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故事(共6册)》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用了17年陆续写成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是其压卷之作。作品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作者的经历,是作者对创作历程和道德、精神内容的思考、探索的总结。这是一部“一切服从事实的真正自传”,无论是评论界,还是作者本人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巨著。作品保持了帕氏一贯的风格,叙事娓娓道来,文笔清纯而富于诗意,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文艺界的状况有着重大的认识价值。
《一生的故事》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都是封笔之作。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了17年才完成,非琴则花3年之力把它译完,其后不久就都成了他们的遗笔。
历时十七载,潜心创作出洋洋洒洒的六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历时三年,按照自己的译文标准泣血翻译出接近原作的逾百万生动文字,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非琴,俄罗斯和中国的两位文学巨匠,联手花费二十年时间,向中国的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足以震撼人心的传世经典。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这部压卷之作《一生的故事(共6册)》,包括《遥远的岁月》《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投向南方》《漫游的书》等六部,讲述了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和精神世界,书写了作者对“我们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和生活的深深的魅力”的真实感悟。小说以一个迷恋大海的少年幻想者的回忆为叙事主线,着力刻画船夫、马车夫、海军军士等普通小人物的不平凡阅历和个性及其对少年命运的深远影响,将对高加索大自然的描绘、航海奇遇和荒无人烟的森林旅行交织在一起,故事引人入胜。特别是书中主人公在船员的鼓励下不惧艰险、敢于搏击海浪的励志情节,鼓舞了无数读者去探究困境中成长的意义,学会直面困难、顽强争取胜利。小说完美地实现了“唤起读者心中善良的情感”的写作动机,受到了广大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追捧。
非琴,是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作家,一生钟情于俄罗斯文学优秀作品的翻译,所译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等,都拥有广泛的中国读者,成为读者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其译风简洁明快,在忠于原著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做到“雅致”,绝不脱离原文故作高雅,因此,其译作尽可能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韵味和品质,使读者获得原汁原味的营养和美感。
两位文学巨匠,以不同的语言讲述同样的故事,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魅力尽情展现给中国的千千万万个读者。《一生的故事》出版问世,是非琴先生一生孜孜以求的归宿,更是千千万万中国读者的福音。
一个矮小的秃顶僧侣,手里拿一把修剪花木的剪刀,在农妇对面的一个树墩上坐下来。他留神看了看我,说:
“永远赞美耶稣基督!”
“永远!”我照外祖母教我的那样回答。
我吓得心都停止了跳动。
僧侣把脸扭过去,又去听那个农妇说话。农妇几绺浅色的头发耷拉下来,披散在她的脸上。她用一只娇嫩的手把头发撩上去,抱怨地说:
“儿子刚满4个月,米哈斯就打死了一只鹳。他把它带回我们的农舍。我哭了,说:‘傻瓜,你干了什么呀?你是知道的,每打死一只鹳,天主就要从人手里夺去一个孩子。你干吗要打死它呀,米哈斯?’”
戴细毡帽的小伙子仍然那样漠然地望着地上。
“打从那天起,”农妇接下去说,“我们的小儿子就脸色发青,害了病,喉咙给憋得喘不过气来。圣母能帮助他吗?”
僧侣支支吾吾地望着一边,什么也没回答。
“唉,真不幸!”农妇说,并开始用手抓自己的喉咙,“唉,真不幸啊!”她大声喊,把孩子紧紧搂在胸前。
婴孩瞪大双眼,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我想起了修道院的仆役在修道院旅馆里拿给外祖母看的那些用银子做的玩具小孩儿。我可怜这个农妇,我想对她说,叫她花20卢布买一个这样的玩具小孩儿,把它挂在琴希托霍瓦的圣像上。但是我会说的波兰话不够用,无法向她提出用词这样复杂的建议。除此而外,我还害怕那个僧侣园丁。我从果园里走了出去。
我回到屋里的时候,外祖母还在睡觉。我没脱衣服,就躺到硬邦邦的床上,立刻就睡着了。
半夜里,外祖母叫醒了我。我在一个大瓷盆里用冷水洗了脸。我激动得发抖。手提灯一盏接一盏地在窗外慢慢飘然而过,听到沙沙的脚步声,教堂里钟声齐鸣。
“今天,”外祖母说,“是红衣主教一罗马教皇使节来主持祈祷。”
在黑暗中我们吃力地走到了教堂。
“拉着我!”外祖母在没有灯光的门廊里说。
我们摸索着走进教堂。我什么也看不见。四周被教堂的高墙封锁起来,一片黑暗,没有一支蜡烛,没有任何微弱的亮光。干百人的呼吸充塞其间,又闷又热,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散发出有点儿甜味的花香。
我感觉到脚下是磨损了的生铁地板,走了一步,立刻绊到了什么。
“安安静静地站着!”外祖母小声说,“人们伸直双臂躺在地上,你会踩到他们的。”
她祈祷起来。我拉着她的胳膊肘,等待着。我觉得可怕。伸直双臂躺在地上的人们在轻轻地叹息,四周到处都是轻轻悲叹的声音。
突然,在这令人感到沉闷的黑暗中传来了风琴声,犹如一阵巨大的号哭声,震动四壁。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支蜡烛大放光明。我被照得目眩,大吃一惊,叫喊了一声。
遮着琴希托霍瓦圣母像的大幅金幕开始徐徐拉开了。6个身穿镶花边的祭服的老教士背对着人群跪在圣母像前,他们的双手向天空高高举起。只有瘦瘦的红衣主教,身穿朱红色长袍,用一条紫色宽腰带束紧细腰,挺直身子站着——也是背对着祈祷的人群——仿佛在倾听渐渐平息下来的巨大的风琴声和人群的呜咽声。
我还从未见过这样戏剧性的和无法理解的场面。
夜间的祈祷仪式结束以后,我和外祖母穿过一道很长的拱形走廊。天渐渐亮了。祈祷的人们跪在墙脚下。外祖母也跪了下来,还迫我也跪下。我不敢问她,这些看眼神好像发了疯似的人们在等待什么。
红衣主教在走廊尽头出现了。他步履轻盈,疾步走来。他的朱红色长袍随风飘逸,碰到了祈祷的人们的脸。他们抓住长袍的边缘,热情地、低首下心地吻它。
“吻吻长袍。”外祖母很快地低声对我说。
可是我不听话。由于感到屈辱,我的脸都发白了,我直视着红衣主教的脸。大概我眼里噙着泪花,他停住脚步,把一只干枯的手放到我的头上,稍稍停了一下,并且用波兰语说:
“孩子的眼泪是对主的最好的祷词。”
我望着他,棕色的皮肤紧绷在他尖尖的脸上,仿佛有暗淡的火光照亮了这张脸。眯缝着的黑眼睛期待地望着我。
我执拗地一声不吭。
红衣主教猛地一转身,随身掀起一阵微风,还是那样轻快地继续向前走去。
外祖母用力抓住我的手,痛得我几乎大叫起来。她把我领出了走廊。
“完全像你父亲!”当我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她说,“完全像你父亲!琴希托霍瓦的圣母啊!将来你一生会怎样呢?!”
P34-36(第一部)
几句话
不久前,我翻阅《托马斯·曼文集》,在他论作家劳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表达的只是我们自己,讲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可是原来由于和周围人们的深刻联系,由于和周围的人具有本能的共同性,我们却创造了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这种超越个人的东西,就是我们作品中所包含的最好的东西。”
真该把这几句话作为大多数自传性作品的题词。
作家表现自己,也就是表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是一条简单的和不容置辩的规律。
这部作品包括6部自传体小说——《遥远的岁月》《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投向南方》和《漫游的书》。同一主人公和同一时代把这些小说连接在一起。这些小说叙述的是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事。
对于所有著作,特别是自传性质的作品,有一条神圣的规则——只有到作者能讲实话的时候才应该去写。
就其实质而言,每一位作家的创作,同时也就是他的自传,在某种程度上以想象力加以改变了的自传。这种情况几乎永远如此。
于是,写成了6部自传性的作品。我预见将来还会有几部这样的书,但能否写成,那就不知道了。
我想用一个早就使我不安的想法来结束这篇短短的引言。
除了一切符合事实的、我的真正的自传,我还想写一部可以称之为虚构的、我的第二部自传。在这部虚构的自传里,我愿在我经常幻想、但又是徒然幻想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和人物当中描写自己的一生。
但不管将来我能写出什么作品。现在我却希望这6部小说的读者能体验到在过去的岁月里支配着我的那种感情——感觉到我们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和生活的深深的魅力。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在苏联,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苏联作家斯莫利奇说:“我从未遇到过一个读者,说他不喜欢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斯莫利奇认为,只有读者在作品中发现自己与作者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作者才能赢得读者的心,获得读者的同情和爱。而帕乌斯托夫斯基正是—位最善于征服读者的心的作者。
在中国读者中,帕乌斯托夫斯基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已经赢得了不少中国读者的心。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中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惊险情节。然而,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总有点儿什么在你心中萦绕不去,使你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艺术魅力的奥秘在哪里呢?帕乌斯托夫斯基有一句话是打开这一奥秘的钥匙:“如果每一个心灵中都有一根暗藏着的弦,那么它一定会响应美的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召唤。”显然,帕乌斯托夫斯基正是一位善于用美来拨动人们心中暗藏着的那根弦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不似烈酒,然而能于不知不觉中陶冶人的性情,给人以美的享受。他善于在一些貌似平凡的人身上看到生活的闪光,并试图用这些善良、淳朴的人们内心深处进发出来的火花点燃千千万万人的心。可以说,他的作品是从生活的洪流中抓住“美的瞬间”的诗。
帕乌斯托夫斯基虽然是一位散文作家,但本质上却是一位抒情诗人。高尔基就曾这样对他说:“……您是什么人呢——散文作家,还是诗人?大概,是诗人。”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就是散文中充满诗意,饱含着诗的生气勃勃的液汁,以及诗的醉人的魅力。换言之,也就是散文应该达到诗的境界。
一般认为,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
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浪漫主义能净化人的心灵,“浪漫主义情绪不容许一个人变得虚伪、无知、怯懦和残酷。在浪漫主义精神中包含着能使人变得高尚的力量”。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是美好的未来的向导,知道通往人民所向往的未来的道路。艺术可以、而且应该培育人心灵中浪漫主义的种子,帮助人在生活中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动员他的创造才能。浪漫主义作家绝不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单凭直觉看透生活的本质。恰恰相反,浪漫主义精神是一种积极力量,能帮助人变得更好,使他的心灵变得更纯洁。
帕乌斯托夫斯基不断地为自己的浪漫主义探索自己的道路。在他的“第一部真正的作品”《卡腊一布迦日海湾》中,他做了一次成功的尝试,使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在一篇特写里,他借用作品中一个人物莲娜·米茹耶娃的话,说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想法:“照我看,作家应该有时这样来描写人和事物,不是描写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而是描写他们将会怎样,或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在今天中看到未来,站在未来的高度上观察今天的现实,让现实和未来融为一体。当然,这里还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作家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未来?“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为我们社会崇高的理想而斗争的”(潘诺娃)。这样的作家所看到的未来当然不可能是世界的末日,不可能是人类的堕落。
《卡腊一布迦日海湾》以及继《卡腊一布迦日海湾》之后的中篇小说《科尔希达》和《黑海》,可以说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为自己的浪漫主义所做的探索的第—个阶段。而《梅肖尔地方》《夏天》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生活中的又一个阶段。作家的目光转向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大自然。“大自然教我们懂得美,对故乡的爱,不可能没有对故乡大自然的爱。”而对大自然的爱又是诞生于对人的爱,“对大自然的感情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一”。
日趋成熟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抒情风格,用词简洁、朴素、明确,有时甚至是严肃的,然而富有诗意。他曾经说:“写得朴素是一种伟大的艺术。”
在平凡中看到不平凡,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和诗意,“在周围的人们中寻找每一道人性的闪光”,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浪漫主义的又一特点。而且,也许可以说是他的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黑海》中女画家斯美塔宁娜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帕乌斯托夫斯基后期许多作品的题词:“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我知道每一天都充满着智慧、力量、人类的温暖和友谊——充满着我们称之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
……
以上这些话,当然并不是对《一生的故事》这部巨著的评价和分析。这只不过是对于在反复阅读和翻译这部作品时体会较深的地方做了一点儿简略的说明而已。
在这部作品的前言“几句话”中,作者曾提到,除了这部一切都服从事实的真正的自传,他还想写第二部“虚构的”自传。在《一个未知的时代的开始》中,作家又谈到了他的这个想法,并且说那将是“也许比第一部更有意思的”“第二部我的一生的故事”。书中“不是写我的实际生活,而是写应该和可能有的生活”,写“未能实现的一切,支配我思想和心灵的一切,集中包括全世界一切色彩、光和激动与不安的生活”。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把这个想法付诸实现。不等一个作家写完他想要写的一切,死神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一生的故事》只写到30年代。而且在最后一部,作者很少谈到他的私生活。
帕乌斯托夫斯基从高加索回到莫斯科以后不太久,大约是在他搬到大德米特罗夫卡的时候,就结婚了。卫国战争初期,他是南方战线的随军记者,军衔是少校,曾到过比萨拉比亚、敖德萨等地。1942年因年龄关系,撤退到后方,和家人一起在阿拉木图住了一个时期。1943年他回到莫斯科。战后曾在高尔基文学院执教,许多著名作家,如田德里亚科夫、邦达列夫、特里丰诺夫、卡扎科夫、柯茹霍娃……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因为健康关系,他离开了文学院。战后,他在莫斯科定居。但一年中往往有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卡河上的塔鲁萨和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度过的。1968年7月14日他在莫斯科去世,遗体葬在塔鲁萨市他的别墅里。塔鲁萨市倾城出动,与这位敬爱的作家告别。这样动人的场面是不多见的。
帕乌斯托夫斯基早已在奥卡河畔长眠了。但对于他的广大读者来说,他仍然活在他们中间——他的作品,他的诗是不朽的。对人、对艺术和大自然的多方面的兴趣,博学多识,高度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一切使他成了一位文学巨人。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用最美的语言表达了对他的爱戴和尊敬。
翻译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是—件愉快的事。这首先是因为能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细读他的作品,而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但翻译他的作品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他的语言是那样丰富,那样形象、生动,知识又是那样渊博,所以又感觉到担任这一工作力不从心。
限于译者各方面的修养,译文中必然会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衷心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如果我不是普里什文的话,我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像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样写作。
——普里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