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自觉
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块不可漠视的里程碑。它以宽厚的艺术胸襟和蓬勃的人生内容，改变了旧的审美规范，重建了新的创作格局，昭示了自觉化电影的诞生。
电影的自觉体现于它第一次有意识地张扬自身的特性，通过影像实践改造长期功利的电影，追寻相对独立的创作可能。
电影自觉化过程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是一定社会土壤条件和自身发展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在80年代社会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中，才能体察创作者的情感和勇气，找到衡量自觉化程度的尺标。因此，我们首先要回过头来，踏勘历史的踪迹，对时代氛围作一个粗略的扫描。
一
80年代变革的历史前提是“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当时中国人思索与行动的出发点。“科学与民主”口号的重新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方针的响亮确立，导致了对一切既有思想观念的批判性检验。
80年代的国际条件是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面对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纷繁的文化现象，老大自尊的国民心理骤然受到打击，惊愕之后，民族自强的目标确定在了“四个现代化”的愿景之上。
这两个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主题，从政治批判向国民性解剖演进，无处不使人感到被“触及过”的灵魂的热切求索。换言之，正是民族灾难与世界潮流所构成的历史坐标，引起了文艺价值观的革命性变化。
变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西风东渐的现实规定了80年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对蒙昧主义的批判和人道主义的反思使文艺创作爆发出1949年后少见的思辨力量和情感力度。当文化精英不再被迫投身政治，艺术工作者走出心灵曲扭头脑禁锢的荒地，开始热诚地孜孜于久遭冷漠的精神创作。于是巨大的思想洪流奔涌而出，汇成一场震撼人心的观念革命。放眼这一时段的文艺作品，灵府洞开、情思飞扬，显示出清醒的个性意识和世界意识。
最先呈现自身价值的是敏感的诗歌。尚在乍暖还寒之际，“朦胧诗”就异军突起，以进攻的姿态向传统发起大胆挑战：它们讴歌诗国中曾被放逐的“自我”，把情感和心灵奉为诗歌的太阳。它们承认“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并“愿意尽可能用诗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当舒婷把美丽的忧伤带给读者，北岛用深刻的疑惧质问社会，江河以凝重的历史感怀吟诵祖国的悲歌时，诗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突破了严整规范的格律，用普通人的平凡代替了超人的神圣，在审美上也由激情的宣泄变为理性的思辨。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传统诗歌对外物的再现，而让诗歌从“别人”转向“自我”，从物质世界转向思想世界，体现了对历史惯性的抵制与批判。
谈到“朦胧诗”就不能不想起“星星画展”，虽然浓重的模仿痕迹使人感到创作者的稚嫩；但它所透出的叛逆精神打碎了对传统技艺的顶礼膜拜，并启示艺术家们拓展思维空间，在过去与未来的转折点上找出民族与个人发展的方向。后来的《渴望和平》《饭店一角》等作品表明新人们的探索步履不停。这些作品在形式上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启迪，较多采用象征手法，但在内容上保持与现实的关联，追求对社会与人生的反思。那一刻响彻美术界的是越来越高昂的变革呼声。一些卓有胆识的艺术家渴望全面创新，甚至对亘古不变的花鸟工笔也发出革命的叫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走出狭小的天地，追求实验性艺术、常规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同生共存，创造多元的美术局面。
音乐也经历了自身的变化。它打破了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古典”制约，而以即兴性、表意性、节奏性、自娱性立意标新，使之更益于抒发生动的个性。瞿小松、谭盾、叶小钢等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所显露出的历史意识和人生意识，标示了音乐的新境界。
长期以来因片面强调具体政治内容，而忽视以情感为中介作用的舞蹈，也开始寻求自身的特质。《黄河魂》《再见吧，妈妈》《命运》《绳波》等作品遵循舞蹈的表现规则，创造超越现实的心灵时空，以情感为想象推动力，凸显象征、夸张、变形，塑造出浸润情感与意念的舞蹈形象，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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