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当马戛尔尼一行上岸后，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在15艘满载礼物的船上都插了一面绣着“英吉利贡使进贡”的黄色旗帜；在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吏一律把“礼物”改为“贡物”。
身为外交官，马戛尔尼当然知道“贡使进贡”是什么涵义，一旦贴上这个标签，那就意味着英吉利国就是大清的藩属国，两国的地位瞬间就变得不平等了。
马戛尔尼对此感到有些不快，他此行的目的是打通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渠道，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自己本身其实是英国派往清朝的首任驻华大使。但中国官员却不这么看，在天朝，所有送给皇帝的礼物都被称作贡物。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历史上一直采取朝贡体系，周边国家奉清朝为宗主国，向清政府“称藩纳贡”，接受清帝的册封。在这种思维环境下，妄自尊大的清朝官员很难理解平等的国际外交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根本无从参照。
即便如此，初次踏上清国的马戛尔尼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谦虚。在与直隶总督交谈时，马戛尔尼这样说道：“我国皇帝乃西方第一雄主，贵国皇帝是东方第一雄主，今我国皇帝派我到贵国，意欲永修两国之好，让我此行有个圆满的结果。我秉承着本国皇帝的使命，又被皇帝委以全权，自当以皇帝之心为心，处处仰体上意，方能不失职。但东西习俗不同，我担心处事不当，希望贵总督能不吝赐言，时时加以指导，以免在觐见皇帝时闹出不必要的尴尬。”
这一番低调谦逊的言辞只是例行的客套话。在和清朝的接待官员谈到觐见礼节时，马戛尔尼对清帝国森严的跪拜礼仪表示出了强烈的反感。
清朝官员向马戛尔尼吹嘘中国朝廷礼节之繁复与宫室建筑之华丽，马戛尔尼谦虚地回应：“中国毕竟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理当有如此大国气象。”
接待官员接着又谈起了各国服饰的差异，唾沫横飞讲了半天，又拉起马戛尔尼的衣袖看了看，傲慢道：“贵使的服饰窄小轻便，我天朝的服饰宽大舒适，相较而言，还是我天朝上国的服饰更好些。”马戛尔尼无奈地点了点头。
接待官员接着说道：“我朝皇帝召见大臣时，服饰一定要统一，贵使的衣服与我朝的服饰差别太大，怕是有碍观瞻。”又指着对方的护膝说，“此物于行礼不大方便，贵使在觐见皇帝时，最好还是去掉的好。”
马戛尔尼被对方数落了半天，心中不悦，回应道：“此事不劳贵钦差挂念，敝人在本国时，常穿着这种礼服觐见我国皇帝陛下，并不觉得有何不便，料想贵国皇帝不会强迫我行贵国的礼仪。”
接待官员摇摇头：“外国使节在觐见我朝皇帝时，礼仪必定是统一的，理当行跪拜礼，双膝跪地，前额碰地九次，想必贵国亦是如此。”
马戛尔尼答：“我国的礼节与此不同，敝人虽然带着一颗至诚的心来到贵国，但仍然效忠于我国皇帝，要让我舍弃本国祖宗相传之礼节，屈从贵国的意愿，抱歉我做不到。”
P14-15
本书作者与我相识已久，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90后才子。他低调而勤奋，在90后中出类拔萃，年纪轻轻便能对历史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殊为不易。
——云石，著名自媒体人
晚清时代连结着两头，一头是中国传统官僚社会，一头是中国被迫进行的近代化的转型历程。在这个人心浮躁的年代，作者年纪轻轻却能沉下心，抛开历史教科书的陈腐论述，力求破除单一的非黑即白的叙事逻辑，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历史观点，堪称90后著史者之楷模。
——李金海，《贺兰山》作者
晚清，从天下朝贡体系解构到民族国家开始建构的大变局时代，从梁启超的国家民族主义、康有为的儒教民族主义、章太炎的种族民族主义互相颉颃到殊途同归的时代。90后苦行写史者帮助我们厘清了许多历史误区，为还原历史真相做出了积极探索。
——刘澍，大清棋局》作者
晚清七十年，折射出的是中国转型困境。在西方文明浸染中华大地近三个世纪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终于开始重新审视自我，走向再造新生。作者高屋建瓴，既有宏大视角又有具体细节，点评与叙事有机结合，有趣更有料，很值得一读。
——李雷，文史联盟创始人
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
写完这部稿子，我重温了一遍《走向共和》。
历史是什么？
英国诗人雪莱说，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高晓松说，历史是精子，牺牲亿万，才有一个活到今天。
读中国近代史，有人愤怒，有人伤感，有人遗憾，还有人无奈。作为读者，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评判历史，喜欢或厌恶，这都没有错。但作为著史者来说，重要的是在千般感慨、万端思绪之上的理性分析，你要对你的读者负责，对笔下的人物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
为什么要写晚清史？
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晚清开始的。当然，与一般的著史者不同，我把这个开始的节点往前调了一下，在我的历史框架中，近代史的起点从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就开始了。
我们这个民族，背负了太多沉重的历史，沉重到一个转身是如此艰难。晚清七十年的历史，留给后人的不只是有形的耻辱，还有巨大的心灵创伤。我们忘不了圆明园的冲天大火，也忘不了八国联军的肆意蹂躏，这是晚清历史上对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的两次伤害，当然还有后来的南京大屠杀。这创伤如此之深，以至于到今天都无法完全愈合。
在我看来，一部晚清史，始终在追寻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曾创造了领先世界的灿烂文明，但却在近代历史的潮流中，落伍了。然而，我们无法苛责前辈，作为今人，应该充分尊重前人的历史选择。尽管他们受眼界和知识的限制，无法打破这个铁屋子，但至少他们没有甘于沉沦，而是在绝境中艰难前行，探索未来的道路，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忽然想到李鸿章那句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100多年前的历史，离我们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而我们大多数人对历史人物的判断，都简单而粗暴，只是君子与小人、仁君与昏帝、好人与坏人的二维分法，没有灰色地带。遗憾的是，人性是复杂的，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黑与白之分，每一位历史人物的选择都没有对错，他们只是基于当时的内外因素做出了合理的抉择，与其区分好与坏，不如从利与弊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历史，有些问题自然不难理解了。历史格局的演化自有其规律在，所有的局中人都是迫不得已，慈禧太后如此，李鸿章如此，末代摄政王载沣亦是如此。钱穆先生曾说，对历史应报以温情与敬意，读历史亦是如此。很多时候，历史是没有真相的，或者说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相，却永远无法企及。我读历史，更多的关注其背后的逻辑，以及由此获得的感触。
客观地说，晚清的覆亡，从甲午战败后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此前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只能算得上是阵痛，并没有触及帝国的命脉。甲午一战，泱泱大国竟然败给了蕞尔小国，这是时人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从帝国重臣到士绅阶层再到普通百姓，心头普遍弥漫着一股屈辱与悲愤的情绪。从此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脉络：清政府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
晚清新政在清末历史上是一抹难得的亮色，但清政府在这场系统性的改革中逐渐失去了控制力，权力与权威受到了质疑和损害，由改革所引发的财政问题更是成为清政府的一个死结。在此过程中，清政府也丧失了支撑传统帝制王朝的利益集团基础，即士、军、绅。而传统士、军、绅恰恰又不足以支撑一个宪政国家，故民初宪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晚清最后十年改革，以地方自治为旗帜，其结果，是将维系传统地方秩序的“绅”，纳入一种新的“地方咨议局”系统内。“绅”对“咨议局”怀抱极大的希望，并非因为他们认同其宪政特质，而在于“咨议局”是变革时代维系他们既有社会地位的要津。清政府一再在国会问题上拖延、推诿，与“绅”希望尽快确立起新社会地位的愿望背道而驰，反倒给了革命党渗透、崛起、壮大的机会。尽管晚清的最后几年，各种现代化举措正在迅速推进，但帝国的柱石却已被掏空，民心已失，覆亡已是其必然的归途。
本书力求在原始的档案历史材料之上，还原事实真相，以晚清历史大事件为线索，探索帝国崛起被打断的原因。
写作本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到我上大学就开始动笔，断断续续直至毕业多年才得以完稿，其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我终身坚守的誓言。作为一个新人，也许其中还有很多不足，部分观点也有待商榷，但我确实是尽力了。
以此为记。
2016年5月14日
写于西北一座雨水中荒凉的小城
重新认识那个凶险的十九世纪
假如把晚清后的历史比喻成股票市场的话，那无疑是变化多端而且凶险万状的。在西方列强将国门强行打开之前，清王朝是一个封闭的帝国，但被硬生生地卷入全球经济与政治后，西方列强就像一些凶悍的机构投资者，让帝国再无宁日。
譬如，鸦片战争就让不熟悉国际规则的帝国股市飞速下挫，直到他们自觉地开展洋务运动，这才令市场渐渐趋于平静并有了一波小行情。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又让帝国股市放量大跌，几乎跌掉了洋务运动近三十年创造的市值。随后，尽管戊戌变法开始了一小波反弹，但由于时间过于短促，其很快在流血的政变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再度重挫。
直到1901年后，清廷大力推行新政与立宪，帝国股市才有所抬升，但刚起的势头很快又被辛亥革命所打断。由此，帝国的发展一直处于一个盘整向下的大震荡过程中，其中行情有小涨更有大跌，还有长时间的横盘整理甚至十年阴跌，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了一波较长时期的牛市行情。
当然，把近代百余年的历史发展比喻成股市当然也不尽恰当。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19世纪是一个“丛林法则”四处横行的凶险时期，国际间的竞争不是游戏且更为冷酷无情，容不得一丝丝的怜悯。至少从甲午后的《马关条约》与庚子后的《辛丑条约》来看，秉承强权至上的列强们远比机构投资者更为贪婪、残暴。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便被强行推上了国际相争的大赌场。而在此之前，中国的统治者及士绅们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甚至“中国即天下”。这里说的“天下”，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虽然从地域上说仅仅是东亚而已），而且还是一种为国人引以为做的政治价值与理念体系（即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圈）。
做惯了老大，以为自己就是天下。在没有同等量级的对手出现之前，这种思维倒也不奇怪。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不断逼迫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渗透下，中华帝国不但由“天下”降级为“中国”，更可悲的是，它还被排除在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之外，由昔日万人崇仰的“天朝上国”沦为了被边缘化的对象。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等人常说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大变局”，其大意如此吧！
天下不再矣！19世纪是一个民族国家相继崛起的时代，而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科技的发展急剧缩短了此前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其中更重要的是，由科技而经济，由经济而军事，这一系列的变化进一步消除了此前国与国之间的广阔空间。
由此，在利己排他的思维下，国土、安全、资源与未来的发展空间成为了各国关注的焦点。在利益不可调和、合作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由此也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严重对立与直接冲突。从中国近代百年所受的种种屈辱来看，国际间的和平与平衡往往是脆弱的，冲突却是时有发生，其结果往往是强国对弱国的掠夺与；麦辱，一些国家与民族甚至因为抵抗而亡国灭族。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还算是幸运，总算没有被裂国亡族。
19世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非常时期，此时一个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不再取决于上天，也不再取决于道统，而主要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掌控自己国家的内政外交。在此背景下，清廷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极大劣势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下降，从而在国内引发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孙中山等人宣传的民族主义在甲午年后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换言之，不管满汉矛盾是否真实存在，清廷都将因为自身的衰弱而引发一场国内革命。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培根又说：“读史让人明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而让人扼腕长叹的是，从鸦片战争的开始到最后洗清民族的耻辱，竟然横跨了如此漫长的过程。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日益强大，将使得国人能够重新正视鸦片战争后那一百年的苦难历史。我们的民族确实受到一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击败。因为，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不断激励着、奋斗着，甚至鞭策着，让我们整个民族在抗争中进步，并在强大中学会包容。
本书的作者与笔者交往有年，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算起来也有数年时间了。不过这也无妨，因为好作品向来需要不断修磨，重写与沉淀都是必要的过程。更何况，在当前这样一个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的网络新时代，能够认真梳理历史的脉络并给读者带来相对深度思考的作品不能说多，而只能说是太少。如此，也就体现出作者及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了。
金满楼
2016年5月
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融合碰撞，使近代国人在眼界大开的同时，也经受着大变革所带来的惨痛。朱耀辉著的这本《大变革时代（晚清）》以晚清的大事件为基本线索，从1793年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开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那些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并透过晚清的政局人事，探询一个王朝下坠的轨迹。
读懂晚清，才能读懂现代中国。
朱耀辉著的这本《大变革时代（晚清）》是一部颠覆认知的晚清力作。它细节还原被掩盖真相的晚清大变局：权利厮杀、政治斗争、革命流血……带你重新了解真实残酷的中国十九世纪。
《晚清原理是这样》的作者金满楼作序力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