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罗斯编著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精)》是一部记述维多利亚时代植物大盗罗伯特·福钧开拓事业、激情冒险的著作——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令英国茶叶种植业得以在印度安家落户。无论是茶叶迷，还是历史爱好者，抑或是任何一个喜欢欣赏美文的读者，萨拉·罗斯成功地向他们展现了探索未知的激情、震撼人心的武夷山美景以及福钧探险之旅的种种险象。

萨拉·罗斯编著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精)》这是一部描写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罗伯特·福钧在华经历的历史故事书，情节非常吸引人，写法像小说，将罗伯特·福钧个人的“冒险故事”讲述的异常精彩。罗伯特·福钧的故事核心是受东印度公司在利益和社会需求驱动的商业行为资助，凭借着自己的植物学才华和强烈兴趣在中国寻找优秀茶种的故事。

全书充满阅读的快感和历史趣味，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也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写法类似小说的历史纪实作品。对于茶文化发源地中国的读者，这本书讲述的中国文化、晚清社会风情、中国和英国最初的相遇，都是充满魅力的。

序言

1　1845年，中国，闽江

2　1848年1月12日，伦敦市，东印度公司

3　1848年5月7日，切尔西药用植物园

4　1848年9月，从上海到杭州途中

5　1848年10月，浙江杭州附近

6　1848年10月，长江，绿茶加工厂

7　1848年11月，安徽省，王宅

8　1849年1月，春节，上海

9　1849年3月，加尔各答植物园

10　1849年6月，印度西北部省份，萨哈兰普尔

11　1849年5月和6月，伟大的茶叶之路，从宁波到武夷山

12　1849年7月，武夷山

13　1849年9月，浦城

14　1849年秋，上海

15　1851年2月，上海

16　1851年5月，喜马拉雅山脉

17　1852年，恩菲尔德·洛克皇家轻兵器工厂

18　维多利亚时代的茶叶

19　福钧的故事

致谢

后记

1845年，中国，闽江

那是1845年的一个秋日午后，距罗伯特·福钧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植物猎人闻名于世的日子还很遥远，而中国看起来很可能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两周以来，他一直被禁足于一艘无精打采的、停泊于福州——一座位于闽江口的城市——附近的中国帆船上。他那一向健康的体魄已濒临崩溃。他发着高烧，把自己的床铺搬进了一艘远洋货轮的船舱内，恶臭的舱内积水和腐烂的鱼类令他头晕目眩。这艘帆船的甲板上堆满了来自乡间的木材，也堆着福钧的货物，包括行李箱那么大的玻璃箱，里面塞满了花朵、灌木、草、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各样的外来植物。这些玻璃箱——以它们的发明者的名字被命名为沃登箱或沃德箱[指纳西尔·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英国物理学家，因酷爱研究植物而发明了专门用于远洋运输植物样本的玻璃箱，即沃德箱。——译者注]，将继续与福钧一起前往伦敦——如果他能一直走到那么远的话。福钧，此时年仅33岁，一面用他的长腿将那张为矮个子中国人设计的床铺弄得摇摇晃晃，一面想象着他自己将死在这艘船的底舱里，被自己那条肮脏的床单裹着，胡乱抛出船外，葬身大海。

此时，为期三年的中国考察生涯已到尾声，他奉伦敦皇家园艺协会之命负责带队探索、采集东亚植物珍品样本。福钧的任务是弄到想象中的美味佳肴，包括种于北京御花园内的约2磅重的桃子。除了活的植物外，他还将带回一本干燥植物标本集以及出自中国顶级画师之手的纷繁复杂的图样。每采集到一份种子、植物、嫁接植物及无性繁殖样本，福钧都在促进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认知及植物学专业的发展。

他记录新植物的意义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其新奇的价值，也在于其对大英帝国的潜在效用。用机械将工业原料加工成精密产品的生产方式给19世纪的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棉花在自动纺纱机上变成了棉布，铁矿石转化为火车铁轨和蒸汽轮船外壳，黏土则变成了陶器和瓷器。中国是一片蕴含着巨大农业宝藏和潜在工业价值的处女地。

然而，躺在床上，害着热病，福钧根本无法相信他或他的植物物种能找到一条平安回到英国的路。他已知道自己正处于最凶险的时刻，尽管他已经以一名外国人的身份在中国度过了三年时光。

“真难以置信，我要去见上帝了……没有一个朋友或者同胞来合上我的眼睛，或者一路护送着我下葬。家园、朋友和祖国，那时这些对我而言似乎格外珍贵！”他后来写道。

福钧的一生是当时许多抓住帝国扩张所带来的良机进行创业的不列颠人的象征。他出身寒微。早期的农业园艺学教育是由他那“植树人”父亲——一个农场雇工——手把手教的。除了在苏格兰边境一个叫埃德龙的巴掌大的小镇教区学校上过课外，他没有接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他的自然历史知识并非来自牛津大学或爱丁堡大学，而是拜社会实践及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他赢得了一张一流园艺学从业资格证、一张贸易学资格证，但没有一个医学学位，而这个学位是他一心想与之为伍的植物学同行们普遍感兴趣的。虽然如此，福钧依旧野心勃勃。由于19世纪许多苏格兰家庭的次子和英格兰家庭的次子一样，有些能力，但没闲差可做，所以去海外追寻个人前途就成了在僵化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提升社会阶层的唯一途径。充分利用帝国未开发的资源以过上体面生活的机遇是无穷无尽的。

靠灵活的头脑，福钧在园艺学界的地位扶摇直上。他最初就职于爱丁堡的植物园，随后又进入崔西克的皇家园林协会。基于他在兰花栽培及温室观赏植物——来自东亚的罕见的、引人注目的植物——方面的功底，福钧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皇家园林协会派往中国进行考察的第一人选。由查理·达尔文的舅舅约翰·威基伍德于1804年建立的皇家园林协会，是所有绿色自然物种及人工培植物种的管理者，它积极召开会议为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提供一个论文展示的平台，并组织研讨相关学术领域内的最新成果。随着英国在全球的领土扩张，相关成果也在迅速增加，它的期刊详细描述着来自女王治下的帝国领地最深处的最新植物物种的分类。皇家园林协会的植物学家们忙于这项伟大工程的命名工作，即按照繁殖规律——近年在欧洲由伟大的卡尔·冯·林奈提出的体系——刻画每一个特殊物种。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于自然界的新奇物种拥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传教士、军官和商人在公海收集昆虫、化石及植物的活动已持续了数十年时间。随着广大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迁入工业化城市，农场被乡绅们圈了起来。不列颠人开始怀念一切自然形态的玩意儿，一种新型的、专门向英国家庭供应花花草草的市场随之发展起来。种类繁多的盆栽蕨草风靡全国，甚至随处可见：在瓷器上、壁纸上还有纺织品上；在富人的温室中，也在穷人的窗台上。易生长、耐移植，蕨草仿佛是粗犷田园生活的象征。

出于对更富于异国情调的战利品的追求，第六代德文郡公爵于1856年花100个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译者注)(约合今天的12000英镑)买下了一种名叫蝴蝶兰(19halaenopsis amabilis)的菲律宾兰花的首个进口样本。这位公爵为满足自己对奇花异草的狂热迷恋近乎挥金如土。这种蝴蝶兰因其雪白的椭圆形花瓣和黄色的唇瓣而显得精致夺目，深受园林协会会员的喜爱，也为其发现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西方往来，在植物狩猎地图上留下了一大片空白之地——一块曾标注着“龙的巢穴”的地方。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然而即便中华文明已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现实中的中央之国也早已几乎完全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由于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西方人开始主动将无数美妙的、惊险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幻想加在它身上。他们将未经探索的中国视为园林中的香格里拉的幻想，这满足甚至超出了英国人对园林艺术的所有渴求。P19-23

历史上曾经有一刻，当英国和中国因两种花木——罂粟和山茶——兵戎相见时，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字重新划分。

罂粟果实经加工提炼制成的鸦片，在18～19世纪的东亚作为麻醉毒品被广泛使用。鸦片的种植和加工均在印度——这片由诸多王公国家组成的次大陆，于1757年臣服在大不列颠的王旗之下。在英帝国的庇护下，印度鸦片的经销由光荣的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

山茶叶经采摘加工可冲泡饮用，通称为茶。一直以来，中华帝国几乎完全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一切一切，皆由此一国独享。

近二百年来，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并以所获利润购入茶叶；而中国反过来用在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白银，从印度的英国商人手中购买鸦片。

鸦片-茶叶贸易对于英国而言不仅仅是获利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元素。英国政府每10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要消费一磅茶叶。茶税被用于铁路和公路建设、公务员薪水支出以及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国方方面面的需要。鸦片对于英国经济而言同样重要，它为印度——这颗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闪耀的宝石——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希望印度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但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战争，却将它从这块富饶而辽阔的次大陆上所能获得的利益迅速消耗殆尽。植物商品的三角贸易是此时推动世界经济运转的原动力，帝国的车轮随作物的生长、加工与销售而转动：大不列颠从印度鸦片和中国茶叶中均分得一杯羹。

19世纪中叶的中英外交是一部不幸的悲剧。北京城内高高在上、贵为天子的皇帝于1729年下诏“严禁”在中国销售鸦片，然而持续了数十年的走私仍使鸦片得以流入（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诸岛的鸦片贸易亦遭维多利亚女王禁止，然而她的法令却得到了广泛服从）。鸦片销量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着，从1822年到1837年，销量增加了5倍。终于，在1839年，统领广州港的宫廷大臣（钦差大臣林则徐。——译者注）为这些外国人的目无法纪以及民众吸食鸦片上瘾后的病态所激怒，扣押了夷馆区内的所有外国人，并要求以300名英国人手中价值600万美元（约折合今日的1亿4500万美元）的鸦片为赎金。当鸦片贩子们被迫妥协、人质获得释放之后，这位大人命令500名中国劳力对将近300万磅的毒品用盐和石灰加以搅拌，将混合物倒入珠江。作为回应，年轻的维多利亚派皇家海军出战，以武力使获利丰厚的鸦片-茶叶贸易得以延续。

在战争中，英国一举打垮中国，清政府粗劣不堪的木制帆船根本不是女王陛下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海军的对手。作为和平条约（实为不平等条约。——译者注）的一部分，英国人赢得了经一个世纪的外交恳请而不得，以至于无人再抱希望的对华特权：香港岛，外加大陆五处新通商口岸，或是说贸易港口。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鲜有西方人得以窥探中国内陆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余年间，英国船只被限制停泊于广州——一个珠江口贸易城市的港口。英国人无法光明正大地涉足所居货栈以外的场所，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离商馆区仅200多码远的、25英尺高20英尺厚的广州城墙。而现在，挟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内地终于向大英帝国开放了一条缝隙——仅限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做起了美梦：堆积在中国内地的华贵丝绸、精美瓷器以及喷香茶叶正等着被他们销售到广阔的世界。商人们开始构思一种可能：绕过难缠的中间人和控制广州货栈的商行直接与中国的生产商打交道。银行家则在幻想着无以计数的财富、矿藏资源、粮食谷物、经济作物以及梦寐以求的开花植物——一个遍地都是待装载商品的巨大国度。

然而，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建立起的新秩序并不稳固。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压力下签订的无法忍受的条约，令中国这一曾经骄傲自满的国度蒙受了彻底的羞辱。英国的政客与商人们担忧受辱的中国皇帝可能借鸦片本土生产合法化颠覆由协议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进而打破印度（也就是不列颠）对罂粟种植的垄断。

伦敦方面现在坚持着一种意见：应该且必须保障对英格兰的茶叶供应。距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战争结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然而那些曾奋战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Waterloo）的勇士们却依然强势左右着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舆论。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一位曾追随纳尔逊勋爵与威灵顿公爵，协助他们战胜拿破仑的名将，在担任印度总督期间，曾针对目中无人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危机做出如下警告：

依我看来，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这里的土地已被证明像印度一样适宜这种作物的生长，可能导致（英国）政府目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彻底枯竭；基于这种推断，我认为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依我之见，后者（在印度种茶）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为国家提供同等收益，并且是比当下鸦片的垄断销售更加保险的财政来源。

假若中国真的将鸦片合法化了，那么在三角经济上将留下一个非常致命的缺口：英国将再无资金进口茶叶、支付印度战场的军费或承担本土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国的鸦片种植业将为两大帝国耻辱性的经贸依存或“由两种花木交易包办的不幸婚姻”画上句号——这种“离异”是大英帝国所承受不起的。

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几无二致。除坐拥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和肥沃土地之外，云山雾罩的环境使茶树在享受露水滋润的同时又遮蔽了骄阳烈日。经常的霜冻气候更为冲泡出的茶水增添一份醇香浓厚，令其口感更加丰富、浓郁、可口。

随着植物商品贸易顶破东亚贸易的资产报表，它们对于世界格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它们的人们——曾经被大众视作区区花匠之流的人——摇身一变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受到众人瞩目。到了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已不再被视为戴着工作帽，穿着钉靴，躬身伺候着他们的鳞茎、花卉和灌木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以勇敢的冒险家与世界的改变者闻名。他们采集各种对英格兰乃至帝国各地具有科学、经济与农业潜在价值的异国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使职业植物猎人们得以采集、运输越来越多的异国植物样本。

不再受限于中国最南端的沿海口岸，如今英国得以深入到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区域。但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

这个担负着大英帝国希望之人，名为罗伯特·福钧。

由于此书是一本通俗历史著作，而不是一项学术性工程，我也就没有使用脚注，并且试着不在正文部分提及参考资料来源。不过此书也不是一本小说，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引用过信件、回忆录、报纸或者与福钧同一时代人物提供的资料。

罗伯特·福钧的四本回忆录、他致东印度公司的那些信件，以及大英图书馆馆藏的其他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是笔者的重要参考资料。笔者总共查阅了超过500份著作和档案。每一个极具深度的主题——福钧、东印度公司、中国以及植物学专业——都是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的课题，而且都超出了笔者的认知范围。

威廉姆．H．尤科斯(William H．Ukers)有一本以茶叶为主题的著作，内容非常详尽，书名恰如其分：《茶叶大百科》(茶与咖啡贸易期刊公司，1935)。有几本通俗历史著作在故事性方面更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詹姆斯·莫里斯·斯科特(James Maurice Scott)所写的文笔生动的《伟大的茶叶投机》(达顿，1965)。

令笔者惊叹不已的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博物学者和植物学家的世界，竟然有那么多的乐趣，我简直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来表达对那些首次探索这一领域的学者的赞美之情：大卫·E．艾伦(David E．Allen)，著有《英国的博物学者：一门社会学的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大卫·阿诺德(I)avid Arnold)，著有《热带地区及旅游热点：印度、风景及科学，1800～1856》(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6)；范发迪(Fa-ti Fan)，著有《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西德尼·w．明茨(Sidney w．Mintz)的巨著《甜味与力量：产糖之地的现代史》(企鹅图书，1986)；多纳尔-麦克拉肯(Donal McCracken)，著有《园林帝国》(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7)；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著有《变革的种子》(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6)，以及桑德拉．纳普(Sandra Knapp)的《植物大发现：一个植物学家的植物探秘之旅》(萤火虫图书，2003)，上述所有著作都是相关领域的巨大财富。笔者在此对《药剂师的植物园》(萨顿，2000)一书的作者苏·明特(Sue Minter)以及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及其出版的所有小册子致以由衷的谢意——他们是伦敦最灿烂的瑰宝。

任何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可能要依赖若干大师的指导，我的清史知识就来自下列几位：史景迁(JonathanSpence)、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徐中约(Immanuel c．Y．Hsu)、菲利普·库恩(Philip Kuhn)以及弗雷德里克-魏斐德(Fredric wakeman)，他们的著作气势宏伟、才华横溢，令人惊叹不已，笔者都如饥似渴地加以阅读。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史的话，笔者推荐史景迁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w．w．诺顿，1996)。如果想了解鸦片战争部分的话，郑扬文(Zheng Yangwen)的《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从15～20世纪的鸦片消费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是很出色的相关作品。若读者对中国农村生活形态有兴趣的话，南希．贝林(Nancy Berliner)和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v Essex Museum)合著的《荫余堂：中国家庭的房屋和日常生活》(塔托出版社，2003)是翔实的参考资料。

关于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著作缺乏本应该有的说服力，这令我非常担心。没有一份文本恰如其分地展现东印度公司在组织结构上的宏大或复杂性，这让身为这段历史研究者的笔者觉得不满意。尽管如此，我还是参考了几份较为严谨的作品，这其中有彼得·沃德·费伊(Peter ward Fay)的《鸦片战争》(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尼克。罗宾斯(Nick Robbins)的《改变世界的企业》(普卢托出版社，2006)、约翰·凯伊(John Keay)的《可敬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史》(哈珀柯林斯，1993)、帕特里克·塔克(Patrick Tuck)的《东印度公司》(劳特利奇书局，1998年重印版)、H．A．安特罗伯斯(H．A．Antrobus)的《阿萨姆公司史，1839～1953》(T．和A．康斯特布尔于1957年自费出版)，还有大卫．麦克雷戈(Dayid Macgregor)著的《茶叶快船：一份中国茶叶贸易记录和1849～1869年某些用于茶叶运输的英国帆船》(P．马歇尔，1952)。

在研究福钧、中国、东印度公司和茶叶这几个主题的过程中，几个茶叶专家如卢顺勇先生(Mr．Lu Shutt Yong)及其合伙人王先生和史先生，还有阿兰·斯托克斯(AlanStokes)和迈克尔·哈尼(Michael Harney)都给了些有用的意见，令笔者受益良多。要感谢的还有汉学家卡西．仪(12arsey Yee)、黄明珍(Jan Wong)、海耶斯·摩尔(Hayes Moore)、苏珊·蒂兰(Susan Tburin)和无人可及的理查德·莫雷尔(Richard Morel)，以及大英图书馆亚洲馆的全体员工和整个芝加哥图书馆系统——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图书馆。

北京过去被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称为“Peking”。1949年后，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在规定北京市市名时用正式的汉语拼音“Beijing”代替了英国化的“Peking”，但并未被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在官方文件中使用“Beijing”一词。我初次见到的很多老中国通在香港交接期间，提到中国首都的时候仍称之为“Peking”。这个称呼残留的殖民主义色彩正是我着力要在全书中保留的，无论它有多么不合时宜。

福钧经常赶在别人前头或赶在其他西方人前头进入中国农村地区，他在著作中所提及的中国地名和事物名并不总是很清晰。这是他来华的时候，中文译成英文尚无统一标准之故。遇到这种情况，笔者就尽量在句子中加入拼音。唉，可汉语并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在这方面只能全靠我的汉语翻译了。当然，由此导致的所有错误均由笔者仍责。

萨拉·罗斯生动记录了罗伯特·福钧勇于冒险采集中国茶种，移植英属印度的大胆经历一及失败经历一，她用动人心弦的细节描写展示了植物学与帝国崛起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作者

一个以悬念、科学和探险活动为卖点，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探险之旅讲述给读者的传奇故事。

——美联社

如果世界上有一本适合在一杯好茶的陪伴下阅读的书，那就是这本了。

——《《华盛顿邮报》

没有这个令人吃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我们今天就喝不到茶了，他的装备只有一把生锈的手枪和一根假辫子，但就在那些冷酷无情的中国军阀眼皮底下，他把茶叶的秘密盗走了。

——《每日邮报》（伦敦)

一个以世界级跨国公司策划盗窃商业机密与间谍活动为、王题的精彩故事。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