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历史的转弯处统治了一个沿袭千年的男权社会？谁在坠落的王朝中力挽大厦将倾的古老帝国？金满楼编著的这本《女人当国（慈禧太后与晚清五十年）》还原了一段远离真相的历史，走近了一个人性化的慈禧太后：从“老佛爷”到“一代妖后”，讲述一位权势女性的智慧与挣扎。

在近半个世纪里，慈禧太后以一个妻子、母亲和女人的身份管理着这个古老的帝国。从同治到光绪，从保守治国到主持新政，慈禧漫长的一生，接楔着中国近代最具风云的时代动荡。站在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历史将慈禧太后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金满楼编著的这本《女人当国（慈禧太后与晚清五十年）》以一个女性管理者的定位，勾画慈禧太后不平凡的一生，讲述清宫勾心斗角的皇室内幕和一个帝国的覆亡。

引言

初握权柄

 走进深宫的小女人

 母以子贵是女人的至尊法宝

 生逢乱世，皇帝的日子也不好过

 性格决定命运，懿贵妃崭露头角

 热河西狩，携妻带子大逃亡

 “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八大臣辅政：咸丰的临终安排

 初次交手：“肃老六”也是个强人

 名不正则言不顺，皇权是最大本钱

 小叔子出马，关键时刻还靠自家人

 叔嫂密会，惊雷成于无声处

 好女不跟男斗，两宫太后忍气吞声

 人缘不好，可是杀头的大问题

 遗诏不顶事，教条主义害人害己

 垂帘听政，总算是如愿以偿

太后垂帘

 论功行赏，新班子得有新气象

 杀猴儆鸡，要杀就杀一品大员

 重用汉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搞洋务，需要的不仅是魄力

 敲山震虎，慈禧大闹议政王

 诛杀安德海，太后头上敢动土

 皇上不争气，当妈的也够失败

 同治新婚亲政，为何郁闷无边

 重修圆明园，各有各的打算

 叔侄闹翻天，顽劣皇帝胡搞一气

 同治一命归天，慈禧又到伤心处

 皇位继承成了一大难题

 御史尸谏，挑战太后的绝对权威

翻云覆雨

 儿皇帝的成长，好一段心酸路

 慈安深宫暴卒，又一桩千古疑案

 清流为我所用，玩弄股掌之间

 甲申政潮，恭亲王奕出局

 战和不定，中法勉强打个平手

 新班子上任，一蟹不如一蟹

 瞒天过海，要舰队还是颐和园

 退居幕后，大事还得太后说了算

转折年代

 六十大寿，看来是无福消受

 奇耻大辱，甲午战败饱受创伤

 变法引发危机，书生想搞政变

 软禁皇帝，实在是轻而易举

 乙亥建储，惹出天大的麻烦

 义和拳进京，局势全面失控

 对列强宣战，其实是百年误传

 围攻使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八国联军来了，慈禧太后跑了

 西狩大吃苦头，方知黎民困苦

新政迷惘

 国将不国，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机构大调整，模样大翻新

 大练新军，一切从头开始

 五大臣出洋，出门就挨炸

 立宪一本万利，老太后心有所动

 廷前相争，预备立宪先行上马

 责任内阁背后的各方大斗法

 丁未政潮，强人与强人较量

 立宪路线图，看上去很美

 光绪含恨而终，太后紧随而后

 难思量，又到临终授位时

 风光大葬，难掩落寞沧桑

 小皇帝三岁登基，大清国三年而亡

余论：慈禧太后的生平、智慧与挣扎

后记

附录

参考书目

走进深宫的小女人

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月初十，这天正值深秋，但已略带寒意。也就在这一天，京城某普通旗人官员的家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婴哇哇坠地，她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在二十多年后，她却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她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日后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她的出生在历史文献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载。就连《清史稿》，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记录说：“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徵女。”除此外，并无“红光遍地、异香满屋”之类例行的异兆加以奉承。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荒诞。这段不该有的空白，在给历史学家们添了许多麻烦的同时，也让文人骚客们有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对于慈禧入宫前的事迹，在正史付之阙如时，反倒是诸多野史稗乘做了极为生动有趣的描述。

《清光绪帝外传》中即说，慈禧的父亲曾任湖南副将，死于任上，极为穷困。慈禧与妹妹扶柩归丧，船过清江浦时，正好另一位副将也去世了，丧舟恰好就停在慈禧的船边。阴错阳差的是，清江县令吴棠派人给那位副将送丧礼三百两，差人却不慎将银子送到了慈禧的船上。差人回去复命时，吴棠发现弄错了，于是让人去要回那三百两银子。

这时，吴棠身边的一位幕僚说：“丧礼送出去了，再要回来恐怕不太好。何况，据说这船上女子是去京城参加选秀的满洲闺秀，这万一她被皇上选中，以后大富大贵，说不定对大人今后的仕途会大有帮助。”吴县令转念一想也是，这日后的机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犯不着为了三百两银子而惹下麻烦，于是将此事放下不提。

再说慈禧姐妹，这两人正是穷困潦倒之时，无意中得了三百两银子，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多年后，吴县令也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极大眷顾，由此飞黄腾达，最后做到督抚大员，自然不在话下。

这段记载固然生动且引用率很高，但并非历史事实。实际上，慈禧的父亲惠徵乃满洲镶蓝旗人，他并没有去湖南做过官，说他死在湖南任上显系杜撰。惠徵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监生出身，他在吏部做了十几年的笔帖式（相当于秘书），是个默默无闻的一般公务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已经45岁的惠徵在当年京察中被列为一等并军机处记名，这才获得了道府的任职资格并于当年外放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年），惠徵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但在次年三月，太平军攻到了安徽境内，惠徵因携带饷银和印信逃避战乱而被夺官去职。羞愤之下，惠徵当年便病死于镇江。

从惠徵的履历来看，慈禧出生时其父正在京城任职，因此慈禧出生在京城应该没有疑问。近年倒是流传这么个说法，说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是汉人之女，后来被潞安府知府买为丫头，由此被收为养女并参加选秀进入皇宫。持此说的人还举出慈禧喜欢吃长治县的黄小米、萝卜菜、爱唱山西民歌，甚至慈禧给的书信残片、王氏家谱记载、慈禧生母墓等做佐证，这显然是胡乱攀亲的无稽之谈。

最能证明慈禧出身地的，是慈禧妹妹在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选秀的记录。这份档案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杂件》第一二四七包中，其中有一张用大红纸写成的“排单”（即当时选秀女的名单），当时慈禧妹妹是这样记载的：“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辛丑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纳（那）拉氏；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闲散景瑞之孙女；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有清一朝，京师八旗都居住在皇城，劈柴胡同与当时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所在地阜城门内嘉寺胡同相距不远，而慈禧一家正属于镶蓝旗，住在这一带当无疑问。如此看来，上述档案文件所记录的“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即为慈禧的出生地，而慈禧其实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丫头。

说到选秀女，清廷规定后宫女子都要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八旗（含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选秀女，通常是隔三年进行一次；另一种是从内务府三旗（即清朝起家时由皇帝自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也称“上三旗”）中的普通旗人家挑选秀女，每年进行一次。内务府三旗的选秀主要为宫中挑选宫女，按当时规定，皇太后配有宫女12名，皇后10名，皇贵妃、贵妃8名，妃嫔6名，贵人4名，常在3名，答应2名。这些在宫中服役的宫女，除个别被皇帝看中而升为妃嫔外，其他大都服役到25岁后放出宫外，自行婚嫁。

至于八旗的选秀，那就要严格多了，因为它是为皇帝、皇子、皇孙和各亲王、郡王等王公物色婚姻对象，并非所有旗人家庭的女子都可参加。按嘉庆年后的规定，参选家庭尚有在京和外任官员及文武职的区别，具体情况如下：在京为官的，文职须七品以上、武职须六品以上；外任官员则文职须五品以上、武职须三品以上。换言之，当时能参选的均为相当品级的旗人官员家庭女子，而且必须在13岁到17岁之间、身无残疾，方可备选。清廷之所以对选秀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一来是为了保证满洲贵族血统的纯正与高贵，二来也是因为清宫中嫔妃（包括宫女）较前朝大大减少，“三千佳丽”的现象在清朝已不复见。

据记载，在应选之日，参加选秀的秀女们由神武门进至顺贞门外等候，然后由太监按名册顺序引入，通常是五人一排进行初选，初选中的还要再度进行复选。复选中被选中的秀女，优秀的留在皇宫成为后妃候选人，其余则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

由此看来，慈禧和妹妹都曾在选秀中通过复选，不过前者更胜一筹，其在咸丰元年（1851年）的选秀中脱颖而出，后留在皇宫并被封为“懿贵人”；慈禧的妹妹则在下一次选秀中未能选入皇宫而配给咸丰的七弟奕譞（后来的醇亲王）为福晋，她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名载湉，此即后来的光绪皇帝，这是后话。

一些小说笔记常说慈禧入宫初封“兰贵人”，甚至说“兰儿”是其乳名，实则不然。据慈禧家的后人称，慈禧的乳名实际上叫“杏儿姑”。“姑”是满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其家中庭院种有几颗白杏树，慈禧的爷爷由此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杏贞”，小名“杏儿”，取义“忠贞”之意。至于慈禧为何会被称为“兰贵人”，或许是因为咸丰喜欢玉兰花，因此也给她附会了这样一个封号。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选秀是慈禧改变自己命运甚至主导晚清历史的第一步，这虽说是一种偶然，但冥冥中又似有天意。由此，17岁的杏贞姑娘便进入了皇宫，成为了咸丰皇帝的侍妾“懿贵人”。好事归好事，皇宫一入深似海，这位从小就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官宦小姐，又将在宫中如何开始她的新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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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春，张謇北上入京，受到清廷的热情招待。张謇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状元，其在科考一举登顶后，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仕途，继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清末新政后，张謇开始积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其曾于1901年写就一份两万字的《变法平议》广为传发；1904年初，从日本访学回国的张謇又组织编印了《日本宪法》，此书传入内廷后，得到慈禧太后的好评并在召见枢臣时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对于张謇这种在野而有功名、无官而有名望的社会精英，清廷方面也相当重视。1904年3月，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头等顾问官。鉴于对自己经营实业有利，张謇接受了这个新制下的官衔。1905年日俄战争后，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乃是“立宪、专制之胜负”，此后开始为推进立宪而积极努力。

这一次，慈禧太后也希望从这位“在野的状元”那里获得一些真实有效的反馈信息和有益建言。据张謇的回忆，慈禧太后“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而张謇直言当前官制混乱、行政效率低下，特别推行新政后，税收加重、官吏盘剥、民间怨声载道等世情。之后，张謇又提及年轻学生对国内官员腐败和宪政进程不满，民心涣散，革命潮起，情势十分危急。慈禧太后听后，不禁失声痛哭。

据说，张謇曾直面慈禧太后：“改革是真还是假？”

慈禧太后听后愕然：“因为国家形势不好才着手改良，改革还有真假不成？”

在昔日的状元郎面前，年事已高的慈禧太后也难掩心力交瘁：“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

平心而论，慈禧太后在庚子年后没有阻扰过新政，说她态度积极也不为过。但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廷的历史欠账太多，庚子国变更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庚子年后，革命潮起，当改革与革命相竞赛时，不改革则中国必亡；改革，清廷也难逃覆亡的命运。

作为清末新政与立宪的掌舵者，慈禧太后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她所能做的，仅仅是力保清廷不堕于其生前。但在坚硬的改革困境与纷乱的利益之争面前，在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催逼下，已步入晚年的慈禧太后内心极度矛盾和焦灼，越往后便越感到力不从心。

1907年7月，光复会成员、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刺杀上司安徽巡抚恩铭，一个四品官员成为革命党并刺杀二品大员，清廷一时为之大震。清末官员、后来的藏书家陶湘在写给盛宣怀的个人书信中即说：“皖事出后，慈圣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近闻日俄联盟为最紧要之问题，领袖（指奕劻）两次请单召，均未允。辞云：‘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等语，所以领袖亦浩然长叹。”

此时，对清廷前途感到无比担忧的慈禧太后也顿感无力，正如其宠幸的大臣岑春煊在日后回忆中说的，“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所谓“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过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只以求生前天下不要大乱而已矣。

1908年11月14日，久病的光绪皇帝于孤寂中驾崩离世。次日，74岁的慈禧太后也随之而亡。慈禧太后的时代最终划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

3年后，张謇再次来到京城与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及那桐、载泽等轮番会面，劝说朝廷速行立宪。但这一次，张謇收获的仍是失望。据其记载，张謇在会见中对内政外交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摄政王载沣只说了些“在外办事辛苦，名誉甚好，深为嘉慰”的客套话，此外毫无表示。张謇一片赤诚，全喷到了墙上。

在与庆亲王奕劻的会面中，张謇诚恳劝说道：“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据张謇的描述，他这些话“语多而挚”，庆亲王也不由“掩面大哭”。但是，奕劻的哭与慈禧太后的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1911年10月4日，张謇来到武昌出席湖北大维纱厂的开工典礼。盘桓数日后，张謇于10日晚登上“襄阳号”轮船准备返程。阴错阳差的是，“襄阳号”耽搁到晚上十点才开船。很多年后，张謇仍清楚的记得：“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张謇所看到的，不是其他，正是武昌起义的熊熊大火。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李鸿章，“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日狂吠而已。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

同样的道理，慈禧太后在人们印象中历来是“祸国殃民、愚昧顽固、专横跋扈、凶残狠毒、工于心计、嗜权如命”的“一代妖后”，十足的“恶女人”形象，要想让这一形象有所改观，显然非常困难。但是，如梁启超所说，若以近代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慈禧太后一人，把她骂得狗血喷头，这种简单化的历史思维只能掩盖了更为复杂与根本性的社会动因。

事实上，没有哪个统治者会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太后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边疆危机中也并非一味妥协卖国。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对慈禧太后历史形象的书写大多未尽事实而近乎妖魔化，而其中原因，多出于其政敌康梁维新党人的攻击诽谤（其中尤以梁启超作用最大）及辛亥革命党人的反清宣传。辛亥年后，近代史家多以此为蓝本，慈禧形象遂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至今在粪坑中不得翻身。

不可否认，中国的近代历史写作非常棘手，因为稍有突破或者换种写法就往往会被人认为是标新立异甚至搞“翻案”，大帽子足以压得作者喘不过气来。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很愿意来做这样一个尝试，把人们印象中已经固定甚至固执的慈禧太后形象还原成一个普通女人的形象，特别是她作为妻子、母亲及女人当政的形象。

对慈禧太后的一生，人们常用“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这句话来形容，但这还不足以解释慈禧是怎样一个人。要想了解并理解慈禧太后，必须回到其时代、其生活和其所处的环境，不然一切都是隔靴搔痒，最后变成各说各话，在缺乏历史根据的想象中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太后形象。

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有“污点”的人物，以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或许更为可取。如果时光倒流，读者回到一百多年前，回到慈禧太后所处的那个视皇帝为天神的“愚民社会”，同样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道德标准下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正如从“老佛爷”到“妖后”，国人的历史观点在过去的百年中本身就发生了极大的扭曲。

慈禧太后叱咤晚清政坛近半个世纪之久，关于她的是是非非，会一直持续争论下去。对其本人而言，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但当时清廷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权力纠葛的复合体，作为权力中枢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她的经历和学识决定了她无进取之心的同时，却又是极其擅长玩弄权力平衡的高手，而驾驭群臣和稳固统治的权术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专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缺乏进取心的君主显然是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软肋所在，这或许解释了日本能够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倘若慈禧太后执政的是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的最后七十年，自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无情地打破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对西方的文明也在观望、试探和不断地学习着，奈何千年的桎梏和惯性依旧推动了这个老大帝国沿着下降的通道而不断沉沦。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慈禧太后努力掌舵，也只能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但要让她领导中国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最终，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一败涂地，让帝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自大一扫而空，就像慈禧太后晚年接见大臣时经常性地涕泪长流一样，在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纪初显得是如此的可怜又可笑。而这，大概就是时代悲剧所在吧。

但话又说回来，晚清时期的中国是在世界的进步中相对落后了，慈禧太后的弄权行为对当时乃至后世都可谓贻害无穷，但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过多坎坷简单归罪于一两个指定的“千古罪人”，这种寻找替罪羊的思维方式既失于简单片面而又不负责任，因为这种肤浅的反思除了满足口舌之快外，对历史的认知和吸取历史的教训毫无裨益。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颇为讽刺的是，慈禧太后临死前说，以后不得再使妇人干政、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这话出人意料，又在情理当中。弹指一挥间，一个时代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及其旧有理念的最后代表，她的去世，也意味着神圣皇权的最终破灭和公民社会的最终到来。

金满楼

2015年6月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

——赫德兰

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

——辜鸿铭

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

——蒋廷黻

慈禧，一个精于权术又富有远见的政治强人，中国政治强人的模板。

——唐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