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从未叫过他一声“祖父”·一个电话
我的祖父恩斯特·希姆莱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很久了。这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并不稀奇，有很多人的丈夫、父亲和爷爷在战争中一去不复返。但我这个祖父的特别之处不在于他的离世，而在于他的身份——他是纳粹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弟弟，前者在“第三帝国”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地夺取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对此我早在年少时便有所耳闻，但我从未想过，这个我并不熟悉的祖父与他的哥哥在个人和政治方面会有怎样的牵连。直到1997年的一个早上，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它是我父亲打来的。父亲问我可不可以替他去国家档案馆查查，看那里是否保存有与祖父相关的档案。他说这些档案自美国转交给德国之后，就已解禁。而且他觉得我比他更方便去查阅。
没错，要查档案，我自然比父母方便，他们住得离柏林那么远。东德、西德统一后，前柏林文献中心的档案由国家档案馆接管，且大部分记录纳粹党魁、党卫队首领以及纳粹凶手的个人档案也都已解禁。但为什么父亲会认为在这些档案里能找到祖父的资料呢？
随后我申请了查阅档案。因为申请的人数众多，我的预约被安排在了一个月以后。但这段时间的等待对我来说并非是一件坏事，至少它留给我充分的时间去思考那个迄今为止在我生命中都不曾留下什么痕迹的人。恩斯特‘希姆莱的妻子——我的祖母保拉，那时也已经去世很久了。记得小时候，我曾有一次向她询问客厅墙上相框里那个身穿笔挺的黑色西装的男人是谁，她顿时热泪盈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于祖母最终对我讲了哪些关于他的事情，我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她从不主动提起祖父，而我也再没问起过。
从父亲那里能了解到的信息也总是极其有限。“他是一个工程师，在柏林电台工作，好像还是纳粹的人。”——这就是我所能听到的很模糊的描述，而且他总是补充道：“当时都这样。”据父亲说，祖父之所以加入纳粹党，肯定是被他的哥哥海因里希“劝导”的——因为“恩斯特当时对政治并不感冒”，或许他是不想“自毁前途”。据父亲讲，祖父在电台的职位也是得到了哥哥海因里希的关照，“海因里希始终对弟弟抱有很强的责任感，但两人见面的机会却不是很多”。
至此，所有这些关于祖父的评论对我来说都十分可信，我也从未质疑过。他身上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唤起过我的好奇心，没有一点能让我为之触动。直到受父亲所托，在档案中查询有关祖父的档案时，这一切才开始发生变化。我开始自问：“对于祖父到底了解些什么？”我对他的了解真的是少之又少，讲不出什么来。大众对他的了解也就像是一份标准简历：1905年生于慕尼黑，成长于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身份是电子技术工程师，自1933年起任职于柏林帝国广播电台，并在这一时期与保拉成婚，随后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即我的父亲)。当时一家人生活在柏林乌勒本的一栋带花园的半独立联体别墅里。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恩斯特·希姆莱当选为帝国电台的工程师总指挥以及技术副台长，战争结束前期加入人民冲锋队；1945年5月初在柏林去世，死因不详。
对于祖父本人——他如何长大，如何娶妻生子并与他们相处，除了工作外还有哪些爱好，以及如何成为纳粹的一员——我一无所知，包括他与兄长海因里希之间的事情。直到此刻，恩斯特·希姆莱对我来说都仍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毫无新奇之处的人。我一再听到的所谓两兄弟间“没什么交集’’的说法，更强化了他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对政治不感冒的技术员形象。他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应该有所分歧，同样，据推断，恩斯特应是在他哥哥的说服下才不情愿地“一起干”的。难道是弟弟屈从于在政治上颇有影响的兄长的权威，而同时又与其保持距离？但为了支持恩斯特的事业，海因里希又进行了哪些活动？他们真的像想象中那样不常见面吗？原因又何在？因为恩斯特不愿了解哥哥的勾当，还是说海因里希作为党卫队全国领袖乃至后来的内政部长，实在是被他那骇人的公务缠身，忙于在德国及占领国清除“德意志民族的敌人”？祖父恩斯特和祖母保拉对海因里希所做的一切知道多少？父亲说祖父可能知道一些，但祖母一定一无所知，因为“她就是个政治文盲”。
我开始惊讶于父亲这么确定这件事，也对自己多年来竟毫无一点怀疑而感到吃惊。一个像祖母一样如此接近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人，要做到对逮捕不同政见者、剥夺德国犹太人的权利并致使他们在集中营里“失踪”这样的事情保持不闻不问，也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吧。P1-3
这是一本极其睿智的书。
——德国《斯图加特报》
官方的说法和家族中流传下来的故事之问往往有着巨大的鸿沟……坚信“过去有好日子”的老一辈人和那些不愿直面历史事实的后代，这些人的态度助长了新纳粹势力的抬头。是时候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英国《卫报》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在把“党卫队全国领袖”这个万恶的形象还原到了他所出身的那个极其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之中。
——英国《每日镜报》
人们应当向卡特琳·希姆莱的勇气致敬。她的书不仅讲述了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也是对当下社会的警示。全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她对自己的种种发问。
——英国《每日电讯报》
就在我15岁的时候，有次历史课上一个同学突然问我，你跟“那个希姆莱”究竟是不是亲戚。当我说“是”的时候，简直如鲠在喉。班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好奇起来。但老师显然很紧张，只管继续讲课，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就这样她错过了一个让我们这些后代人明白和“上一代人”之间到底还有什么牵连的机会。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人，他就是我的伯祖父。我也知道他是那个“世纪杀人狂魔”，就是他主导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行动和对上百万人的杀戮。我的父母很早就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纳粹时期的书。怀着震惊的心情我在泪水中读了有关华沙犹太区起义失败、流亡者命运以及躲避杀害的儿童的求生故事。我设身处地体会到了这些被追杀者的命运，并为自己的姓氏感到羞愧不已。此外，我还经常有着无法言表却极度压抑的负罪感。后来我上了大学，主修政治学专业，有一个核心研究题目就是德国历史。
但对于我自己家的历史，我一直都在回避。直到多年以后，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才促使我去深入地了解它。当时父亲想要我到柏林联邦档案馆去查一下祖父的档案资料。那时，这位我平生素未谋面的祖父在我心中也就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弟弟、一名技术员、一位工程师以及柏林帝国电台的台长这几种身份的组合，他就是一个跟政治毫无瓜葛的人。至此，他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能唤起我的兴趣的事情。
然而第一眼看到档案，我就感到迷惑不已，家人的叙述和这些薄薄档案里所透露的内容显然并不一致。恩斯特早就追随纳粹党，由于海因里希作为党卫队领导人对他事业上的帮助，他也完成了很多任务来作为回报。我也逐渐发现身为长兄的格布哈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头衔越来越大，很早就加入了纳粹组织，在1923年就和弟弟海因里希一起参与了啤酒馆暴动并在后来的国家教育部里担任处长。我不得不肯定，海因里希的哥哥和弟弟两人是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专业能力投入到他们与海因里希、亲戚、同事以及邻居所共享的信仰中去的。
老希姆莱夫妇也是一样。这位中学校长和他的妻子安娜在1933年以前还不太看好这个貌似没什么追求的二儿子，但后来却像他们在写给海因里希的信里表现的那样，两人也成了热烈的纳粹主义者。海因里希凭借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权力为他们也谋取了不少好处和特权。
后来几年，我一开始还没有顾上研究家族历史。其间我常常要去波兰和以色列。我发现那里的历史和德国历史以及我们家的历史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而又不幸的联系。不仅是海因里希在波兰实施了无情屠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纳粹种族灭绝行动，他的哥哥格布哈特在1939年作为连长也参与了攻击波兰的战斗，这一切甚至在战后多年还被海因里希形容为一场“飞速冒险”。格布哈特的妻兄里夏德·文德勒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被遣送到集中营时，正担任克拉科夫区区长。在当年的瓦尔特高地区，我的祖母曾带着孩子在战争中从柏林逃亡到这里生活，他们所居住的农庄，其波兰主人早就遭到了驱逐。就这样我总是遇到自家人在这里留下的痕迹。但海因里希的滔天大罪似乎让另外两兄弟的孩子们觉得自己父亲的罪过并不很重，虽然他们也常常恐惧，担心父亲的罪行也许远比他们认为的要更大。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这一点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在查看祖父档案后过了五年，我才鼓起勇气在父母家翻看一些文件、证书、信件以及地址簿。我知道家族里有保存书面资料的传统，从电费单到书信草稿再到证书和照片，凡是能保存的资料，家里人都一应俱全地保管起来。但直到那时，我都没有刻意地去过问、寻找过它们。我所认识并敬重的祖母在某一个文件夹中保存了很多内容。当我后来得知，1945年后，在一个成员之间相互提供扶持的老纳粹网络中，她也是一分子时，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研究自家历史，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苦。这是一个时时会担心遗漏掉什么内容的痛苦历程。
在初次接触祖父档案的三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段家族历史根本无法让我释怀。在此期间，我已有了自己的儿子，而他所要承受的还不仅仅是来自我这个家族的沉重负担。他的爸爸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当初就遭受了我伯祖父海因里希所领导的党卫队的追杀，很多亲人的被害让家人们至今仍悲痛不已。我很清楚，我要向孩子传授的家族历史，将不再像家里流传的那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能让我的这种想法最终以书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很多人的功劳。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初促使我决定做这项研究的人是我的父亲。而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研究项目的人则是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沃尔夫·迪特·纳尔和他“纳粹凶手的孙辈们”这门研讨课的学生们。
我要感谢所有的家人，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资料，而且还一次又一次耐心地与我交谈。
在搜索大量资料的时候，很多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巨大的支持，我特别想感谢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的皮克鲁先生，他非常乐于助人而且对我总是有求必应。而在我研究过程中，柏林里特希菲尔德联邦档案馆、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州档案馆以及交流协会的许许多多员工也同样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汉堡社会研究所的米歇尔·威尔特。他是第一个阅读了我的初稿的历史学者。他的鼓励、建议和帮助对我后来能够继续写下去具有重大意义。
海因兹·霍纳为我提供了他的私人存档资料，安娜·普赖尔友好地帮我弄到了我家在丁斯拉肯时的相关信息。恐怖地形图基金会的安德烈亚斯·桑德给了我重要的提示，让我受益良多。同样，我还要感谢彼得·维特。
我要特别感谢英格·柏德森，她不仅为这部手稿找到了出版社，而且还进行了编审和跟进。不管我什么时候遇到问题她都会提供帮助，与她之间的合作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件很幸运的事。
我的丈夫在无数次的谈话中进一步帮助了我，他和公公婆婆从一开始就给了我写这本书的勇气。我的朋友们耐心地听我倾诉，和我探讨这个写作项目，替我阅读部分章节，还为我在研究的旅途中提供栖身之所。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在这些年一直支持我，并为我宽心。没有他们，我是断然无法完成这本书的。
2005年6月于柏林
《希姆莱兄弟(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的作者卡特琳·希姆莱搜集有关1945年失踪的祖父恩斯特的线索时，她发现了海因里希兄弟之间有很多深深交织在一起的关联。作为纳粹党早期的追随者，二人不仅在1933年社会关系变革之后从中受益，而且在德国教育部以及帝国无线电台里都积极从事着支持纳粹的活动。她有机会接触到家族遗物中大量没有公开的信件和个人资料，以此填补了至今历史研究中的空白。通过家人讲述的故事，有助于读者从一个重要的新的角度审视第三帝国。
希姆莱家族的后人透过重重史料，以抽丝剥茧般的耐心和无与伦比的勇气还原了纳粹魔头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兄弟的生平。卡特琳·希姆莱编著的《希姆莱兄弟(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中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都包含了家庭、阶层、社会以及世界局势的影响。从家族成员的视角写出的希姆莱，是对后人观察和认识此人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