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基尼利编著的《辛德勒名单》的讲述还仰仗尚能联系到的少数几位奥斯卡的战时共事者，以及他战后的大量朋友提供的文件和其他信息。由辛德勒犹太人提供、存放于大屠杀纪念馆这个烈士与英雄的权威纪念组织中有关奥斯卡的大量证词，还有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书面证词以及由大屠杀纪念馆和奥斯卡的朋友提供的辛德勒的文件和信件，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记录。

托马斯·基尼利编著的《辛德勒名单》是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获奖小说，以高度纪实的手法，刻画了二次大战时期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营救数百位犹太人生命的真实故事。自问世以来，这部小说以其撼人心魄的真实性和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感动了无数读者，被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以后更是横扫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正文

第一章

汉斯不喜欢，是因为他看出奥斯卡的婚姻几乎跟他汉斯本人的不和谐婚姻如出一辙。一个耽于享乐的丈夫，一个狂放不羁的男孩，想在一个涉世未深的修女般高雅的姑娘身上寻得某种安宁，可是时候未免也太早了些。

奥斯卡是在兹维陶的一次舞会上认识埃米莉的。她当时是从她的阿特一莫尔斯坦村来看几位朋友。奥斯卡知道那个村子，他当然知道：他一直都在这个地区卖拖拉机。

当结婚公告在兹维陶的几个教区教堂公布后，某些人觉得这对小夫妻实在太不般配，于是开始寻摸起爱情之外的其他动机。辛德勒的农业机械厂有可能在那年夏天已经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制造的蒸汽驱动的拖拉机对于农民来说已经过时了。奥斯卡一直都从薪水里拿出很大一部分返还给工厂，而现在，埃米莉一下子就能带来五十万德国马克的陪嫁，不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笔扎扎实实的救急资本哪。其实这种谣言和猜疑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那个夏天奥斯卡是当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而且，因为埃米莉的父亲怎么都不会相信这个浮躁尘年有朝一日能踏实下来，成为一个好丈夫，所以他实际上只给了那五十万马克的一小部分。

埃米莉能嫁这么个英俊潇洒的丈夫，而且就此逃离愚蠢闭塞的阿特一莫尔斯坦村，自然非常高兴。她父亲的密友一直都是那个乏味的本堂神父，埃米莉从小到大，一直都负责给这两个男人沏茶倒水，听着他们对政治和神学的幼稚观点。如果我们仍执意想给辛德勒和犹太人之间找些意味深长的关系，倒是能在埃米莉的少女时代中寻到些蛛丝马迹——给她祖母看病的医生，还有杂货店老板瑞弗的孙女丽塔。本堂神父有一次拜访埃米莉的父亲时，曾正告过他，原则上一个天主教的孩子是不该跟一个犹太人有特殊的友谊的。不过埃米莉天性倔强，根本就没把神父的禁令放在心上。她跟丽塔·瑞弗一直交好，直到一九四二年当地的纳粹军官在杂货店前将丽塔枪毙。

婚后，奥斯卡和埃米莉在兹维陶的一个公寓安下家来。在辛德勒看来，三十年代一定只是他一九二八年夏天阿尔特维特赛场的辉煌失误的尾声。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陆军服兵役，虽说这使他有机会开上了卡车，他却发现自己恨透了军队生活——并非因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而是部队的生活太艰苦。退役后他回到兹维陶，晚上却把埃米莉撇在家里，自己像个单身汉一样在咖啡馆鬼混到深夜，跟既不像修女也一点都不优雅的姑娘们调情。他们的家族产业于一九三五年彻底破产，同年，他父亲离开了他母亲路易莎，自己住在一套公寓里。奥斯卡因为父亲的离弃行为对他心怀怨恨，跑去跟他的姨妈们喝茶，借机大骂父亲，就算泡在咖啡馆里，他也不忘公开指责他父亲对一位善良女性的背信弃义。他似乎完全没有看到，他自己那摇摇欲坠的婚姻跟他父母那已经破碎的婚姻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他良好的生意关系，他乐天快活的性情，他天生的推销才华，还有他干杯不醉的海量，就算在大萧条的谷底时期，他仍然谋得了摩拉维亚电气公司的销售经理一职。公司总部设在布尔诺这个让人厌弃的外省首府，于是奥斯卡就开始奔波于布尔诺和兹维陶两地。他喜欢这种居无定所的旅行生活。这正是当初他在阿尔特维特赛场超过温克勒时，为自己选定的命数的一部分。P30－31

一九八○年，我在加利福尼亚比佛利山庄的一家箱包店，问起几种公文包的价格。这家店归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所有，他是位“辛德勒幸存者”。正是在普费弗伯格箱包店意大利进口皮革制品的货架下，我才第一次听说奥斯卡·辛德勒，这位锦衣玉食的德国人，这位投机商，这个魅力四射的男人，这个矛盾的化身，听说他如何在那个如今通称为大屠杀的年代里，拯救一个被诅咒种族的男男女女的故事。

我们这份对奥斯卡惊人历史的记述首先基于对五十位“辛德勒幸存者”的采访，他们散居在七个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西德、奥地利、美国、阿根廷和巴西。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又陪我实地探访了本书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克拉科夫，奥斯卡发家的城市，他的第二故乡；普拉绍夫，阿蒙·格特那个可憎的劳役营；扎布洛西的利波瓦大街上仍矗立着的奥斯卡的工厂；还有奥斯卡从中抢救出他的女囚犯的奥斯维辛一比克瑙集中营。本书的讲述还仰仗尚能联系到的少数几位奥斯卡的战时共事者，以及他战后的大量朋友提供的文件和其他信息。由辛德勒犹太人提供、存放于大屠杀纪念馆这个烈士与英雄的权威纪念组织中有关奥斯卡的大量证词，还有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书面证词以及由大屠杀纪念馆和奥斯卡的朋友提供的辛德勒的文件和信件，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记录。

用小说的结构和手法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现代作品中屡见不鲜。这正是我采用的方法——既是因为我唯一能仰仗的就是我身为小说家的技巧，也因为在我看来，小说手法也正适合表现奥斯卡这样一位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不过，我一直力避一切向壁虚构，因为任何虚构都会贬损我的记录。像奥斯卡这样的伟大人物，身上自然会笼罩着无数神话和传说，我则一直力图将事实与神话区分开来。有时有必要在奥斯卡和其他当事人只留下最简略记录的基础上合理地虚构少许的对话内容。不过大部分的对话内容，所有的事实，均建基于由辛德勒犹太人、辛德勒本人以及其他亲眼见证奥斯卡那非凡拯救行动的人士提供的详尽回忆之上。

我首先要感谢三位辛德勒幸存者——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摩西‘贝斯基法官，还有米奇斯瓦夫·彭倔尔——他们不但跟作者悉数分享他们自己对奥斯卡的回忆，提供各种文件使我的叙述精确无误，而且还通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修正意见。还有很多人，不管是辛德勒幸存者还是奥斯卡战后的共事者，都诚恳地接受采访并慨然通过信件和文件贡献了很多有用信息。这其中包括埃米莉．辛德勒夫人，柳德米拉·普费弗伯格太太，索菲娅．斯特恩博士，海伦·霍洛维茨太太，约纳斯·德雷斯纳博士，亨利和玛利亚娜．勒斯纳先生和太太，利奥波德·勒斯纳，亚历克斯·勒斯纳博士，伊代克．申德尔医生，达努塔·申德尔博士，雷吉娜·霍洛维茨太太，布罗尼斯拉娃·卡拉库尔斯卡太太，理查德·霍洛维茨先生，什穆埃尔·斯普林曼先生，已故的雅各布·斯特恩贝格先生，耶日·斯特恩贝格先生，刘易斯·费根先生和太太，亨利·金斯特林格先生，丽贝卡·鲍太太，爱德华·霍伊贝格尔先生，M·希施费尔德先生和太太，欧文·格洛温先生和太太，还有很多人，恕不一一列举。在我居住的城市，E·科恩先生和太太不但跟我分享他们对奥斯卡的回忆，还持续不断地为我鼓劲加油。在以色列太屠杀纪念馆，约瑟夫·克米兹博士，什穆埃尔·克拉科夫斯基博士，薇拉·普劳斯内茨，查纳·阿贝尔斯以及哈达沙·莫德林格慷慨地让我接触到辛德勒幸存者的证词以及相关录像和图片资料。

最后，我想对已故马丁·戈施先生为了使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所付出的心血表示敬意，并向其遗孀露西尔·盖尼斯致谢，感谢她对这一工程的支持协作。

惟有通过所有这些人士的鼎力相助，奥斯卡·辛德勒那传奇般的历史才终于首度以详尽的形式为世人所知。

汤姆·基尼利

一九九五年我到南京读书，正赶上当年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片子在南京上映，那就是吴子牛导演，秦汉和刘若英主演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这片子算不得好，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不过当时看的时候确实有种切肤之感、锥心之痛，因为它就发生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电影里确切提到的一些地点和路名就真实地存在于我周边。它以最切身的方式提醒我，我刚刚来到的这个城市曾承受过怎样的苦难。而且每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日军攻进南京城的那天——南京全城都会拉响警报。隆冬的江南，寒冷阴湿；斑驳的城墙，浑浊的长江水，衬着凄厉的警报声，那情景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难以抹去。南京有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是直到将近三年后，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才跟一位朋友一起去了一次，就当是完成任务，也是在隆冬。并不是我甘愿忘本，而是每次跟这种人类的浩劫直面相对，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都需要你从日常生活中暂时抽身出来，去感同身受，这对于自己的情感和良知都是种极大的煎熬。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曾很长一段时问都不敢去看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名片《辛德勒名单》，我怕受这种煎熬。一直到几年前，我在编辑生涯中碰上了《辛德勒名单》的原著小说，买下了版权，几经踌躇后终于决定自己来译这本书。感觉竟然好像有点“义不容辞”，就像是弥补自己在南京三年读书生涯的一个亏欠。

《辛德勒名单》的原著小说出版于一九八二年，原名《辛德勒方舟》（Schindler's Ark，美国版从一开始就叫《辛德勒名单》），荣获当年的布克奖和洛杉矶时报小说奖。作者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Michael Kene—ally）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土州悉尼市，是整个澳洲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如假包换的“活宝”。（澳大利亚国家基金于一九九七年评选出一百位“民族活宝”[living national treasures]，基尼利位列其中。）而且据说全澳大利亚只有诺贝尔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和他能单靠写作为生。这应该跟他的写作神速也有关，自一九六四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The Place of Whitton）迄今，四十多年的时间内基尼利共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十几部纪实作品和四个剧本。他的《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来自森林的流言》（Gossip from the Forest）和《同盟者》（Confed-erates）分别于一九七二、一九七五和一九七九年三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凭《辛德勒名单》成功折桂；《招来云雀和英雄》（Bring Larks and Heroes）和《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分别于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连续获得澳大利亚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就在二○○八年他还刚刚获得本年度新南威尔士总督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New South Wales Premier'sLiterary Awards，Special Award）。

除了著作等身、获奖无数之外，略略翻检一下基尼利历年来的创作，你会大大惊讶于他创作题材的广博——表面看来简直就像一份报纸的国际新闻版一样丰富多彩而又杂乱无章（时间上上起中世纪，中经十八、十九世纪，一直到一战、二战、八十年代的地区冲突，地点则从澳大利亚到法国、美国，从非洲到中东一直到北极），简直无所不包。当然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写的基本上都是历史小说，或者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为依托——如《血红，玫瑰姐妹》（Blood Red，Sister，Rose）重述圣女贞德的生平故事，《吉米·布兰克史密斯之歌》取材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戈文纳兄弟的事迹，描写土著遭受白人压迫的题材，《招来云雀和英雄》则写白人最初来到澳大利亚的“本事”；或者将小说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当中——如《奥罗拉的牺牲品》（A Victim of the Aurom）将南极探险和一个经典的谋杀阴谋交织在一起，《来自森林的流言》、《炼狱季节》Season in Purgatory）和《同盟者》则分别将故事放在一战、二战和美国内战的历史背景中。基尼利的创作题材虽说上下数百年、纵横八万里，他的创作态度却是一以贯之的，简单地说就是以现代的写作风格，凭借现代的心理分析利器去剖析过往的人物、岁月和事件，力图还它一个客观公允的面貌。基尼利的努力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认可，如安东尼·思韦特（Anthony Thwait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盛赞“《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以高超的技巧将历史、心理洞察力和史诗般的历险故事糅合在一起，掩卷后仍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再如穆杰塔巴伊（A．G．Mojtabai）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高度评价基尼利重写圣女贞德故事的《血红，玫瑰姐妹》：“这个故事，那些场景我们全都已经耳熟能详：上帝的召唤、王太子的法庭、奥尔良、兰斯、鲁昂、火葬堆……谁要是还斗胆想再捡起这个已经被讲滥了的故事再讲一遍，那简直迹近卤莽。然而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基尼利却有这个胆量，而且应付裕如，浓墨重彩地将一个全新的圣女贞德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梅尔文·马多克斯（Melvin Maddocks）也在《时代周刊》上撰文，将基尼利对贞德的刻画与传说中超凡入圣的圣女形象以及萧伯纳笔下褪去光环的世俗形象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基尼利“极富创见地重塑了一个完整的贞德，没有另外那两种形象那么蔚为奇观，不过绝对更加具有说服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更加动人”。

一九八九年，基尼利出版的小说《献给阿斯马拉：非洲小说》（To Asmara:A Novel of Africa），将目光投向当代战争，以小说的形式反映并反思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埃塞俄比亚频仍的内战，以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作为叙述者和目击者，描述了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阵线为赢得厄立特里亚的独立与埃塞俄比亚当局展开的武装斗争。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称赞“自从《丧钟为谁而鸣》以来还没有第二部作品像这部长篇这样写得如此老到、精妙”。一九九二年的名作《内海女人》（Woman of the Inner Sea）又重返他以事实为依据的小说传统，描写了一个丈夫跟别的女人跑掉，孩子又葬身火灾的女人在澳大利亚内陆重新寻找自我的故事。基尼利的祖上是爱尔兰人，他一九九五年的小说《河边小镇》（A River Town）就直接描写他的爱尔兰祖先在世纪之交移民澳大利亚的苦难历程。小说的主人公杂货商蒂姆．谢伊因慷慨地向邻居提供借贷而最终导致破产，就是以基尼利的祖父蒂姆·基尼利为原型塑造的。

基尼利的纪实类作品也跟他的小说创作具有相同的旨趣：探究身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是战争）中的重要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历程，追溯决定自己家族和国家命运的历史渊源。如一九九八年的《大耻辱》（The Great Shame）探究的是十九世纪被迫移民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的命运；二○○二年的《美国无赖》（American Scoundrel）是为美国臭名昭著的政客、内战时期的将军、杀人凶手丹尼尔·西克尔斯写的传记，其创作旨趣颇类似于斯蒂芬·茨威格的为约瑟夫·富歇这个“彻头彻尾不道德的人物”所作的传记《一个政治家的肖像》。二○○六年的《盗贼联邦》（A Commonwealth of Thieves）则正面描写十八世纪晚期作为囚犯流放之地的澳大利亚的开国史事。

基尼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针对外界对他创作“驳杂”的批评予以回应，认为他的作品是“非常连贯的”，他说他作品的“连贯性来自主要人物的视角和价值观，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我把我的作品视为一个连贯而且相对统一的整体”。

基尼利最著名的作品无疑就是《辛德勒名单》，而身为一位澳大利亚作家，生出为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发了战争财的工业家作传的念头，重现和探索他之不惜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拯救出一千三百多名犹太劳工的历史史实和心理过程，真可以说是个意外——因为他甚至都不是个犹太人（斯皮尔伯格花大力气将其搬上大银幕，除了故事本身的震撼人心，跟他本人的犹太人身份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唯一顺理成章的就是他对历史人物的探索癖好，因为人物才是历史事件的核心。

一九八○年，基尼利在美国的一家箱包店认识了店主、“辛德勒幸存者”普费弗伯格，从他的嘴里基尼利第一次听到辛德勒的大名。普费弗伯格得知基尼利是位小说家后，热心地向他展示了他保存下来的大量关于辛德勒的文件，并亲自陪他远赴波兰，实地踏访克拉科夫和跟辛德勒的事迹有关的众多地点。基尼利又在普费弗伯格的帮助下采访了大量“辛德勒犹太人”，终于写成这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他将此书题献给普费弗伯格，感谢他“以满腔热诚和不懈的坚持促成本书完成”。基尼利在二○○七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到，他之受到奥斯卡·辛德勒这个人物如此巨大的吸引，是因为：“在他身上，你没办法说清楚投机主义究竟在何时让位给了无私救人。我喜欢这种具有颠覆意味的事实，即精神的力量和美好的意愿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大放异彩。”辛德勒这个复杂人物的方方面面想必一直萦绕在作者心头，《辛德勒名单》出版二十五年后，意犹未尽的基尼利又写了一本回忆录《寻找辛德勒》（Searching for Schindler：A Memoir），旧话重提，回顾了当初为创作《辛德勒名单》他跟普费弗伯格在全球范围内追随辛德勒的足迹，搜集有关他的资料，寻访“辛德勒犹太人”的难忘经历。

基尼利要写出在最黑暗的历史时刻，在面临历史上空前的人类浩劫时，人的精神所具有的伟大力量，同时又竭尽全力要为辛德勒“去魅”，驱散笼罩在这个伟大的拯救者、上帝的替身、犹太民族的“大义人”身上的光环和“迷思”，还他这个“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的“真身”。所以他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去展现这个人物，但同时又“力避一切向壁虚构”，所有的事件，哪怕最琐碎的细节全部都有历史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作为支撑，而且就算是当事人的回忆，作家也还要进行排比择选，只选用经过判断后认定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述。由此也导致作品在荣获布克奖后引起这到底是纪实还是小说的争论，因为众所周知，布克奖是个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奖项。

不管怎么说，事实证明，基尼利的这种创作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真实的力量胜过一切虚构，真实的面容也比一切设计都更精妙复杂，《辛德勒名单》不但将那段久已湮没不闻的伟大的拯救故事，如目见耳闻般生动清晰地展现在当代读者面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奥斯卡·辛德勒这个真实人物无比复杂甚至矛盾的各个侧面，如刀砍斧斫般深入细致地突显在你我的心中。英国作家A·N·威尔逊（Andrew Norman Wilson）在《邂逅》杂志（Encounter）上撰文评论说，“辛德勒是个骗子，一个酒鬼，一个登徒子，可是，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的话，他也就没办法从纳粹集中营里拯救出上千个犹太劳工了。”如果说威尔逊的评论还停留在操作性的表层（辛德勒只有是骗子、酒鬼和登徒子，才有本事拯救犹太人，但仅仅是骗子酒鬼和登徒子却也救不了人），还是基尼利的夫子自道更加深入肯綮，他在一九九五年接受《出版人周刊》的西碧尔·斯特恩格（Sybil Steinberg）的采访时如是说：“我对这个故事中的道德力量深信不疑……堕落之人跟他们身上向善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总是让人着迷。（辛德勒的时代）正是历史上曾不止出现过一次的特殊时代：在那些时代，圣人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好处，唯有那些讲求实际的无赖汉才能担当起拯救灵魂的重任。”

在基尼利的笔下，“大义人”辛德勒和“大恶人”格特形成了饶有趣味又意[味深长的对比，这善恶的两端不但家庭出身、外貌特征、兴趣爱好都基本类同，甚至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不无相通之处，基尼利在作品中公然承认：“你仍不免会将阿蒙视作奥斯卡的黑暗兄弟，如果奥斯卡的性情不幸颠倒一下的话，他也极有可能成为格特这样的暴君和狂热的刽子手。”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会不惜把身家性命全部搭上，将一千三百多个犹太人救出火坑?我相信，这应该是基尼利之所以下决心写这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触发点，也是他在小说中最致力于展示并解释清楚的一个关节点。不过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就这一点，基尼利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他尽其所能，将真实的辛德勒的本来面目纤毫毕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个人，经过了这么艰辛的努力，救了一千三百多个犹太人的命。我想，这也正是真实人性的复杂和微妙之所在吧，我们已经把这个人都咂摸透了，可是还是找不到他患上拯救犹太人这种“传染病”（作者本人的说法）的基因。基尼利自己也承认他搞不清在辛德勒身上“投机主义究竟在何时让位给了无私救人”，但他将辛德勒的“投机主义”和“无私救人”都真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这比强作解人要可取得多。《辛德勒名单》这部作品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这一但求真实的创作原则之上。

其实，患上拯救犹太人这种“传染病”的又何止辛德勒一人，还有尤利乌斯·马德里瑞施、雷蒙德·蒂奇；有纳粹党卫军奥斯瓦尔德·伯斯科为了赎罪而偷偷保护犹太人，终而投奔游击队，舍身成仁；有陆军司令部的高官埃里希·朗格和国防军工程师聚斯穆特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使尽浑身解数暗中帮助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义举；有将勒斯纳父子等人从布伦利茨押解到奥斯维辛的那个善良的党卫军中士，甚而至于那个大哥哥一样拉犹太红衣小姑娘一把的普通的党卫军士兵……一念之仁，我们就从畜生超拔为人类，“救人一命，如普度众生”……我想，也正因此，历史才不至于仅仅成为一部征服和压榨史，不论在多么黑暗的时刻，不论邪恶的力量何等强大，也都有人性的光辉在闪烁，也总有人类的灵魂在成长。我想起老托尔斯泰总结《战争与和平》的那段话：“那些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往往是极其朴素的。我的全部思想无非是：如果那些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正直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冯涛

二○○八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