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主编的《寻找（第1辑）》是一份关注近代中文文化交流史的连续出版物，以散文随笔形式撰写，力求叙事清晰、文笔流畅。内容以具体人物、事件、场景为追踪对象，做到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其中人物、事件追踪类文章以文字叙述为主，适当配图说明；场景寻访类文章以图片为主，辅以文字说明。

明末以后，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已不仅仅局限于中文世界。几乎世界各地都有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创办《寻找》这个集刊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个平台，让海内外掌握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重要线索的学者，将其研究中发现的档案、照片、故事等材料，以多元的视角，用散文随笔的形式，通过实例和个案的具体研究，挖掘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事件、媒介、影像等材料，以重建当时的景象，阐发深层意义。

本书是《寻找》（第1辑），由李雪涛主编。

发刊词

 李雪涛

特稿

 东学西渐视野里的“中国位置”

叶隽

人物

 苏慧廉的引路人——英国传教士阚斐迪与温州早期基督教史

沈迦

 瀑布

张依苹

 “死亡帮助他们寻觅着‘道’”——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和他的《摩亚必特十四行诗》

李雪涛

 保加利亚艺术家瓦塞尔·查哈里叶夫教授个人档案里的中国

海丽娜(Evelina Hein)著 龚婧 译

媒介

 历史的回响，记忆的旋律——《喀秋莎》

[德]韦凌

 托莱多大教堂的汉籍收藏

姜迎

 中国清代服饰欣赏

事件

 李鸿章与克虏伯——以1896年在克虏伯庄园的访问为例

李洁

 辜鸿铭致卫礼贤的21封信

吴思远 译

 读《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吴礼敬

编辑手记

 吴礼敬

道路沿着海湾蜿蜒，中间还穿过一风景绝佳的山谷，怒放的杜鹃花漫山遍野。

每块可耕种的土地上都种植着小麦和罂粟。我们能看到大片大片的用于制造鸦片的罂粟花。那时节，罂粟已长到四到十英寸高。路上还邂逅一群僧侣，他们已行走了近两千英里。他们戴着既能遮阳又能避雨的箬笠。这种用棕榈叶巧妙编制而成的帽子非常厚实。

我们经过一座奇特的石头建筑物，名叫“十二珍宝桥”。这个名字来源于一则传说，据说那里曾有十二只小鸡，属于一贫穷但虔诚的老妇人，最后变成了十二块银子。

我们很高兴到达了内地会设置的一个传教站，并在那儿度过了舒服的一晚，终于吃上了一顿中意的晚餐，有茶及热腾腾的黄油面包。我们从宁波出发时就随身携带着面包和黄油。当晚有聚会，我分享《罗马书》第七章。

星期五，我们照例和挑夫进行了友好的讨价还价。一两小时后，再次上路了。我们在山间穿行，充满活力的农耕场面和无处不在的美丽风光让人赏心悦目。蓝白相间的紫罗兰盛开在脚下的草地上，漫山遍野的松树显示这里有丰富的木材资源。松树下是杜鹃花，给群山增添了色彩。我们攀越过一条陡峭的岩间石阶，然后又花了一天的时间行走二十英里，终于欣喜地见到一处权充旅店的茅屋。茅屋外山茶花盛开，要是屋内的布置也同样迷人的话。我们简直要怀疑是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伊甸园。

村里的人对我们都非常友善。

我们获允在他们的祠堂举行了一次聚会。我讲述《圣经》中关于丢失银子的故事，并在结束时回答了些问题。虽然我们的床仅由木板和干净的稻草铺成，但这一夜却过得甚为安宁。

翌日（星期六）早晨出发前，我们在村里的小路上进行了祈祷，然后踏上新的旅程。

我们顺着山谷而下，直奔天台，那里因佛教寺庙而出名。田野里到处都是小麦和黑麦，还有丛生的乌柏树，当地人用它的果实制作蜡烛。也有大片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这让我们深感惊讶。

到达天台后，我们就雇了条小船，在船上度过了平静的一夜。第二天（周日）休息，也与愿意靠近我们的人交流。

天台不久前刚发生一次骚乱，所以人们建议我们不要进城。

星期一早晨，我们穿过小城，一路上还卖掉了几本书。我们听说骚乱的原因是增加额外的农业税。

星期二早晨，抵达台州，那里有一个属于内地会的传教站，现由中国人管理。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几个小时，随后雇了另一艘小船开始了一段四十英里的水路。船上空间狭小，所以那一晚过得相当痛苦，几乎睡不着觉，但是和蔼可亲的船老大却很兴奋，一路唱着歌。

4月14日，星期三，下船后步行两英里来到运河，转雇另一条船。我们刚在船上坐定，暴雨倾盆而至。船老大说：“这下就算皇帝老子，也没有法子喽。”

暴雨过后，我们希望船老大能马上开船，可是他让我们再等半小时，等他把大烟抽完。

这段航程的船只小且平底，行船的方式也有点古怪。

船夫在岸边走，用一根短而结实的竹竿推着船前行。如此行进了十三英里后，我们来到了运河的另一段。在那里又换了一条船，又走了十三四英里，于星期四早晨到达温岭。随后，我们步行两英里，爬过一座山。来到了海边渔村——江下。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将搭顺路的渔船，穿过温州湾，然后溯江而上，抵达温州城。

但我们仅能搭上一条运输石灰原料、贝壳的小船。现离温州还有七十英里，潮汐也不利于我们，于是星期四下午，我们只能先走访些村庄。

等到周四晚上。终于可以乘船出发了。这条船是花了七十先令雇来的，但只有一个船舱可用。舱内又湿又脏，到处都是亮闪闪、生龙活虎的蟑螂和其他害虫，暂不赘述了。

蟑螂数量太多，无法消灭干净。把那些大个头的杀死，我们已感到很满足了。

铺上从岸上带来的干草，以避免直接躺在污浊的地面上。

星期五，顺风顺水，有望在当天抵达温州。

以前过温州湾时，由于害怕强盗来袭，我们会做好各种准备，并且还得安抚船老大，让他鼓起勇气向前。不过这次航行既顺利又平静，于星期五下午，在温州落锚下船。

这意味着走完全程，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其中九天是在路上：四天走陆路，或翻山越岭，或海岸步行；五天四晚走水路，过河、渡江、穿海。旅途中的变数足以满足任何一人的好奇心，而漫长的行程也让每一个旅者渴望尽快回家。

其实全程不足两百英里。

P13-15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的形成和发展，直至影响全球。近代以来，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融人了世界。中国和世界的互动，铸就了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的一切都在相遇。以往德语里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Es ist so wichtig wie wenn in China ein Sack Reis umfallt”，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如此重要，就像在中国倒了一袋大米一样（意思是根本不重要，在中国倒了一袋大米跟我们西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实际上，明末以后，中国历史的书写就不仅仅局限于中文世界了，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也不仅仅收藏在中国。如果我们放眼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著名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中国档案、手稿、印刷品的话，一定会惊叹于其所藏文献之丰富。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史概念的出现和80年代以后的普及，一种从思想观念、研究视角、历史叙述等层面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去中心的思想逐渐形成。对他者的感知交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他者。同时也反映出自我对他者的想象、建构、阐释的模式。因此，全球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反思自我、反思历史的一种重要视角。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殖民主义产物的民族志学(ethnology)，在经历了解构之后，文化上的他者、异族不再是被征服的对象或与动物并列的研究客体，而获得了重要的建构意义。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福柯(Michel FOtleaUlt，1926-1984)特别重视“外部思维”视角的原因，因为它为反思主流话语、经典建构机制提供了基础。

本刊的创意来源于沈迦的新书《寻找·苏慧廉》（新星出版社，2013）取得的成功和引起的反响。像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这样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西方和中国还有很多，但由于材料的限制和渠道的阙如，目前大家对他们的了解还较为有限或说不够全面，导致这些人或形象贫瘠单一，或事迹湮没不彰，或影响不出象牙塔以外。创办这样一本集刊，意在提供一个平台，让海内外掌握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线索的人，在其“正经八百”的研究之余将其研究中发现的档案、照片、故事等材料，以散文随笔的形式公诸世人，希望能增人兴趣，发人幽思，启人心智，并能和同道中人交流切磋，与同好之人分享消息，为同情之人增进了解。

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和学科局限，力求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球史的视野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各种学科之间的阻隔。本刊没有枯燥的理论阐述，而是通过实例和个案的具体研究来展示中西方对在历史中相遇、碰撞、排斥、欣赏、适应、融合过程的审视与反思。

本刊主要围绕中西文化交流史展开，依靠海内外研究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和对相关领域颇有心得的作者，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料积累和多元的叙述视角，依托大象出版社的出版发行优势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挖掘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事件、媒介、影像等材料，力图重建当时景象。阐发深层意义。

进入读图时代以后，图片已变成文字的一种。可以在一瞬间展现文字无法描绘的丰富和真实，拉近读者和历史之间的距离。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哲学、罗马文化和基督教信仰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重视“以图载道”——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仅希望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来研究这段历史，以使彼此相得益彰。希望读者在将文字同这些图像资料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而有些新信息单靠文字是无法传递的。

2017年2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2014年，沈迦著作《寻找·苏慧廉》出版后，在学界和读书界引发强烈反响。雪涛先生当时即动念要创办一本刊物，旨在挖掘像苏慧廉这样对中外文化交流颇有贡献但事迹却湮没不彰的人物及其事迹。稍后，先生又牵头举办了一场关于《寻找·苏慧廉》的座谈会，邀请沈迦和学术界、文化界人士，讨论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及贡献。会后，先生将筹办的这本刊物定名为《寻找》，并开始第一辑的组稿工作。其问人事丛脞，星移斗转，先生的学术视野益发开阔，却一直对刊物的编辑工作念念不忘。历经三年时间，这本刊物的第一辑终于和读者见面，其初衷和主旨一直未改，而材料与关注范围则多有扩充。

《寻找》的基本立足点和关注焦点在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从1500年以来，中国日渐融入错综复杂的世界体系，原来的“天下观”逐渐被“万国论”所取代。一方面由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他们在输入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又通过书信、著作、实物展览等方式把中华文明介绍给西方；另一方面中国的有识之士渐渐突破观念和视野的局限，从阅读外国典籍到周游西方列国，越来越能够接纳和包容西方文明。无论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商人、科学家及后来的汉学家，还是从中国去西方的官员、留学生、社会名流、流亡者，他们留在异乡的足迹，均是我们寻访的对象。《寻找》第一辑的各篇文章，基本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叶隽《东学西渐视野里的“中国位置”》辨明了“西学”和“东学”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将地理概念上相对的“西”“东”在学术层面上加以细化。他指出“西学东渐”史的研究首先应该梳理“西学”在东方各国（例如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国家等）的传播历史，然后再从宏观上加以总结；同时，“东学西渐”史的研究要涵盖东方各民族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向西方传播、流传并产生影响的过程，应该将东方视作一个完整的概念而细化为“中学西渐”“梵学西渐”“日学西渐”等分支，两种情况下都要将“西方”进一步细化为希腊、罗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具体国度。这篇文章高屋建瓴，从理论上阐发东学、西学的内涵，规划了《寻找》今后所关注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幅度和层次。

沈迦《苏慧廉的引路人》一文，利用第一手资料，介绍了偕我公会传教士阚斐迪在宁波的传教事业，生动再现了阚斐迪从宁波出发抵达温州传教的经过，指出他在温州传教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开创和引领之功。在他之后来温州传教的李华庆，尤其是苏慧廉，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沈迦的文章一直以资料绵密、考证详细见长，且图文并茂，文风活泼流畅，读来引人入胜，当是《寻找》今后悬为标准的矩尺。《寻找》因沈迦而起，传教士研究当是这本刊物今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沈迦这篇文章追溯苏慧廉的引路人，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迦自己则是《寻找》的引路人，这中间的巧合，颇耐人寻味。

张依苹的《瀑布》将《寻找》的旨趣和作者个人的求学经历、苏珊·朗格的学术人生勾连在一起，展现了作者对朗格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知。文章写得细腻柔缓，情感充沛。这篇文章的关注点并不是“史”，而是“交流”“交往”，突出中外学人之间的互动影响，展现了现实中研究外国的中文学者的心路历程。反过来看，今后我们也会关注域外汉学家对中国的感性认识，并将其化为优美的文字或诗篇。

李雪涛《“死亡帮助他们寻觅着‘道’”》和韦凌《历史的回响，记忆的旋律——<喀秋莎>》这两篇文章，把《寻找》的旨趣范围拓展到异文化领域。从而将人类文明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量。雪涛先生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德国人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的《摩亚必特十四行诗》，它的作者、诞生的经过、内容展现的维度以及影响。阿尔布莱希特在纳粹倒台前遭到杀害，这80首十四行诗是他的弟弟在他口袋里发现的，内容主要涵盖作者的“内省”“回忆”以及对“野蛮”的探讨。阿尔布莱希特相信人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可以在邪恶中做出好事来。他虽然鄙视纳粹的意识形态，但却准备好与纳粹的机构合作；明知二战时的德国是“一艘受损的船，正燃着火，但却被一群笨蛋和罪犯继续操控着”，却将自己的角色看成是一个乘客，“没有跳入水中，而是试图找到一个救生圈，或者一不小心也可能抓到舵轮的操纵杆呢”。他当然没有抓到舵轮的操纵杆，甚至最后连一个救生圈也没找到。如何评价和魔鬼做交易的人，这在文学和历史上都是一个颇为棘手的话题。《寻找》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事实，而非评价。

阿尔布莱希特与中国也有渊源，他写过话剧《中国传奇》，还写过学术性著作《英国入侵中国》。

韦凌的文章追溯了《喀秋莎》这首苏联歌曲诞生与流传的经过，同时也叙述了它在现代的命运变迁，重点关注歌曲背后千万个“喀秋莎”的命运。它揭露出战争对女性的遮蔽，读来令人惊心且痛心。在苏联的卫国战争年代，有很多女性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她们把对斯大林的痛恨与对家乡的热爱区分开来，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男人肩并肩抗击侵略者。然而，这些深受男女平权教育、在战争来临时毫不犹豫奔赴战场的女人，受到的待遇和男人并不平等。一方面德国人不肯承认她们的军人身份，这样在她们被俘以后就可以不遵守《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定，所以很多女兵在战场上都会留下一颗子弹给自己。另一方面，她们还要被迫忍受来自统一战线的男人的凌辱，在艰苦的战斗之余，她们还要被迫“为集体服务”。女性在战争中饱受创伤，然而战争史研究却选择对女性的痛苦保持沉默。文章最后展现的两幅图景，令人振奋而又唏嘘，期待而又苦闷：一方面对《喀秋莎》歌曲的诠释，脱离了官方规定的记忆内涵，从而使这首歌摆脱了附加在上面的一切“义务”，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音乐形式上充满生命力；另一方面，在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喀秋莎”们，仍然没有摆脱命运之手的播弄，她们的后继者仍然在从事一些耻辱的行业，并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视。她们的记忆之战和现实之战，都远远没有结束。韦凌此文展现的时空广度和思考深度，也是《寻找》今后努力的目标。

海丽娜的文章《保加利亚艺术家瓦塞尔·查哈里叶夫教授个人档案里的中国》和姜迎所撰《托莱多大教堂的汉籍收藏》，体现的是《寻找》“寻人”“寻物”和“寻思”三个维度中的实物寻访层面。前者主要介绍查哈里叶夫1955年8月到1971年11月逝世期间收集和保存的关于中国的档案，后者关注的是西班牙王国托莱多大教堂的教会图书馆里的中国古籍。从查哈里叶夫的档案照片里，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基本样貌，一定会勾起很多人的各种回忆。他访问东北美术专科学校时站在他身后的那群朝气蓬勃而又有点羞涩矜持的中国学生，恰是一代人的青春写照。托莱多大教堂收藏的汉籍，本是梵蒂冈红衣主教蔡乐德的私人藏书，它们通过耶稣会抵达罗马，其中有明刻本的《梅兰竹菊画谱》，也有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这批书的版本价值也许不会太大，但作为域外汉籍，其文献学和学术史的意义却非比寻常，通过寻访域外汉籍来发掘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意义，正是《寻找》今后致力的重要方向。

吴思远所译辜鸿铭1910年6月至1914年7月间写给卫礼贤的21封信，是展现中外学人交往的一扇生动窗户，从中可以窥见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各种关切以及对家人的关怀。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世界忽视感到忧虑不平，因此对卫礼贤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深表赞同。他评价卫礼贤的《论语》译本，认为卫礼贤对原文解读过度，扩展了原文的内容，他希望通过翻译原文来达到诠释思想的目的。他评价卫礼贤的《道德经》译稿，认为老庄思想是消极的，无法成为构建民族生活的主流思想，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在儒家经典之中，因此要想让欧洲人理解中华文明，就应该展现儒家经典中伟大的建设性思想。辜鸿铭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在写给卫礼贤的信里也多有表露，他衷心拥护清廷，认为满族人赋予了中国人美丽的心灵，中国在满族人统治下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国度，而袁世凯懦弱愚蠢，低贱粗俗，中国只会深受其害。信中这些观点，对了解和评价辜鸿铭的思想，无疑都能提供生动的注脚。

李洁的文章《李鸿章与克虏伯》，探寻了李鸿章与克虏伯家族三十年的交往关系，通过翔实的档案材料，向我们展现了很多生动的历史场景。克虏伯家族一开始和中国做军火生意时就决定走上层路线，由此也奠定了老克虏伯和李鸿章之间的私交。从李鸿章写给克虏伯的信件来看，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以清政府的利益为主要考量对象，不但要进口“价格便宜、性能优良、没有瑕疵的火炮”，而且希望克虏伯公司为清廷培训火炮手，由此促成了段祺瑞等人到德国学习军事知识和技能。文章还考证了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来源，李鸿章1896年访问克虏伯家族及其工厂的经过，内中李鸿章1892年送给小克虏伯的对联，克虏伯公司铸造的李鸿章纪念铜像，都是非常有趣而又启人遐思的好材料。李洁的文章，特别符合《寻找》的定位和旨趣，资料扎实，图文并茂，叙述有度，希望今后可以接触更多这类好材料和好文章。

我也承命为本期杂志撰写了一篇小文《读（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主要为钱锺书的文章提供一些补充，因为钱文本来就是叙述中西文化交往的一段典故，旧文新读，也并不算离题太远吧。

《寻找》从立意到成文，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现在终于看到第一辑出版，我们的心情自然万分喜悦和激动。我借此机会代表编辑同人不揣浅陋，略陈管见，若有冒犯到作者和读者的地方，还望大家能够见谅！我们一定会在今后的编辑工作中更加努力，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份好看、好玩和值得收藏的刊物！

吴礼敬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