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与徐志摩在剑桥街头相遇，那是一九二五年，是民国最风流倜傥的黄金年代：新文化风起云涌，上海滩风华绝代。一代代内心春风鼓荡的摩登男女走出国门，走向海上大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一切是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文明、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告别黑暗与专制、融人现代文明的第一步。新的世界就寄托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世界肯定要在这一拔全新的新人类手中发生颠覆性的嬗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现代中国最著名、最海派的诗人在浪漫之都巴黎相遇，这是命中注定的必然，也是前世今生的缘分。像天上的一颗星被另一颗星所吸引——是星星相吸，也是惺惺相惜。
邵洵美一九二四年春天来到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攻读政治经济专业，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富二代的最佳选择：学成之后回国经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稳妥的、恰当的、尊贵的职业之路。邵洵美喜欢交游，一到放假就闲不住。当年暑假，他与同住在导师家的同学刘纪文一同到巴黎玩。在这里，他和正在法国学习绘画的徐悲鸿、张道藩、蒋碧微，甚至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相识。
都是画家与文人，都是风华正茂的世家子弟，在异国他乡见面，那份热情与喜悦自不待言。邵洵美和黄逸梵两家还沾亲带故，自然比一般的上海同乡多了一份亲切。当晚，由黄逸梵做东请邵洵美和刘纪文吃饭，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也作陪。都说姑嫂是天敌，但是张茂渊和黄逸梵这一对姑嫂却是例外，她们情如姐妹，一同出洋，一同回家，外人甚至暗传她们俩是同性恋。黄逸梵说给张茂渊听，张茂渊一笑了之并不理会，照样和嫂子同出同进。那顿饭黄逸梵亲自下厨，张茂渊当助手。徐悲鸿、蒋碧微在一起相当熟悉，一个住在四楼，一个住在二楼，所以徐悲鸿并不客气，带着邵洵美过来大吃大喝。邵洵美尝遍海上美食，黄逸梵的几个拿手菜他并不恭维。但是能在巴黎这样的西餐一统天下的地方，吃到浓油赤酱的上海菜，还是让他喜出望外。他吃得一嘴油，对黄逸梵说：“看来，以后馋虫病犯了，就来找你。”黄逸梵说：“行，你出银子我做菜，没话说。”大家都在背后听说过邵洵美一掷千金的爽快和大方，等着他回请一次。
邵洵美绝不会食言，他后来在巴黎最著名的中餐馆里回请了这一帮子男男女女。那天张茂渊也去了，她是从来不曾放过这样的文人雅集。她正好坐在徐悲鸿身边，看了看邵洵美，然后说：“你们发现没有，邵先生很像一个人——不是像，他们简直就是一个人。”酒席上顿日时一片哗然，徐悲鸿抢着说：“我正想说，他太像我志摩兄了。”他转身对邵洵美说：“不错，我还有一句话忘记对你说，我明天要为你画张素描。碧微、老谢、我们全以为你最像我们的兄弟志摩，他是一品诗人，江南才子。你也是一品诗人，海上才子。”大家一片应和。邵洵美说：“我看过徐志摩的诗，我也喜欢，怎么那么多人说我像徐志摩？看来，这个志摩我也要认他做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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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蓝色的天空
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异端，那么徐志摩与邵洵美就是中国诗人里的两个异秉。如果说上海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一块“飞地”，那么徐志摩与邵洵美就是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两个“飞人”——文化与经济一样，都有恃强凌弱的本性。中国的农耕与专制无法孕育的海派文化，便在殖民者洋枪火炮的挟持下呼啸而来，强行复制、粘贴。仿佛一夜之间．农耕中国便拥有了摩登的异端的上海，拥有了徐志摩或邵洵美这样唯美的天才的异秉。
农耕总是与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农耕的愚昧正是专制的基础。农耕孕育专制就如同癌体上长出毒瘤一样理所当然，专制只能让所有的脑瓜变成傻瓜——那是黑暗无边的岁月，也是鼠目寸光的光阴，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秫秸秆、竹笆片插成的窗户外，是亘古无边的暗夜。偶然有几盏桐油灯、菜油灯、棉油灯，乃至后来的煤油灯，灯芯摇摇晃晃忽闪忽灭如鬼火，呼啸而过的寒风一如鬼叫。所以鬼与神总是出没在农耕的夜晚，漆黑一片的夜晚，长夜漫漫，中国人生活在暴政淫威之下，只好闷头睡觉。昏头昏脑睡了五千年，这一觉睡得太漫长了。只有到了老上海时代，中国人才猛然惊醒——种现代的文明的新生活把漆黑如墨的长夜点亮了，霓虹闪闪照亮了大都会之夜，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广播电台女歌手娇语莺莺。爵士乐声中，交际花与老克腊们粉墨登场，在百乐门与“大世界”夜夜狂欢。是周璇还是姚莉在唱，其实周璇、姚莉们都在唱：“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中国就从这里开始与欧美同步与国际接轨，汽车、洋房、舞厅、酒吧、报馆、影院——种全新的新生活在老上海上演。新生活的兴起是新时代的标志，如同中国前所未有的霓虹灯，它是妖媚的、迷离的、狂欢的、情色的。这是中国土地上前所未有的民国之夜、炫幻之夜，它是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也是柳亚子的“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它纸醉金迷，它醉生梦死，它风情万种，它风华绝代。王安忆多年前说过：“中国唯一一个像城市的城市就是上海。”从前中国的城市，分明就是一个个放大的村镇，唯有在上海，在一百多年前的上海，你就能看到那种从内到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迷人的都市韵味：它摩登又浪漫、它时髦又华丽，这摩登来自巴黎或伦敦，这华丽源自纽约或罗马，一条看不见的隧道将上海与海上贯通，欧风美雨呼啸而来尽情挥洒，一代代海上新人被海上风吹成了海上花，它招蜂引蝶一如狂花滥蝶：演电影的阮玲玉分明就是一个妖，穿旗袍的张爱玲其实就是一个巫。那希腊雕塑般的美男子邵洵美，他是着了魔的诗神；那情痴情种的徐志摩是中了蛊的爱神，爱到深处欲仙欲死唯有死才可以解脱——华美的海上，当然少不了华美的诗人，他们这一代人绝不会写《何满子》或《如梦令》，只会写《爱眉小札》或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如花似玉的情人要的就是倾城之恋，才高八斗的诗人要的就是流芳百世——上海神话就是他们的神话，海上传奇就是他们的传奇。在眼下这个没有神话与传奇的时代，我们唯有回忆神话的上海传奇的上海，回忆那片令无产阶级无比愤怒的、殖民主义的宝蓝色的天空。
陶方宣著的《天空多么希腊(徐志摩与邵洵美)》讲述了：徐志摩与邵洵美，两位浪漫风流的海上才子，同样来自浙江，同样留学海外，同样都是诗人，同样在上海呼风唤雨一掷千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长得也非常相像，近乎完美的俊美面孔，常常被人当成一个人。由他们领头的“新月派”是近代文坛主要文学流派，在后世影响深远、广泛。这样两位才华横溢的天才诗人，都有着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倾城之恋——两位全新的、唯美派诗歌天才，从诗歌创作到为人处世，完全有别农耕文明孕育的文化人，他们是沐浴着欧风美雨成长的一代新人类，是现代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媾而成的大家，但他们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诗人。本书十余万字的篇幅，100余张珍贵的老照片，通过对两位民国代表性诗人交往的梳理，引出老上海的美轮美奂和新月派的与众不同——他们像黄昏天空两颗耀眼的明星，预示着新月派作家群体的群星灿烂，也预示着民国新文学的星光灿烂。
陶方宣著的《天空多么希腊(徐志摩与邵洵美)》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坛风格相近、交往频繁、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师的人生描蓦和交往梳理，力求把故事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起来，从一个独特的人文角度，透视出文学与人生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催人深思，给人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