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小说卷”是太白文艺出版社岁末年初的重点图书。所收入的女作家：张抗抗、方方、林白、叶广芩、邵丽、乔叶、鲁敏……皆为获过各种国家级大奖又为读者熟知并喜爱的作家。作者简介是一张精美彩色折页，分别有十多幅她们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记录着她们在文坛上一些重要时刻和岁月留影，非常珍贵。作品之后，附有一篇访谈或综述性评论，以及创作年表，使得这套丛书更具权威性、资料性、学术性，也有研究价值、收藏价值。

本书就是该系列之一，收入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林白不同时期中短篇小说，包括：《西北偏北之二三》、《长江为何如此远》、《北流往事》、《狐狸十三段》、《汉阳的蝴蝶》等和入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以及代表作《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的精彩篇章。

《狐狸十三段》这本书收入作家林白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5篇和3篇长篇小说节选，全面展示了这位中国当代“女性化写作”开创者的创作风貌。林白被誉为“真正的作家”，不追潮流，而是开创潮流，不慕虚名却实至名归。用作品赢得世人尊重。潜心创作，精品不断，用文学探索生活、心灵与哲理，为日常生活擦亮一扇心灵的窗口，守护内心最心仪的文学女神。为我们打开了一方别样的心灵世界。

西北偏北之二三

长江为何如此远

北流往事

狐狸十三段

汉阳的蝴蝶

长篇小说《北去来辞》节选

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节选

长篇小说《万物花开》节选

评论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访谈 “万物花开”闲聊录——林白访谈

西北偏北之二三

出门的理由有许多种，其中一种叫做，不问阴晴圆缺，管他赵钱孙李，说走就走。当然，这得有股子热情。作为一个马上就要四十岁的人，赖最锋相当希望自己还拥有这种类似于冲动的东西。事实上，一年前他就想来一趟额济纳，那时候，春河刚刚失踪，

到额济纳可以先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再从呼市换火车到额济纳，但他舍近求远，先到兰州，再到张掖，然后坐长途班车到额济纳。他喜欢一种想象中的千辛万苦的感觉，也因为，这条线路更古老，更西域，而沿途的武威曾经叫凉州张掖曾经叫甘州，想一想著名的凉州词八声甘州什么的吧。当然，同时，春河一年前就是从武汉到北京，再到兰州，然后坐旅游大巴到张掖，再到额济纳的。他也就决定这样走一趟。不同的是，她跟了一个自助旅行团队，是从武汉坐飞机出发，他则独自一人，从北京，坐火车。

说起来，春河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暗恋对象而已。她比他大三岁，在学校时，他刚上初一，她就已经上高一，她高考，他才刚刚中考。为了接近春河，他跟她哥哥交了朋友，这都得益于他在《圭宁报》副刊的职业。春河的哥哥是聋哑学校的体育老师，股骨头坏死之后提前病退。他写些文章，赖最锋为了让他多发表，在他的“圭江”副刊上给他开了个专栏。不过好景不长，才一年多，上面取消县市级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圭宁报》及圭江副刊一并烟消云散。

赖最锋倾向于认为，春河失踪是她自己的选择，但大多数人不这样看，那一阵，媒体有不少版面报导此事，后来就不再提了。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个失踪的女白领，八成是被害了。

行李简单，只背了一只背包——两件长袖T恤、一件帽衫、一件厚布外套、一件薄羽绒衣。在北京四年，赖最锋渐渐接受了某些知名的运动品牌，这比普通品牌贵一到两倍甚至更多，但质量好，耐久，而且板型帅气，穿上身的确提神一些。尤其像他这种不够高有点瘦有佝背习惯的人，穿上品牌运动服，居然也显得硬朗挺拔起来。

此外还随身带了一个纸本子，这是早年留下来的习惯。虽然已不再写诗，但时常还是有一些句子从脑子里飘出来，他会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出本子，记下来。将来自己看，或者，写一点东西。至于能否写成，那都是天知道的事。也有可能不再写，本子里记下的永远只是些碎片，像砂粒，成不了一座建筑。会有一些遗憾，但人生就是由遗憾堆积起来的，到现在为止，生活根本就不是遗憾能概括的，遗憾算得了什么呢，什么都不算。

当年疯颠冒失，如今失败落寞。自从离开《圭宁报》，他就再也没有写过诗。不知道是不写诗所以不再冒失疯颠，还是因为不再疯颠冒失而写不出诗。十月份到来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满四十岁了，步入中年，热情消失，荷尔蒙大概也所剩无几。

四年前他把“鸟巢”幼儿园的一大滩子事扔给老婆，自己跑到北京参加一个半年制的影视编剧短训班。之后就留了下来。给一线编剧当枪手，写过两部不咸不淡的电视连续剧的初稿，之后到一家民营文化公司做图书推广，积累了两三年，好歹搬离了地下室。春河失踪，仿佛当头一棒。同代人中忽然有人没了，而且几乎是，最重要的人。当头一棒，然后悠久的震荡。

赖最锋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对他而言，难受的不是越过中铺爬到上铺，而是窝在上铺腰伸不直，即使侧斜着，头也会撞到车顶。但他不愿意坐到过道，他喜欢一个单独的空间，周围没有人来来去去，列车的上铺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密室，甚至比密室更妙，你可以看见过道、中铺和下铺，以及窗外飞速向后的房屋田野山峦和树林，而它们完全看不到你。

仰面躺着，有时趴在枕头上。

人终有一死，失踪把死的空间变大了。如果她去动手术，然后化疗，放疗，人骨瘦如柴，头发掉光，那又会好到哪里去。她母亲韦医生最相信现代医学，想保守治疗都保守不了。最终一定是在药气浓稠的病房里，全身插满管子，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额济纳的好地方多的是，湿地的芦苇，成群的红嘴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过来；有大湖，一个叫做居延海的地方；有著名的胡杨林，近年来总是冷不防地遇见这个，在电视、微博、酒店某间客房的镜框里。是，在沙漠里生长，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那些金黄色，那些横陈地上千奇百怪的树干，嶙峋而坚硬。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单调的咣荡声，以及窗外连绵不断的光秃土色山峦都有一种抚慰人心的作用，赖最锋杂乱的心思渐渐沉静下来。心中长年的乱麻仿佛被快速行进的火车一下一下梳着，乱麻一根根自动列出了头绪，接成了一根长长的麻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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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20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1999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世纪、21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20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1978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年代《羽蛇》，到21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瞩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的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张新颖刘志荣

一、追问“作者”的概念

张新颖：上一次我们讨论《妇女闲聊录》是在10月份吧？那次无意中谈起，没想到谈了很多，主要由这部作品的内容谈到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种种问题，发了很深的感慨。这次是不是就不谈这个了，专门来讨论一下这部作品的“文学性”问题怎么样？前几天我在研究生当代文学选修课上让学生讨论《妇女闲聊录》，一个比较普遍的感觉是：一方面，看了这个作品感觉“震撼”——“震撼”这个词是学生用的，不是我的概括；而另一方面，又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这个作品的“文学性”，到底这个作品有没有“文学性”，“文学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似乎没办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刘志荣：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是不是先从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入手？我在阅读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品的作者是谁？是木珍还是林白？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会自然地谈到你的学生所提的关于“文学性”的问题。

张新颖：你是想把“文学性”分解成若干个问题，分开来解答？第一个就是文学作品的作者问题。

刘志荣：对。因为如果按照传统的“作者”的概念，《妇女闲聊录》这个小说的作者就有点不那么符合了。它与我们一般的对文学作者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

这也会带出另一个问题：林白在这个作品的写作过程里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开始看这个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震撼：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开口说话了，而她一旦开口之后，我们发现她的世界那么丰富、生动。其中的事情，有些我们过去是知道的，但并没有给予太多注意。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会是林白这个作家，这个过去我们认为是很个人化的，几乎集中全力在写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心中的记忆、想象与幻想的作家，是她突然注意到这个世界？即使我们把她的作用降低到极点，认为她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倾听、整理，问题还是会浮现出来——为什么刚好是她能够去倾听、整理，从而把这整个世界给你呈现出来？此外，林自在这个作品中并不添油加醋，如同她在《后记》里所说的，这是她“最朴素的”“最口语化”的作品，这也很有意思，非常值得注意。为什么这样朴素地呈现民间世界的作品，刚好会是林白完成的呢？如果这样追问下去，林白的作用就会显示出来。因为，木珍所叙说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心灵都能感受到的；况且即使感受到了，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耐心地去倾听并把它呈现出来。

张新颖：你似乎是顺着一个问题说下来的，但我觉得还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追问作品的作者。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再仔细想一想，就会牵涉到文学的起源、小说的起源问题。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读者面对这样的作品，他就会产生这个疑惑：作品的作者是谁？而且你刚才说的时候用了“传统”这样一个词。“传统”上的小说是有一个作者的，他是雨果，是巴尔扎克，或者是曹雪芹……但如果将这个“传统”再往前推，推到“最初”的文学呢？你就不知道作者是谁了。比如说《荷马史诗》，我们只是假定它的作者是荷马。且不去管是否真有此人，即使确有一个叫荷马的人——假设《荷马史诗》的作者就是他——那么这个作者与《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是雨果也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巴黎圣母院》是雨果这个人“创作”出来的，但《荷马史诗》却不是某个人的个人创作，荷马很可能是一个整理者、加工者、最终成形者，这当中当然不排除他个人的创作成分。随口说个更近的例子，就像《聊斋志异》的作者，是蒲松龄还是那些无名的讲故事的人？按照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它的作者当然是蒲松龄了。但是这个作品真正的来源在哪儿？如果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这样就牵涉到文学——特别是叙事性的文学——最初的起源问题。这个起源我们其实已经遗忘很久了，以至于我们说“传统”已经是指非常成形的个人化的作品，我们把这个当作起源。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更悠久的传统和起源。起源在哪儿，文学作品的作者不明，很可能就是一个集体创作，或者是一个民间流传的东西；而在后来发展的缓慢过程中，它就变成专属于某个人了。作者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以至于到后来就变成天经地义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方面文学不断成熟、精细，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变成这样：文学本来是野生的，没有规矩地随便长，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枝枝蔓蔓都被修剪了，然后它就变成按照一定规矩生长出来的那么一个东西。它的确是变精致了，但同时它也越来越丧失了野生的力量和趣味；它越来越和别的东西划清界限，同时也就越来越狭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林白成了这么一个作者，成了一个倾听、记录和整理的人。我觉得可以分成这么两部分来讨论。

刘志荣：这样一讲就比较有意思了。其实与“独创性”“个性”相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意义上的“作者”“作品”这些概念，是自浪漫主义时期起，才成为主导性的文学观念的。由于浪漫主义者对“独创性”和“个性”极端重视，它们便不仅是描述性的概念，更成为对“作者”“作品”的要求。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个性，没有很鲜明的、标志性的特点，便不会被视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甚至是合格的“作者”，一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便不会去关注他。

……

刘志荣：写作本身需要训练，在经受过这个训练之后，可能在写作的时候，反而会把有意思的东西过滤掉。

张新颖：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写农民的入，他原本就是农民，经过身份的转换变成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有可能还带着农民气，但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像木珍说话的那个样子了。你说的文人对于农民的塑造，很多就是由转换了身份的农民完成的。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反省的，是一个写作制度的问题。说到根本上，声音和文字的差别是很大的。说话是声音，写作是文字。简单一点说，语言的音本位和字本位的分歧，是立足点的不同。如果在民间，一定是声音的立足点。所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非常明确地说，文字这个东西是庙堂性的，文字最初是庙堂中的知识分子使用的，农民一般是不用文字的。费孝通在讲扫除文盲时说这个工作做不好，因为农民的生活世界不怎么需要文字，说话差不多就够了。

刘志荣：你讲的时候我在想，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驯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把很多丰富的东西过滤掉，甚至可能把它完全压抑掉。那些我们感到很有活力的作家，比如莫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努力克服被驯化，他找到了一种方式刚好可以突破写作训练的限制。既成文学体系的封闭性和僵硬性，如何找到另外一种写作来突破它，让它变得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如果能够顺着这个问题思考下去，意义就非常大了。

张新颖：林白发现了一种方式——说话。本来我们的文学方式是写作；而说话的方式是更自由的，也就是“闲聊”。

刘志荣：你刚才说文字是庙堂的，声音是民间的，这样一种简单的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根本上的问题，但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模式，不把这二者看作完全对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思考如何让这二者中间有充分的交流，即使做不到充分，至少也还是存在一个交流、沟通的管道。

张新颖：对。我是有意识地简单化了。

如果交流能够顺畅的话，我们应该能在写作中听到说话的声音。我觉得声音这个概念是蛮重要的，像鲁迅说过“无声的中国”，耿耿于怀的就是声音的缺失。再比如当前的小说很多没什么意思，提不起精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以为，就是里边没有说话的声音，声音不丰富，只能看到写作的训练，看到对写作技巧的掌握和对已经定型的文学观念的臣服，却听不到说话的声音。

刘志荣：最可怕的是本来很有生气的作家也会被文学体制一步步驯化，驯化之后他也会给你制造出一个复杂的世界，但你从中明显可以看到驯化的痕迹，有时甚至是烙印，这对于一个从民间世界里走出来的作家来说是致命的。

我们可以继续反思一下文字和声音的问题。我们的经典里记录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然是庙堂的，但如果追溯到最初，它们却也是来源于生活世界的，有各种丰富的声音。譬如《尚书》里就有各种说话人的声音，当然这些说话者是统治者，比如文武周公，但它们最初也是生活世界中的声音，只不过后来它们变成了经典，要求大家学习、模仿。这个经典化的过程，就把原初的许多东西遮蔽掉了；而模仿的过程，又把模仿者本身所携带的许多生活世界的信息给过滤掉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我们的经典里最精彩的东西，它本来是有一个生活世界以及民间大地的根源的，那么声音与文字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交流的管道的。我们可以这么考虑这种交流：一方面让来源于生活世界的更加丰富的声音进入到文字里；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文字里记录传承的人类智慧，通过声音进入到生活世界中去。有这样一种畅通的不断循环交流的机制，我们的文化才可能健康地、生生不息地发展下去，否则从中间打成两截，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毛病。

张新颖：其实是已经出了毛病。

刘志荣：譬如现在的文学为什么不好看，就因为“生活世界”进不来。

张新颖：可不可以简单一点这么说，“生活世界”通过“说话的声音”进入到文字写作里？

刘志荣：这样至少可以让我们的文字不那么贫血。

2004年11月23日上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