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身桃李 下自成蹊
一千二百多年前韩愈的著名论断，将“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经典地定格在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上。从此以后，关于师道之说似乎无人能出其右。后来有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升华，高度当然无与伦比，但是显然可操作性不够。
启功先生当了70年大学老师，前20年在辅仁大学，后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的教学实践，无疑使他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内涵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陈荣琚先生1964年从中国戏曲学院美术系毕业即留校从教，后来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他多年来用心教书育人、潜心习书作画，现在年逾古稀仍登台授课、临池不辍。陈先生与启先生之间共同的教师职业和艺术追求，使得这本书更具有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书中详细记录了启功先生在书画研习、诗词创作、文物鉴定乃至谈古论今、因应时事、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对后辈学人倾心施教的桩桩件件往事。仔细阅读这些文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年我们住的北师大宿舍楼前“刘和珍纪念碑”上的碑文，行政主楼前面广场上“一二·九”纪念碑的题字，学校大会议室悬挂的巨幅红竹，都出自启功先生笔下，甚至校园的餐厅也由启先生题写为“乐群餐厅”。“乐群”出自《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作为餐厅名，先生对后学期望之殷切可见一斑。启先生的许许多多作品成为北师大校园的文化景观，师德师训、精神学问氤氲校园，莘莘学子置身其中受益无穷。
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出自启先生的手笔。当时北师大校方曾邀请校内许多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共提方案，启功先生拟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其意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当学生与当老师的辩证关系，使校训具备了大师级的品格气度和人文精神。全校师生对此莫不首肯心应。校方请启先生书写校训，先生欣然奉命，但一再强调“校训之撰，当属学校”。校训碑正面右首署“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左下方落款“启功敬书”。一个“敬”字足以说明，在校训面前，启先生只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之后学校有关部门又多次请先生阐释他所题校训的意义，先生每次都以“学习校训、，理解如此”的口吻来写，从不把校训当成自己的创造而专有，其亮节高风令人感佩。这段往事陈荣琚先生多次跟我提起，启先生的高足北师大赵仁硅教授也曾撰文记述，当属信史。每当看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大字，一代文化大师治学修身的职业理想和知行合一的师德风范就跃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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