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的中国，从维新、变法、新政、宪政、革命、共和，直至1915年重回帝制，短短二十年，实验了人类历史上几个阶段的体制。中国人始终不解的一个疑团是：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不敌蕞尔小国？

马勇编著的这本《百年变局（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用温情与敬意回望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见证了中国百年诡谲大动荡。

马勇编著的这本《百年变局（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分为四章，以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大事件为基本线索，用独特的视角透过那些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了强弩之末的晚清与百废待兴的民国，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融合碰撞，使近代国人在眼界大开的同时，也经受着大变革所带来的惨痛。

Chapter 1 洋务自救

 如何看待鸦战后的中外条约

 救国、爱国抑或误国

 清末与东亚危机

 东北亚危机缘起

 修约外交开始

 近代中国外交孤立主义由来

 错综复杂“多国杀”

 恭亲王挽救帝国危机

 战后中国的道路选择

 《北京条约》签订始末

 南北洋大臣与晚清外文

 严复的欣慰与遗憾

 近代中国何以不能

 甲午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李鸿章忍辱负重马关讲和

 慈禧太后归政记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博弈

 我们如何看待慈禧太后

 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失败遗憾

 绅商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Chapter 2 清末新政

 晚清政治改革：逻辑与困境

 “恭亲王”的困惑

 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的蜜月时光

 1898年，康有为的逃亡之路

 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在媚外与排外间徘徊

 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以改良反制革命：清廷是怎样走上政治变革道路的

 满洲贵族的变革之痛

 毁誉摄政王

 清末新政为何启动司法改革

 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

 晚清新政为何走向反面

Chapter 3 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是唯一选择

 兵谏的政治诉求

 状元张謇：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

 清廷不觉醒让革命燎原

 武昌起义的远因和近因

 紫禁城进入了黄昏

 革命与改良：清廷为何终丢江山

 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个政治史的解读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Chapter 4 民初乱局

 孙中山的憋屈与别扭

 武昌事变后袁世凯到底在想什么

 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

 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民国

 停滞的中华帝国

 中国需要无数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

 重构“民国前半程”历史记忆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

 民初乱源

 南京临时政府起源、成立、结束及对民国政治的影响

 重看巴黎和约上签字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

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

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认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

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

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想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

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

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

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利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

《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订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

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就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

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P2－4

本书虽小，却表达了一个重大主题，即怎样看待过往百年。书的副标题为“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我不会反对这样的题目，但并不太愿意将过往百年视为一个简单的“乱”。近代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就是中国能否从传统中走出，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能否接纳、兼容一个工业文明。

百年后回望，已看得很清楚了。中国在经过短暂犹豫徘徊后，义无反顾踏上了工业化道路。1860年开始了中国现代化运动，此后不管遇到怎样挫折，中国人现代化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人的困惑，不在中国是否应该工业化、现代化，而在中国为什么必须随着工业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架构。

确实，从人类已有现代化道路看，不改变政治架构的现代化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架构，更是现代化的保障。英国如此，日本亦然，既有政治架构并不必然是现代化的障碍。

实事求是说，中国原本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然而为什么英、日能够成功转型，而中国却百年蹉跎呢？道理很浅显，英、日诸国坚持了原有政治架构大框架，但近乎彻底为既有政治框架赋予新内容，既有政治架构不仅没有成为发展障碍，而且成为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没有皇室的英、日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也有这样的机会。1906年开始的宪政改革，就是在模仿英、日重建近代民族国家。改革的目标，就是让国家的“产权”“经营权”分离。大清帝国的皇帝拥有至上权威，是国家的象征，不可剥夺，不可亵渎。但至上的皇帝并不再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一定形式的选举、选拔，将国家日常事务，交给一个“职业经理人”团队去打理。皇上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负责具体事务，只是国家象征，至高无上，永不犯错。而职业经理人团队实行“目标管理”，达标了，或许可以再干一个任期；不达标，任期届满，或者届中就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下课换人。

1906年的改革在有条不紊进行着，可惜的是，两年后，政治强人慈禧太后、光绪帝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相继过世。接班团队尽管继承了此前的政治改革路线，但对政治运行的掌控能力实在不足，因而使宪政改革严重受挫。1912年，清帝国终结，表明中国在既有政治架构中调整已完全不可能了，尽管此后几度帝制重建，无不以失败而结束。

帝制，对于中国来说，久已成为往事。中国的未来只能在民主道路上前行。就大势看，不论中国政治改革如何艰难，但大势仍如孙中山先生一百多年前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当然，逆之者，在现在国际背景下并不必然亡，因为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提升具有“不可逆性”，总是促使各国政治家迎合选民，不敢举起“王道主义”大旗，率有道伐无道，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将在很长时间困扰人类，从而使后发国家的国际环境较二十世纪更坏。

但人类历史毕竟有大势可循，就像三千年前必须从诸国纷争走上统一一样，自明代中期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因素持续发酵，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继续提升，中国人对世界中心的向往，对现代性的追求，一定也是不可逆的。百年来的中国，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在“历史三峡”中穿行，中国终将渡过一连串险滩，汇入人类一致的长河。

这本小书中的文章长短不一，其主旨只在表达这样一点意思。敬请各位不吝赐教。

马勇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