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骨干作家之一。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委员，山西省老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务。1992年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著有短篇小说集《摘南瓜》《七月古庙会》，中短篇小说集《几度元宵》，散文报告文学集《七月的彩虹》，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明天清明》，《胡正文集》（四卷）。《汾水长流》是该作品之一。

胡正编著的《汾水长流》介绍：1954年，晋中平原汾河沿岸的杏园堡农业社遇到灾害。在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带领下，群众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渡过灾难。副社长刘元禄一心想发财，对抗灾多方阻扰。富农兼商人赵玉昌乘机伙同已被拉下水的刘元禄一起倒卖粮食，鼓动社员闹退社。郭春海依靠贫下中农克服干扰，及时提出了抗旱办法，以互助互借解决了群众的缺粮困难。后来，农业社战胜了天灾人祸，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在党支部多次帮助下，刘元禄仍执迷不悟，他竟与赵玉昌合谋，给贫农积极分子王连生栽赃，破坏生产，企图借此打击郭春海，搞垮农业社，但他们的阴谋被揭穿，副社长刘元禄被撤职，赵玉昌被逮捕法办，王连生受到群众拥戴，并被选为副社长……

正文

第一章

“嘿，你们看，那是谁赶着牛跑来了！”

人们往街道上看时，只见是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他赶着一头大黄牛，牛背上还驮着四捆高粱秆。那年轻的郭春海，头上扎着一块白毛巾，身上穿一件黑棉袄，腰里系了一条雪白的腰带。身高肩宽，剑眉圆眼。在这月黑夜里，越显出他那青年英俊的姿态。听见人们叫他，他就扬起鞭子，在空中啪啦啪啦地响了两声，那大黄牛也就蹦跳着跑到庙门前来了。

小伙子们一见郭春海，就围上来。有的帮着把大黄牛拴到槐树上，有的亲热地说道：

“哈，咱们支书无论干甚都要起带头作用，人家都带一捆高粱秆，你怎么驮来四捆？”

“海子哥想得也妙，把老黄牛也动员上参加防霜来了。”

小伙子们正围着郭春海说笑，想不到却惹恼了他们后边站着的一个人。这人有三十多岁，上身披了一件皮袄，头上戴着一顶毡帽。在那方圆的虚胖脸上，一双细眯眯的眼睛，恰似进开的黑豆荚里藏着两颗黑豆。听到小伙子们夸奖郭春海，心里一阵不舒服，就接着说了一句：。“哼！几捆高粱秆也值当得使牛驮！”

小伙子们一听这怄气话，便立时回过头来，但瞪眼看时，才看见是他们的副社长刘元禄。小伙子们虽然心里不服气，表面上却不好意思顶撞他们的上级。郭春海呢，他从家里出来时，为了多拿几捆高梁秆防霜，才想出了这个办法；为了使唤牛驮，还和父亲吵了一顿。而今刘元禄却当着众人说这种话，心里自然生气，但又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和他吵嘴。这时，刚巧老社长徐明礼走过来。徐明礼知道刘元禄跟郭春海平素常面和心不和，短不了吵嘴拌舌。刚才县委会来电话通知防霜，他俩还争吵了一顿：刘元禄怕白劳累一夜，劳民伤财；郭春海却说，应当相信气象预报，发挥农业社的优越性，避免减产。因此坚持要防霜。眼下，徐明礼也怕他俩当着众人争吵，便拉着郭春海说道：

“算啦。一句闲话，就当他没有说，你没有听见。天气不早了，人们也来得差不离了，我看咱们就开会吧。”

于是，社长徐明礼就宣布开会，先让乡长张月清讲了几句防霜的意义，随后又说明了今晚上的防霜办法：农业社按生产队分配地段；互助组由组长带领，到村外西北面用高粱秆摆好一排火堆。民兵们集中到庙上睡觉，后半夜以打钟为号，分头去点火熏烟。

社长徐明礼刚宣布完毕，各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就立刻叫喊起来。队长叫社员，社员叫队长。一阵叫嚷之后，各生产队的队长又向社员们分配开任务，指定下地点，然后社员们就背起高粱秆出发了。

乡、社干部们在讨论防霜办法时，便确定了分工。支书郭春海和社长徐明礼领导农业社防霜，乡长张月清领导互助组和单干户防霜。眼下，当农业社的社员们出发以后，张月清检点人数时，看见互助组和单干户来的人太少，便临时又抽调了几个干部，分派去动员互助组和单干户。刘元禄因为兼任着乡武装委员会的副主任，所以张月清也临时把他抽调过来，并且和他商议道：

“你是和村主任他们领导互助组呢，还是和我去督促单干户？”

刘元禄觉得单干户一家一户的不好督促，便说：“我就和村主任领导互助组吧。”乡长张月清便给他分配了督促周有富等三个互助组的任务。刘元禄刚领了任务，就神气十足地独自走了。他想先回一趟家，提一盏马灯。他既然是去做领导工作，而且又是动员富裕中农周有富，那当然就应当提一盏照明的马灯。P2－3

现代化进程中的山西文学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将面对，难以回避。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也同样如此。这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转移。综观世界各国，在这种转化的进程中，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并表现出各异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还是目前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的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转化有诸多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农耕文明的不发达，以及突出的个人奋斗精神、重利思想、实用主义等有极大的关系。而目前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在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达到了最为繁荣的境界。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转型早期的生存压力等表现得并不明显，从而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逐渐固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原生性动力并不强大。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人类最美好的发展境界，那就是，依靠劳动来创造财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剩余的时间来体验人生的乐趣等等。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要靠外部的强力推动。就是说，因为先发国家对财富、权力、欲望的强烈追求，在吸纳了东方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之后，骤然表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状态。其商业首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依靠对海外市场的分割，使过去形成的传统的世界市场在大航海时代变得更加活跃。同时，工业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人类的新发明成几何级数增长。新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物质生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一种能够服务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管理系统逐渐建立，并在血与火之中不断完善。在这样的变革转型中，东方古老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先发国家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发的工业文明之间出现了严重了错位，并引发了控制、占有与反控制、反占有的残酷斗争。中国从农耕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反思自身文明存在的问题。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不自觉地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筚路蓝缕、奉献牺牲，前赴后继、求索奋斗，就是要重新找到国家独立、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的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的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为这样一个艰难而宏伟的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中国的文学，同样没有疏离民族的历史追求，甚至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激发斗志、重塑文明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充满了探索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自己最大的智慧与韧性。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基本形成了主权统一、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形态，并以超人的勇气与奋斗精神、惊人的创造力与发展速度迈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化进程中，中国虽然经历了失败、屈辱、挫折，但终于创造了他人所没有的成就。而我们的文学，正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推动者、表现者。就山西文学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方阵，当然也是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其努力与贡献非常哭出。

首先是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大众化，为现代汉语从知识阶层走向普通民众，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器”到“道”的转变。所谓“器”，就是中国人在最初以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器物先进，因而倡导“洋务运动”，开办现代工厂，引进西方设施，等等。这些努力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来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很快证明，仅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之后发生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权，仿效欧美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制度变革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反而使中国成了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进行批判；一方面引进国外的思想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风生水起的社会思潮。从今天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许多过激之言。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就会感到这些批判背后所表露的急切心情及历史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从文化发展传承的角度来说，以文言文为代表的中国书面语言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明意义。可以说，文言文的简洁、精炼、典雅，以及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以企及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文言文也具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首先是缺乏精确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追求整体感、人文感、艺术感，中国的语言缺少对事物的准确表述。这种特点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色彩，以及超越了具体现象的整体感，但是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中对事物精确性表达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

从某种角度来看，山西文学似乎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变迁史。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广为关注的小说创作之中，同时也更加丰富地表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散文、戏剧，以及逐渐从散文文体中独立出来的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之中。当我们追寻这种变迁的历史时，不能割断由山西而表现出来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远古以来，这一文明代代相传，承续不绝，其中涌现出众多的仁人贤士。作为个人，他们有自己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成长条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似乎勾勒出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价值选择，以及思维模式。对他们进行研究，并用传记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并感受他们所具有的闪光的人文价值，不仅对今天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重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首先使我们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力，进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立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在这些如星光一般闪烁的先人身上，我们将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价值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承续山西文学的精神品格，创作出新的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而对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曾经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杰才俊进行文学式的描述，也将是我们传承民族精神的一种努力。因此，组织编辑出版山西文学“双百工程”，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一“工程”包含两个序列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百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发表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现当代小说。通过集中编辑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回顾审视山西文学某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另一部分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其目的是推动山西长篇小说的不断繁荣。把它们列入这一工程，即是对文学发展的新推动，也可以延续已有的成果，使人们看到山西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及更加生动的面貌。二是“百部山西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山西的报告文学近些年来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不仅参与创作的作家比较多，出现的作品比较多，而且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一些作家应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山西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对中华文化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英杰先贤。以传记的方式把这些先人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表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我们从先人的风采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相信通过这一努力，既将促进山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责任，重塑我们的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与智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