一一铭记在了心中，在随后出版的《两个倔强的灵魂》一书中，作了脱胎换骨的改正，包括对萧军的“论敌”周扬先生，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尤其是周扬晚年震撼中外文坛的深刻觉醒与反思。而在2012年初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一书中，则有了新的提升。

今天，面对本书的读者，我再一次对过去二萧研究中存在的“扬军抑红”错误倾向进行深刻反省。这也是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巴金先生《随想录》的最大收获。

在过去36载左翼文学的研究生涯中，我有幸与两位鲁迅学生、30余位左翼作家左翼文化人，上百位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老战士（含“皖南事变”幸存者），以及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地下党老前辈相识并近距离交往，自是受益匪浅。受他们的熏陶，我从不避讳我是左翼，一个敢于亮剑，痛批左与右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左翼作家左翼学者。还要声明的一点是：我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立场。我绝不会与极左为伍，永远不会。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反右扩大化与“文革”，我一直持鲜明的批判立场，而且从未改变过。但，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决不允许别有用心地捏造、抹黑，也决不允许拿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来否定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决不允许否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

《绘得红楼铸青史》是秋石的第三本有关左翼作家左翼文学的评论研究作品集锦。书名源自于萧红临终前夕发出的心声，也可以说是她生前一桩未竞的心愿，一大遗恨。“红楼”，乃系她在香港病重时刻念念不忘的，一俟病愈，并在条件许可时，会同丁玲、聂绀弩、萧军、骆宾基等人一起创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题材的宏大史诗作品的愿望。

“绘得红楼铸青史”，也可用在本研究集锦中的其他左翼前辈，尤其是有“西部歌王”誉称的王洛宾身上。为寻求音乐世界中的自由王国，王洛宾在大西北的丝绸之路上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本书收入的《王洛宾的音乐人生》，相信读者读后，自会给出一个相应的结论。

本书还收有关于萧军、舒群的研究作品，以及有关文学界、新闻界前辈萧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作出了不朽贡献的著名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夫妇、献身抗战的著名日本左翼人士绿川英子、长期被人诬为“托匪”的胡秋原先生和两个活得极有“人样”的前辈贾植芳与牛汉先生的人物素描。他们的人生各有各的怅惘，各有各的无奈；为中华、为民族，他们的人生也是各有各的凝重，各有各的精彩。

秋石编著的《绘得红楼铸青史》围绕萧红萧军和端木之间，民歌和情歌圣手王洛宾的传奇人生，王实味事件，两岸破冰第一人胡秋原的托派问题，埃德加·斯诺与《西行漫记》的著录等为中心，进行研究，澄清了近现代文学史上和革命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文稿收录了一些的当事人的采访稿、原始文件和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