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爱做梦，也会做梦。这跟呼吸一样，与生俱来，不须学习，不须切磋，人人都会，人人都累。什么叫梦，小时候的理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就是梦想，说得冠冕堂皇些，就是理想。

沈克成著的《挹西注中（精）》是作者文章结集，带自传性质，分三部分，书中分别纪录了作者与唐湜、马骅、郑孟津、周任辛、王敬身等师友的交往；也记录了作者自述几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沈克成著的《挹西注中（精）》是“瓯风文丛”的一种。作者靠自学成才，成为文字学家、方言学家，其一生师友交往颇广，经历丰富。

上编

 小车不倒只管推——师从唐湜先生四题

 愿大爱者的祝福洒向人间——纪念谊父马骅先生

 投豆磨针，岁月辛勤；期颐在望，芦花明月——痛悼词曲名家郑孟津先生

 老师的精神最值得学习——在金江捐书仪式上的讲话

 一蓑烟雨任平生——记为宋词插上音乐翅膀的林虹先生

 无须惊人笔，性灵品自高——怀念蔡心谷先生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悼念周任辛先生

 我所认识的王国龙先生——中国托派第二时期的元老级人物

 心缘何时了？——纪念王敬身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诗书满腹一生心，劲楼韵事忍再弹——纪念梅冷生先生诞辰百廿周年

中编

 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纪念恩师林毓荪先生

 想当年风华正茂，却落得终身遗憾——记我的高中班主任邹启茂先生

 半生坎坷志弥笃，后世坦途书华章——纪念瑞安耆宿何树锴先生

 环山绕水，闪川自有才人——访会唱诗的永嘉耆宿戴岩梁先生

 累倒在稿纸堆里的文人——悼胡珠生先生

 溪水旁的灵筵——高建国牧师奉召归天

 吴门父子的悲情人生

 学界奇士张乘健

 书香熏得终生醉，墨砚磨穿几日休——痛悼董兄楚平

 《非器斋诗钞》跋

 邵占维，温州老百姓还记得你

 卢声亮，和亲民市长的恩恩怨怨

下编

 如愿

 小小技校竟然走出四位省文史馆员——兼忆我在温州劳动局技校的十年

 父亲节我收到了一支笔

 只见过一面的我的亲舅舅

 代课何其难

 在普林斯顿大学过把瘾

 我的第一本书

 图书馆——我的母校

 我与书缘

小车不倒只管推——师从唐湜先生四题

我跟唐老学翻译

那是一九六五年春，到底是谁介绍得以认识唐湜先生，已不复记得了。当时他刚从北大荒流放回来不久，拖着一帮子都还年幼的子女，穷愁潦倒，生活非常困苦。因为是京城里来的大右派，像温州这样的小城似乎接纳不了他，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我当时还只有25岁，阅世不深，只觉得他见多识广、挺有学问的，因而在我的心目中，唐先生是一位异常高大的人物。

我记得那时候他正在为永嘉昆剧团打工，时不时往江北跑，当时还没有“打工”这个名词，反正就是临时工呗，有事没事的，只是帮助他们改改剧本而已，没有固定的工资，也不需要天天去上班，其余的时间就在家埋头翻译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我五九年高中毕业，因成份的关系考不上大学，也一直在社会上“流浪”，正式的身份是印刷厂工人，月工资二十九元，其余的时间都在拼命地啃书。我先后师从王叔泉、陈守庸、叶云帆等名家，因而英文水平大有长进，已基本闯过了阅读关。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自告奋勇拜唐先生为师，他也欣然接纳了我，同时跟从他的还有金依诺、曹学森和徐保萱。

开卷之篇是莎翁的喜剧《仲夏夜之梦》，我们的学习形式非常特别，先由每人各自逐章逐节读懂原文，然后将其试译成中文，每周定一两个固定时间四个人汇聚在唐先生家，一起交流探讨，然后各自修改自己的“译作”，这就是我们的课业。唐先生虽然毕业于浙大外文系，可惜因为流放时间太长，英文词汇已很荒疏，英文语法也很“混沌”，加之莎翁是用中古英文写的诗剧，读起来特别困难，所以一些语言上的疑难之处，都还得靠我们这帮学生先将其一一攻克。然而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唐先生一旦弄清了莎翁的原意，就能妙笔生花，用非常漂亮的诗的语言，恰如其分地将其表达出来。我们常笑话先生平时糊里糊涂的，看文章也稀里糊涂，但一旦触及了哪一根艺术神经，就会喷发出炽烈的火花。该怎么评价唐先生呢？大智若愚，唯有了解他的人，才能给他这一恰切的评价。

这样的“学业”一直持续了一年半，我们先后翻译成了《仲夏夜之梦》、《麦克佩斯》、《罗密欧与朱丽叶》，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我们这帮“一丘之貉”冲散了，也许在唐先生的指导下，我真的会成长为一位翻译家了呢。

在红色风暴中，唐先生家中的书全被抄走了，他夜以继日、辛辛苦苦积聚而成的手稿也都因为“心有余悸”而自己撕毁了，唯有这几部译稿，我们将其转移到农村的同学叶成龙家里，才得以幸免于难。

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的文豪，可惜他的作品至今并没有被国人所完全认识，大家只知道他的四大悲剧，而且至今还算是朱生豪翻译的最为经典，然而莎翁的作品全是用诗的语言写就的，而朱生豪却是用散文体来翻译的。虽然朱文非常优美，但往往在一些节骨眼之处会时不时地“疏漏”了，如果不对照原文，是很难发现的，所以严格地说，朱译是“雅而不信”，当时我们也见过孙大雨、曹未风等人用诗的语言翻译过几个莎剧，但毕竟他们都是学院派的大教授，其译作往往是“信而不雅”，我觉得唐先生的译本是“信达雅”兼备，虽不及梁实秋形神毕至，至少已可以跟方平、卞之琳的译作相媲美，不愧为莎翁的知心者也。唐先生是用诗歌体来翻译的，而且严格按照五音顿的节律来翻译，抑扬顿挫，读起来朗朗上口，看起来文字也非常优美。一般人都以为翻译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殊不知它是一个艰难的再创作过程，唯有像唐先生这样的大诗人，又经过正规的英语训练，才能胜任这一重任，才能完成这一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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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爱做梦，也会做梦。这跟呼吸一样，与生俱来，不须学习，不须切磋，人人都会，人人都累。什么叫梦，小时候的理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就是梦想，说得冠冕堂皇些，就是理想。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做梦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到了中学，学校灌输的是做梦要做社会主义建设螺丝钉。可是一离开学校，被赶到龙泉山区去修补地球，终于恍然大悟：梦的最高境界，就是怎么样吃饱饭活下去。

好的是我有一个知书达礼的母亲，她不仅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还让我牢牢记住一个道理：做人就要做一个像模像样的人。翻成古人的哲言，就是“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母亲又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因而对我的要求几近严酷，因为盯着我言行举止的，除了母亲，还有一位上天的神。所以我自小就在脑子里烙下一个根深蒂固的印：勤勤勉勉读万卷书，方方正正做眼前事。尽管命运坎坷，生活艰难，却始终跟书为伴。好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今天，似乎也尝到了读书的甜头：自己出了十几本书，三个孩子也有点儿出息。

我的最高学历只有高中，那时候讲阶级路线，我成分不好，高中毕业就没书读了，所以我没有专业，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正因为没有专业，我却受益匪浅。有人说我是自学成才，其实我所取得的一点成就，就出在边缘学科。三十年前，计算机刚刚传到中国，我夺得先机，搞了个汉字编码，获得国家首届科技博览会“科技创新奖”，于是浙大聘我当兼职教授，市里授于我“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这个汉字编码其实就是门边缘学科。论理科知识，我肯定比不过那些计算机专业科班出身的“海龟”；论文科知识，我喝的墨水肯定不及那些中文系的学究。但就因为我是个杂家，比搞计算机的多懂些中文知识，比搞中文的又多一点理科头脑，所以这个编码让我搞出来了。

我至今已写出了十五本专著，涉及的面很杂，有中文信息的，有文字学的，有方言学的，有地方文史的，还有英文翻译的。出第一本书是在一九九四年，那时我已五十三岁了。有人说我是大器晚成。不对，我是五十岁才有条件坐下来做学问，在这之前，我得摸爬滚打，我得养家糊口。我的一位老师、曲律大家郑孟津先生，八十岁前身无片瓦，后来受聘省文史馆员，政府照顾他一个五十平米的斗室，才有条件坐下来写书，从八十岁到九十六岁去世，留下了两百万字珍贵的著作。比之他来，我五十三岁时开始写书，今年七十七岁，二十四年里我已写了七百万字，幸运多了。

妻子老是嗔怪我太贪婪，一生已干了两辈子的活，该歇歇了，留下点时间多做些公益事，多做些让神悦纳的功，我终于被她说动了。人说七三八四是难以逾越的一道坎。二〇一三年底，我七十三岁的时候，心血来潮，把所有订的报刊杂志都停掉，把所有藏书登记在册，移交给儿子，而且决定从此不再买书。可是没想到，二〇一四年四月我们家被评上了国家级“书香之家”。二〇一四年八月我又受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哪有书香之家不读书的，哪有文史馆员不做学问的，天意也，看来我这一辈子只能与书为伍，最终累倒在书堆中了。

《瓯风》同仁抬举我，建议我把近十年来发之于报端的文章结集交给他，真是诚惶诚恐。这不同于我已出版的十多本专著，那些都是属于学术范畴的东西，干巴巴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虽然文责自负，但却不必过多考虑会带来什么后果。而这本书却不一样，无论是师友之情，或是人生之忆，都得惦量着这些话该不该说，可不可以说。特别是当今世风日下，越是天经地义的却越变得大逆不道了。

但是，我始终不渝抱着感恩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小文。一位位师友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有些是亦师亦父，如马骅先生、周任辛先生、王敬身先生、唐湜先生、蔡心谷先生；有些是亦友亦兄，如林虹先生、董楚平先生、王熙丽女士；此外我还特意选了一篇写我好友叶国传的跋文，虽然他比我年少，但他的言行举止无不彰显着长者的睿智和豁达。

从这些长者的身上，我最大的收益是他们教我怎么做人；从这些智者的言行中，我最为爱益的感悟是：人生就像接力跑，虽然人的能力有大小，机遇有不同，但只要朝着认定的标杆跑下去，那就对得起人生，对得起自己了。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八日于挹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