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李思毓译的《从大繁荣到大萧条(多视角重现一战后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1918-1929)(精)》旨在论述一段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加以说明，这段历史时期日后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历史阶段：从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至1929年11月13日美国股市大崩盘——这十一年加快了著名的柯立芝一胡佛繁荣时代的灭亡速度，这段岁月的跌宕起伏尽收于眼底。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李思毓译的《从大繁荣到大萧条(多视角重现一战后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1918-1929)(精)》详细记载了美国“一战”后的繁荣到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的历史，是一部公认的经典金融史著作。美国经济从繁荣到萧条，大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之感，对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正视繁荣与萧条并存的经济现状，预知未来经济趋势。

第一章 序曲：1919年5月

第二章 回到常态

第三章 红色大恐慌

第四章 美国复兴

第五章 道德教化的革命

第六章 哈定总统与丑闻

第七章 柯立芝繁荣

第八章 大吹大擂的日子

第九章 精英们的反抗

第十章 酒与阿尔·卡彭

第十一章 佛罗里达，甜蜜的家

第十二章 大牛市!

第十三章 大崩盘!

第十四章 后记：1930年到1931年

附录 材料来源与致谢

假定史密斯先生开的车是那个车身很高、外观丑陋却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福特T型车，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举止。他打开右边的车门上了车(因为前座左边并没有车门)，把手伸到了方向盘边上，把火花塞和油门操纵杆固定在2点50分的位置。除非他另外购买个电子启动装置，要不然就得用手摇动发动机摇柄。史密斯先生用右手转动摇柄的时候特别小心(他有一个朋友就被发动机摇柄打折了胳膊)，同时用左手食指操作着控制阻气门的电线。他拉动电线，大力转起摇柄，汽车的发动机终于开始轰鸣起来。他马上跳上车，踩上踏板，把火花塞和操纵杆设置在2点25分的位置。他也许能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停下来之前抓到操纵杆。但如果要是在寒冷的早晨，恐怕还没等到他碰到操纵杆车就熄火了，他还要再次转动摇柄、拉住电线。史密斯先生真希望太太能够坐在驾驶座位上，在发动机熄火之前就推动点火杆。

伴随着发动机正常的轰鸣，史密斯先生终于握上了方向盘。他松开了应急手刹，左脚踩住了低速踏板，他又抬起左脚让汽车开足马力，汽车在街道上飞驰而过。眼下他唯一担心的是街上长长的斜坡——昨天他就在这个地方把刹车烧坏了。今天早晨他必须记得要用倒挡踏板和低速踏板，要么两者都得用上，要么三种踏板轮番使用(把你的脚踩在任何踏板上都能够让汽车减慢速度)。

史密斯先生开车上了空空荡荡的公路，路况要比十年之后畅通不少。他在上班路上所遇到的汽车数量，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1919年在美国登记的轿车不足700万辆，但仅仅十年之后就超过了2 300万辆。他附近的水泥路面不会很多，水泥路面的道路不足的情况在汽车限速上便有所体现。1919年，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几个州的汽车速度被限制在了每小时30英里w，平均时速为20英里(1931年则达到了每小时35英里或40英里)。1919年伊利诺伊州的限速标准体现了当时的特色：在城市居民区行驶时速限制在15英里，建筑地区限速10英里，弯道限速6英里。两个半小时之内车辆行驶100英里在史密斯先生眼中是非常危险的，对于20世纪30年代最为谨慎的司机来说却习以为常，而在1919年的公路上开车，史密斯的观点倒也是非常可行的。

白天上班的时候，史密斯先生谈到了商业环境。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个环境有了好转。停战后有一段时间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化，股价不断下跌。由于大量政府订单被取消，战争期间加班加点运转的工厂开始大量裁员，但从那之后情况渐渐得到了缓解。如今大家都在谈论国际贸易和美国航运的光明前途，各个造船厂全线开工。工人们举行罢工的次数确实在增多，看上去他们希望涨工资的要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连史密斯都承认，这并不能全怪工人们，因为物价每周都在上涨。商业活动有了明显的起色，从部队退伍的人们找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远远好于史密斯先生预料的情形。回想去年冬天和今年开春，大家对那些在街上闲逛、没有事做的退伍军人指指点点。当时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的山姆大叔对士兵说：“小伙子，为了你，我在所不辞!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士兵回答：“我想要份工作。”眼下，这些小伙子慢慢融入了职场之中，唯一在商界头顶上挥之不去的阴云，就是罢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股市中一股股的投机浪潮。

报纸的财经版面上赫然写着“牛市让经纪人身心俱疲”的标题，他们表示“员工们要长时间工作”。这话听上去是不是有些耳熟?有没有让你想到1928年到1929年的大牛市?纽约股市于1919年5月31日做出的休市的决定，让报纸发出了如此慨叹：“掌控纽约股市和债券交易的高度专业化机构感到无力负荷，需要稍作休息。”

P6-7

本书旨在论述一段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加以说明，这段历史时期日后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历史阶段：从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至1929年11月13日美国股市大崩盘——这十一年加快了著名的柯立芝一胡佛繁荣时代的灭亡速度，这段岁月的跌宕起伏尽收于眼底。

在此次美国股市大崩盘事件发生之后马上论述这段历史的人，显然必须有高瞻远瞩的突破性观点。普雷斯顿·威廉·斯洛森(Preston William Slosson)教授的著作《大圣战及战后》已经差不多描述了这段历史的末期，但是他那本书的结构与本书完全不同。尽管有很多作品均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历史时期，但我却惊讶地注意到，这段时期的很多历史事件都没有得到全面的记录。比如，哈定总统的丑闻从来没有见诸各种史料(如今仍鲜为人知)，仅在只言片语中偶有涉及。尽管大牛市被施以千次剖析，却从来没有人以叙事形式将其作为特有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完整地呈现出来。

经过时间的推进，进一步的研究会必然提示出本书的错误与不足，也会暴露出我的很多论断与诠释的欠缺之处。我在当代史学中必然称不上权威。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乐趣大多来自总结前辈历史学家并没有涉及的大量资料，努力做到使其层次分明、有条不紊。我一直在想，也许有些读者对此项研究毫无兴趣，但很乐于回忆这些印象深刻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背景，就像重温旧梦一般，将历史的各种风貌交织在一起。本书的优点将远超大多数历史著作：任何年龄大一些的读者都能从中忆起当年的旧事。

至于本书的写作重点集中在变幻莫测的大众心理以及微不足道的细节上面，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在我看来，书中所描述的那段历史时期离现在很近，对它仍然记忆犹新，所以我拥有特殊的优越环境与契机，记录下那个时代的时尚趋势、蠢人愚事，记录下干百万人为之瞻前顾后、众说纷纭、亢奋癫狂的诸多世事，记录下他们日常生活所涉及的点点滴滴。我谨慎地将某些事件与政策，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事，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去研究，这些对于普通市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 (我在此处要特别感谢马克·沙利文先生，他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连续几卷书中独创了这种当代史的书写方法。)当然，我尝试着将这段历史中大量线索归纳起来，以便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民生活与国民思潮的重要趋势予以提示。

为了将脚注省略掉，同时为表示对于各方支持的感谢，我在附录中列举了本书所引用材料的主要来源。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要让整个国家承认柯立芝一胡佛繁荣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事实，难免会引来人们长时间的抗议。这枚实在难以下咽的果实，对共和党来说更加苦涩。他们早己忘了经济周期与政治策略毫不相干，误以为经济繁荣是共和党的功劳；赫伯特·胡佛更是满心苦闷，他还到处发誓，声称要消除贫困。

1929年10月和11月，股市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形势一落千丈，全国上下希望总统采取措施。只有立即出台相应对策，才能挽回公众的信心，防止灾难继续扩大。胡佛总统出身于商界，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历来善于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无论他在应对各界政治人物、处理纯粹政治上的问题方面有什么不妥，美国人都觉得，出现这样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他应该像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知道解决的对策和处理方式。

果然，总统立即采取了行动，承诺削减税收，召集商界领袖们举行一系列会议，对于公众反对降低工资标准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建议兴修公共设施，来应对紧迫的就业萧条。他与幕僚们发表演说，坚定不移地宣称经济发展没有问题，日后定会有所改观，希望以此鼓舞商界低迷之态；他当时再三重申“经济形势基本良好”。1929年12月，胡佛总统在年度咨文中声称：“我坚信通过这些措施，公众的信心已经得以恢复。”1930年年初，财政部长梅隆预计：“经济活动会在今年春天回复活力。”2月，商务部长拉蒙特表示：“不必为目前的形势感到焦虑不安，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属于正常年份。”3月，拉蒙特给出了更明确的时间：他预计经济会在两个月之内恢复正常。几天后，总统亲自为政府承诺的经济复苏确定了期限：失业的影响将在今后60天内消失。胡佛总统新成立了全美商业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巴恩斯(Julius H．Barnes)一直不辞辛劳地为总统的乐观主义鼓掌助兴，他在3月16日表示：“1930年的春天，标志着经济萧条时期的结束……美国经济平稳恢复正常的繁荣发展。”仿佛经济困境已经不复存在。

从表面上看来，美国政府不仅阻止了工资水平大幅降低，还用库埃博士的绝招恢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到1929年年底，美国经济水平跌到了低谷，300万人无家可归，而工业指标显示出转好的迹象。股市重新振作起来，再度上涨。普通股的诱惑力并没有消失：那些在恐慌中还没有失去全部家当的投机者，迫不及待地进入股市之中打算挽回损失。1930年的前三个月，出现了和大牛市似曾相识的小牛市。股市交易量和1929年明朗夏日的交易量基本持平。实际上，龙头股的价格已经拉高了股市崩盘的多半跌幅。有一段时期，华盛顿那些充满希望的预言家似乎说得很对，经济繁荣再度出现，股市可能会逐渐恢复活力，弥补1929年的惨痛损失。

但是到了4月，人们短暂的幻觉猛然间消逝得无影无踪。经济反应再次造成影响。等到总统和商务部长设定的60天期限结束时，商品价格日渐下跌，生产指数持续下降，股市出现一系列暴跌，希望一直没能实现，让美国人焦虑不安。库埃博士的绝招也无济于事：经济疾病不仅是暂时的神经衰弱，而是无药可救的器官病变。

华盛顿的医生们满面愁容，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容，接着背诵他们从《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暗示进行自我控制》中学到的名言，将他们的治疗过程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中途更改处方，免不了陷入尴尬的境地。5月初，胡佛总统表示，他坚信“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济很快就能振兴起来”。5月8目，美联储主席承认，美国“看上去已经陷入了经济萧条之中”。(别当作看不见了——工厂接连倒闭，股价一路下滑，领救济的人在大街上排着长队!)但是华盛顿似乎没有人愿意面对这残酷的现实。5月28日，有报道称胡佛总统预计，到了秋天经济就能恢复正常。这幕冷酷的滑稽戏继续上演着，医生们对病人说着宽心的话，病人就当了真，病情却日益加重。最后到头来，每次只要有人发表经济形势乐观的讲话，市场就会出现新一轮下跌。等到病人濒临死去的那一刻，医生备感受辱的时候，政府才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美国经济到底患上了什么样的毛病?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举例说明。

如果说这个国家依然对政界和政治家不抱有任何期许，对黑帮又轻易认栽、视若无睹，那么比起柯立芝繁荣时代来，他们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更加不满。在1930年到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公众的态度和以往的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站在肥皂箱上振臂高呼的激进分子，远远没有红色大恐慌时期那么可怕。共产主义宣传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总体看来，公众基本上不关注这些事情。也许是因为经济危机时期，许多大老板谋划已久，尽可能降低工资水平，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解雇员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大牛市期间，激进分子在股市中吸收了教训，遵循财务保守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奉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必须加以纠正：正是现有的经济制度让几百万家庭陷入吃不饱穿不暖的深渊，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人们对苏联的社会实践重新产生了兴趣，其中不免夹杂着一丝冷静的敬畏。在股市恐慌的那个月，莫里斯·辛杜斯(Maurice HindLIs)的《剖析人性》得以出版，这本书起初无人问津，不料到了1930年阴冷的秋天，它竟然成了畅销书。在1929年的夏天，苏联还像中国一样遥远；可到了1931年，随着大街上排起领救济的长队，苏联的五年计划成为焦虑的美国人最为关心的话题。工业生产停滞的时间越长——拖得也太长了!——人们对美国经济计划措施的需要就越迫切。这些措施会防止灾难再次发生，免得让那些渎职贪污的官僚机构独掌大权。  随着经济繁荣的全面复苏，这种需求毫无疑问会渐渐消失；人们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趋于集权主义，虽然这种趋势在自我吹嘘的辉煌的20世纪20年代猛然中断，可如今有望再度归来。尽管美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与其的相关联想深感憎恶，但不容否认的是，经济体制本身非常复杂，机器生产有着惊人的依然难以掌控的威力。也许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个人或团体，他们的聪明智慧足以对国家施加约束，有足够的说服力控制局面。过去数年来的经验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显示金融家和经济学家能够判断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源，让情绪多变的公众感到满意。然而，柯立芝繁荣时代的美国人依然存在着做梦也不曾想到的问题；1931年慢慢过去，一个月接着又是一个月，经济形势并没有很快复苏的迹象，而这个国家其他任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远远比不上这个难题的一半。

许多变化的迹象没有确切的意义，有些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1931年的美国和战后十年的美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旧秩序已经彻底消逝，新秩序开始崭露头角。

20世纪20年代的身影会在历史的迷雾里变得模糊不清，当人们翻阅这些书籍时，会对那些繁华喧嚣的岁月记忆会心一笑：那时收音机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鲜玩意儿：女孩子留着齐耳短发，穿着及膝短裙；横渡大西洋的飞行员会在一夜之间成为英雄人物，普通股就能让我们到达美好富有的乌有之乡。他们也许会忘记战后的希望落空，艰难岁月的幻想破灭，政界的石油丑闻，人们的精神麻木，贪图现在的享受；他们也许会对美好的旧时光侃侃而谈

即将到来的20世纪30年代会是什么样呢?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历史绝不会重演。时间的长河曲曲折折，但是总能为自己找到新的途径奔流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