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著的《鬼子进村》叙述的是一个荒谬时代的荒谬故事，只有叙述者“我”站在时间之后反观这段历史时，才能体验到这种荒谬。把知青称为“鬼子”，对被叙者“我”只是一种热闹，而叙述者“我”却能体会到这个称呼所携带的辛酸和否定意味，可谓后知青文学的幽默荒诞剧。

本书还收录了作者其余五部中篇小说。

《鬼子进村》收录作者六篇中篇小说：《鬼子进村》《葬礼》《朋友之妻》《现场》《寻物启事》《国道》。李洱小说中的叙述者不仅仅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时小心地与故事保持距离，有时候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叙述者也选择了在故事之外，以他者的身份讲述自己的故事。

《鬼子进村》是成年后的叙述者“我”讲述童年的“我”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的所见所闻所历。叙述者“我”与被叙者“我”的时空距离使小说叙述获得更高的视阈，并赢得了对被叙者“我“的故事加以评说的权力。叙述者“我”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自己的记忆。当叙述者“我”以现时的洞察力反观被叙者“我”时，被叙者“我”的故事就有了回忆的性质。小说在记忆与回忆之间找到了叙事的空间。

自序

鬼子进村

葬礼

朋友之妻

现场

寻物启事

国道

乔老师没有讲课，而是让我们互相检查刚才默写的课文。谁查出对方的错误，就可以朝对方的脑袋上敲一下。无人能够幸免，谁挨的都不止一下，这使大家立即互相怨恨起来。

现在，付校长又跺门进来，他要干什么?有人下意识地摸摸头顶，也有人扭头去看乔红军。

付连战这次没有发火，或者说，他没有把火气发出来而是藏在肚里。他说，听说有人称知青是鬼子，谁再这么胡说，就把谁的嘴贴上胶布。他说什么叫鬼子你们懂不懂?日本人和美国人才叫鬼子，知青不叫鬼子，知青叫什么?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他们是来枋口建桥的，在济水河上架上一道桥。

其实把知青说成是鬼子，并不是枋口人的说法。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付连战的村子里的人的说法。付连战的家在官庄村。离枋口有二十里地。那个地方的小孩看到许多知青都留着小胡子，就把他们和电影中的日本人联系了起来。其实大家都见过胡子。大家没见过的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只在嘴唇上面长不在下面长的胡子。付连战这次是先下手为强，或者说，先给大家注射预防针。认真说起来，枋口人把知青称作鬼子，是从付连战开始的。这是乔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关于付连战，乔老师说过一些很精辟的话，至今我们仍然印象很深：付连战的前两任老婆先后死了，乔老师说，那是因为老付的那玩意儿不顶用，让人家旱死了；付连战的头顶是光的，乔老师说那叫鬼剃头，是那两个旱死的女鬼给他剃的，女鬼被他气成神经病了，本来是要揪他的那玩意儿的，临下手的时候弄错了，等等。乔老师说，他太懂老付了，老付肚子里有条蛔虫，他都知道。

现在想起来，校长付连战那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布置接待任务。他说知青们明天就到，大家要和村民一起到路口迎接。他要求同学们明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洗脸。老付还说，洗脸的时候，顺便把脖子洗一下，有的人的脖子已经变成黑车轴了，这是不好的。老付说的没错，在夏天，我们每天都要跳到河里洗澡，但我们从不洗脸。不但不洗脸，我们还要把脸上涂满河泥，像泥鳅一样在河岸上走来走去。当然，女生除外。

老付交代过任务，又对乔老师说，你去写标语吧，今天的课不上了。乔老师说，这堂课上完他就去写标语。老付愣了一下，说：我说了，不上课，写标语去。

老付的命令是对的，这课不能再上了。我们都不想再上了，上下去只能是我们吃亏，乔老师肯定又会拿我们撒气。所以，尽管我们都讨厌老付，但老付话一出口，我们就欢叫起来。用砖头支在几棵榆树之间，课余时间，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奔向球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人追上来，就想：这球台今天非我莫属了，我想和谁对打，就和谁对打。我站在球台边，用树枝扫着上面的树叶和鸟粪，同时想着，先满足谁的要求。让谁来打，是福贵呢还是万龙?

球案扫清之后，我就坐在上面，一边摇晃身体一边等待福贵和万龙他们来给我说好话。摇晃给我带来一种眩晕感，使我感到非常舒服，于是我就摇得更厉害。球台也跟着我摇晃起来，到后来，是球台在带着我摇晃，即便我不用力，我的身体也在球台上扭来扭去。我在球台上又待了一会儿，眩晕感消失之后，我突然有点害怕。

别以为我是害怕球台倒塌砸伤自己，那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相信在它倒塌的一刹那，我会像一只鸟那样突然飞离。

一直没有人从教室里出来，是这个事实让我有点害怕。现在。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人影，付连战好像还在教室里讲话，同学们早该出来了，可他们现在却在教室里喊着口号。

P4-6

十年前，有编辑朋友说，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最近几年，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对朋友的好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但是，我却不敢贸然应允。

对自己的作品，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竞占有多大比例，我却心中无底。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抽出时间，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

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我这样说，并非矫情。

我收到过、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文集。阅读朋友的作品，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但是说句实话，对这些作品集、文集能有多少读者，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以自己的阅读为例，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的文集，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外国作家中，除了加缪的文集，我也没能全都读完。是啊，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遑论对于他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对出版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如果你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我想了想，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对他们的好意，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其次，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安慰。而我，既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这套作品集，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演讲以及随笔。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记者，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

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

李洱

2012年9月27日

通过一些重要的细节，也通过一些次要的细节，使小说从线性叙事中游离出来，从那种必须的、非如此不可的叙事逻辑中脱离出来，从那种约定俗成的、文本的强权政治中逃离出来。我喜欢这样一种效果。但我又得小心翼翼地加以控制，不能让它杂乱无章，不能让它过于蔓延。

——李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