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著的《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民国青年教育丛书》是一部以“教育”问题为中心来展开叙述与论述的专著。在书中，作者指出“从广义讲，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实，无论谁都得受教育，无论谁也有他或她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所以‘我和教育’的‘我’字，可以把它作属于‘我个人’的代名词，也可以把它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第一人称的代名词”。

舒新城著的《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民国青年教育丛书》叙述了作者自身受教育的经过、从事教育的经验以及多年积累和形成的教育见解、教育方法和教育理想，对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具有学习和参考的价值，而且对于社会上热心于不断学习、提升自我的普通大众也具有重要的学习意义。

第一编 学生生活

 第一章 幼年时代

 第二章 私塾生活

 第三章 书院生活

 第四章 县立高等小学

 第五章 常德、长沙、武昌三校

 第六章 岳麓高等师范

第二编 教师生活

 第一章 初期的尝试

 第二章 生存竞争之始

 第三章 音乐教师

 第四章 本行

 第五章 教育学讲师

 第六章 教务主任

 第七章 师范教员

 第八章 中学主任

 第九章 暑校讲师

 第十章 高师教授

第三编 教育著述生活

 第一章 初期写作

 第二章 教育著述的尝试

 第三章 副业

 第四章 正业

几件礼物

写完以后

我因父母的钟爱，未五周岁便进私塾读书。所以五岁以后的生活情形应归在私塾生活里面，这里所讲的只是五岁以前的事情。

舒姓在溆浦县算第一大族，有“一舒二向三张四李”之谣（即谓全县人口最多、文风最盛的第一推姓舒的，第二推姓向的……），通常都是聚族而居。独有我家单独世居刘家渡。五服以内的亲房都在离刘家渡上十余里的龙王江及黄茅寨住居。而我的故居又是孤立在溆水之滨，半里以内并无邻居；半里外虽有两个小村落可以守望相助，但因既非同宗，又均有一丈余深的水沟隔着，除非年节请乡酒互相访问外，平常是不大往来的；所以我自幼即少和亲族邻舍接触。虽然遇着年节的社戏也跟家里的长辈去参加，但因我曾祖及祖父均系单传，父亲虽有两兄弟，而我在幼年时仍是我家唯一的孩子，家长们自然特别重视；就是参加地方的群众集会，也是守护维谨而不使我与一般邻孩往来：所以我在幼年时代所过的生活，可以说完全是孤独生活。

我家世业农，且为佃农。在曾祖父及祖父时代都是以佃田力耕为生，故生活也很困苦。到祖父中年因我父亲及叔父长大，能代为耕种，且善于经营副业——我家之周围隙地及园场有柑、橘、桐、李、桃等各种果树，稻田除稻外兼种荞麦，沙田则种甘蔗、棉花及桑树等——家道稍可过去；但除屋场外，仍无半亩田地。只因曾祖在某时曾受人欺侮，立志要送子孙读书，所以父亲在生活万难之中也曾读过几年书，而能记得出账目；写得出书信；在我家历史上要算读书人了。我母生于我家对河徐家湾的徐姓家，无兄弟姊妹，而且当她五岁时，外祖父即逝世，外祖母因生活关系，又中道改嫁，所以我母八岁即过我家为童养媳。她处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社会，当然说不上受什么教育，但是我的外祖父天资特高，虽然只在乡间读过数年书，可是他能动笔写东西，并且教过书；只因为人爽直高傲，终于被人排挤以至于死。母亲受了他的遗传，天资很高，而豪爽有打算，对于读书人，特别重视；但因自幼即过孤女生活，故性情极孤僻而执拗。到我家后，常与祖父祖母发生争执，我父亦畏之。所以我家自我母亲成人以后，家事多由其操持，且由之而有薄田数亩。我为长孙，在习惯上应得全家的钟爱，而因我母亲的性情与对于家族的劳绩等种种关系，我在全家中更占了特殊的位置。所以我虽然是贫苦的佃农之子，但幼时在物质生活上所享受的并不弱于中产之家。

我在五岁以前，既少与他家儿童相往还，又无兄弟姊妹作伴，所以在精神生活上是很孤寂的。当时家庭中的长者虽然都很重视我，但他们都有农事上的职务，不能常常和我在一起。与我形影不离的只有母亲；所以母亲是我幼年时代的唯一教育者。（P5-6）

我怀着作此书的意思已有多少年，但决定动笔写此书，却是很近的事情。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中华学艺社在南京中央大学开年会，我以社员资格出席，最初只想去听听各专家的宏论，绝不想说话。那知报到的时候，秘书主任马宗荣先生说预备会议决定第一日开会时派我为社员演说员之一。我当时既无预备，又不曾携带书籍，临时得不到题目，只得将我平日的教育意见略为讲述。不料下台之后，蒙许多社友赞许，夜间公宴席中，更有约为个人谈话表示赞同者多人——姓名现在不尽记得。只有郑天民及费鸿年两先生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而常时的主席欧元怀先生于述欢迎词之余，并特别提出我的讲演来说。虽以讲演时的时间迫促，我的意见不能尽量宣布，致使听者有不明了之处，但大家对于我的见解之注意，我却深深感谢。

还有，当我讲演的时候，中央大学有许多学生在旁听，第二日教育学院更约我去讲演。五六年来我都不愿在学校里演讲，但为着上述的两件事实，也就决然答应，并拟定题目为《我和教育》，于五日下午公开地讲了两小时，而且声明要写成一部书。

这是我写此册的原因，以下说《我和教育》的含义。

在中央大学讲演之前，我本拟定题目为《我和我的教育观》。后来觉得不对：因为我要说的不尽是教育见解，有的是我从事教育的经验，有的是我受教育的经过，而且有的只是些与教育间接又间接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最后改为《我和教育》，这样凡属与我个人有关的教育事业、教育经验、教育见解、教育理想、教育方法，以至于个人教育经验都可以自由地讲出来，供大家批评。

我以为从广义讲，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实：无论谁都得受教育，无论谁也有他或她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所以《我和教育》的“我”字可以把它作属于“我个人”的代名词，也可以把它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第一人称的代名词。也可以说谁都可以把他和教育的种种关系，写成一本书叫作《我和教育》。故这样的书，不能算作一种什么著作，只是一种叙述我个人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记事册而已。

当我未讲和未写之前，我也曾想过这样的记事册是否有写出的必要。我固然受教育二十余年，恃教育为生者又十余年，但是反躬自问，我对于教育的任何方面都不曾有深切的研究，我的记述，不过是个人教育生活史的自白，在教育学识上自无贡献可言。——但是再三考虑的结果，我仍要将《我和教育》写成也有一种很重要的理由。

我以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据他的天禀而外，其余都是为时代的轮子所转移；所以一个人的思想，精密讲来，都是反映时代的镜子。我个人的生活，在人群中，在中国社会上，当然都是渺沧海之一粟，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却有很重大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最速的变迁的，要从清末海通以来的近世算起；而近世中变迁最速的，又要算甲午之战以后：从那时起，在国际方面由闭关转到通商；在经济方面，由农村自给渐人工业社会；在政治方面，由帝制转到民主；在教育方面，由个别教学转到班级制，由私塾书院转到学校，由考试制转到学年制。至于社会思想的转变更为复杂：自从忠君尊孔的中心思想打破而后，世界上的各种伦理学说、各种政治理想、各种社会主义、各种文艺思潮，都曾在中国智识阶级中占一席地，而以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形为尤复杂。我在此时代中最为幸运，几乎各方面的情形都曾耳闻目见或亲历其境。因为我是生于甲午的前一年，是小农之子。幼时曾受过纯粹小农社会的私塾和书院教育，十五岁以后，又曾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二十四岁以后即从事于教育事业，三十二岁以后专力于教育著述；较难得的是我的生活是由小农社会而转入工业社会。虽然我现在绝不能再回到故乡去过小农社会的生活，但小农社会的种种生活习惯，我仍丝毫不曾忘去，而且很感兴味；同时因为职业与生活的种种需要，对于工业社会的种种习惯我也能相安，它的好处和坏处，我还能判断。在教育方面，我更有些奇怪的经验：就是我当学生时曾因闹风潮而被开除，更曾借过别人的文凭考入高等师范；当教员时，曾教过几省的中学师范及大学，并曾作过四次风潮的对象而几至于生命不保。所以在现代中国教育的舞台上，我曾冒充过各种各色的角儿同时也曾做过各种各色的观客。把我的生活历程作根线索，去演述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我想或者比作几篇空洞的教育论文或者一本教育原理的书册，还容易使人感兴趣一点。所以也就不避夸大之嫌，毅然写成此册。同时希望读者不专把此册看作我个人的生活的记录——私塾和书院在中国旧教育制度上占极重要的地位，但其中生活情形，现在的青年便无从经验；我这记录也许有可以供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参考处——而从这不完备的记录中追求时代的精神、推进时代的轮子，使它日日新、又日新，那是我所馨香顶祝的。

我写此书，于表白自己关于教育的生活外，冀供给读者以三十五年间的一部分教育真实史料，故一切以率真为主：在自己生活方面，固然以写作时的“我”力求客观地记述被写作时的“我”的真实现象；对于父母、亲族、师长、朋友亦本此态度，不避冒犯与嫌怨，力求客观。因为我以为“人”是不完全的，“人生”是有进步的，倘若我把我的父母、师长、亲族、朋友都矫揉造作或隐恶扬善地写成完人，或把我已往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写得完美无缺，那无异以宗法的观念替他人和自己作墓志，根本不足以表现时代中的“人”与“人生”，亦根本不必写此书。因为立意率真，故书中关涉师友、亲族的地方难免不有冒犯或不敬之处，尚望与此书有关之师友、亲族谅之。如能根据事实，予以校正，则更所感祷。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上海

这部书自最初执笔至完稿，经过十年，其完成且出于预期之外；在我的写作生活史中，不独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再过若干年，甚至连自己也记忆不着其中的曲折。所以在全稿校阅完毕之后，再加上这段话。

当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日我与中华书局订立编辑所所长契约之前，即与陆费伯鸿先生再四谈及任职后之写作与《近代中国教育史》未完成之工作问题，他谓编辑所之事务不多，同人均系君子，无需管理，尽有余暇从事自己的工作。所以在契约上写上好几部当时已经动手或已有材料的书目。不料十九年一月入公司而后，天天忙着核稿、签字、写信、会客，赴宴的种种“应付”问题，实际上诚然“尽有余暇”，不过“余暇”都是片断的，不能拿来从事于较大部的著述；而且“应付”的问题，要随时以他人为主，事务固不能由自己决定，时间更不能自由支配。有时一件事看来极平常，不过一二句话或三五个字即可解决，但以人事与环境上之种种关系，要写此三五个字或说此一二句话，便得事前或事后考虑几小时以致数日或更多的时间。所以在时间上，诚然“尽有余暇”，在脑子里却少空闲。到沪而后，除去写信和写日记外，什么都写不成，甚至《人生哲学》和《中华百科辞典》要略加修订，也得请人代劳。

整理编辑大部书籍固然要整段时间，而为我十九年以后职务所不许，但以素有写作习惯而发表欲颇强，欲完全将时间消磨于事务处理或闲散之中，亦非所愿。故到沪以后，以为放弃研究工作，固为事实之所逼，但写个人生活的自传，当无问题。而我在三十五岁以前的生活是以教育为主体，故决定以片段的时间，写一部《我和教育》。适十九年十二月三日赴南京出席中华学艺社年会而有两次讲演，均以《我和教育》为题。当时本拟努力写作，在短期内完成，故于二十年出版之《致青年书》及《中国教育建设方针》的叙文中，均说不久将有自传式的《我和教育》印行。

十九年十二月自南京返沪，确曾执笔，且从序文写起。因时作时辍，至二十年三月还只将私塾生活写完，以后即因事搁笔。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公司以时局影响，只半日办公，于是以其余暇再写。四月公司恢复原状，我的写作亦因而停止。但以当时心绪不宁，只写到兑泽中学之生活而止。此后数年，虽时时以有着“一件心事”的心情，而常欲执笔，但终于未能实行。“八一三”后，公司再受时局影响。而有二十七年之工潮，公司几至停顿。我于处理事务之余又来续写。不过在时势与局事夹攻之中，仍难专心致志于写作。故十个月中只写到福湘女学为止——三次综计不过六万字。二十八年十一月因事寄居他处，但心绪比较宁静，以一个月之时间写成近十万字，而将教师生活完毕即去香港。二十九年一月自港返沪，静居家中，余暇虽较多，但以对公司责任所在，仍不能安心写作，二月以前竟未执笔。但心理上则时时悬念，若有所失。楫君以为即此停止，实是功亏一篑，乃极力督促，卒于三月一日起奋力为之，终以二十五日之力写成七万余字，而将全书完成。再以五日之力，从事校阅，于三月三十日在她生产姗姗（我的子女除书中已提及之泽湘、泽淞、泽宁、泽湖外，尚有三男泽杭生于十八年六月九日，三女泽沪生于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姗姗为第四女）的医院的病房中校阅完毕。

人的生活范畴是时代与环境的反映，我之如此如彼，当然要受时代与环境的影响或支配。故书中所叙事实，都将其当时有关的重要时势与环境情形简要说及。在形式方面，最初本拟采用文艺的描写方法。后以本书的目的，重在表现三十五年（1893～1928）间中国教育的具体史实与我个人求学及从事教育的生活实况——我能将往事叙得比较清楚，很得力于写日记及保存书信的习惯。民国十五年以前的日记虽经失去，但民八以后之书信，十六岁时之日记、课艺、师友录及岳麓高师之梭志，《湖南教育月刊》、中国公学、成都高师风潮之报纸纪载均存——如用文艺的描写方法，不独要牺牲一部分真实史料，且篇幅亦非加多数倍不可。故最后决定采用历史的记叙方法而兼带描写，以期节省篇幅而无损阅读趣味。

本书时写时辍，前后达十年，中间曾以无暇完成而欲将已成之稿毁去；而卒能完成者，楫君强为保存稿件而外，国难是促成此书的最大因素。我现在还想用文艺的描写方法，写几部《我和什么》以表现我幼年、少年、壮年、中年的全部生活，但除自己的努力和楫君的鼓励外，只希望不再国难中过写作生活。

本书排就曾蒙陆费伯鸿、董任坚、沈有干、陶菊隐、金子敦、夏丐尊诸先生详加校阅，多所指示，复由楫君校订三次，均在此志谢。

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一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