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史学泰斗、“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获得者 宫崎市定代表作《宫崎市定中国史》，

岩波书店经典通识读本，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最爱，畅销日本数十年，

80年代即翻译到台湾、韩国，学界瞩目多年，简体版全新译本首度引进，

文风平易，叙述宏大，讲谈社中国史的基石与指导，结晶之作，一部足矣。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被认为代表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宫崎市定中国史》是他积四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面向普通读者的结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会经济史视角为特色，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能把精致的实证研究与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

精湛深厚的京都东洋史学风、与国内学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思路与视角；对于书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将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之中，以“景气史观”阐述盛衰兴亡；几乎从不引经据典，论述全凭记忆力与洞察力；三百余个小标题和平均八百字的篇幅，形成独立又贯通的易读结构；愉快而酣畅的叙述，只为唤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这一切使这部中国通史具有了深厚的学派底蕴、强烈的个人风格、全新的启发性和极佳的可读性。

砺波护：宫崎市定的生涯

序言

凡例

总论

 一 何谓历史

 二 时代区分论

 三 何谓古代

 四 何谓中世

 五 何谓近世

 六 何谓最近世

第一篇 古代史

 一 三代

 二 都市国家的时代

 三 战国时代

 四 秦

 五 前汉

 六 后汉

第二篇 中世史

 一 三国

 二 晋

 三 南北朝

 四 唐

 五 五代

第三篇 近世史

 一 北宋、辽

 二 南宋、金

 三 元

 四 明

 五 清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 中华民国

 二 国民政府

结语

自跋

附录1 中国史年表

附录2 参考文献解说

索引

二时代区分论

三分法之一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有一点要讨论，那就是关于我从现在开始要论述的中国史的骨架——这应当可以概括为时代区分吧，我觉得应当首先说明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虽说根据各人的不同意见，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过最近广泛流行的区分法大体可以由以下三种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了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

第一种理论认为古代＝上古至战国末，中世＝秦汉至明末，近世＝清初至现代。这是见于守屋美都雄《亚细亚史概说中世篇》（1940年）的时代区分法，想来也大体上代表了现在东京方面初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的意见。这一时代区分的意义，是将重点主要置于中国皇帝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维持上，将此期间称为中世，将此阶段之前的准备期间作为古代，又因为中国式的中世在进入清朝后受欧洲异质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变质，将其称为近世。

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是中世非常长，从秦统一天下到明末，将近一千九百年，其长度足以涵盖欧洲历史的全部重要部分。

平凡社版《世界历史大系》的东洋史部分（完成于1939年）也与上述意见大致相同，只是将秦汉放进了古代，因此中世相应缩短，但是也有一千四百年以上。东洋部分的七册中古代占了一册，中世占了四册，近世占了两册。这两种区分都是中世特别长。而将秦汉放到古代，可能是受到了后述的内藤史学的影响。

三分法之二第二种分法是古代（或称上古）＝太古至秦汉，中世（或称中古）＝后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这是内藤湖南博士所提倡的理论，构成了“内藤史学”的中心。博士从很早就在大学讲授这一学说，但作为论著问世却反而很晚。这还是因为继承了博士学说的稻叶君山博士出版了《支那政治史纲领》，其中对内藤学说多有采用。

内藤博士自身的著述，有在其去世后出版的讲义笔记《支那上古史》（1944年）、《中国中古的文化》及《中国近世史》（均为1947年）三本概论，后来均被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将秦汉包括在古代史中。历来对秦汉统一天下都很重视，特别是抓住被视作中国史特征的皇帝制度由秦始皇创立并持续到清末这一点，将由战国过渡到秦的期间作为大的时代分界线。然而内藤学说认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有很强的连续性，将到后汉为止都算作古代。想来在西洋史的时代区分中，虽说罗马帝国实现了广大领土的统一，但并没有立刻被拿来作为时代的界标。罗马帝国到灭亡为止都被包括在古代中，并被称为古代帝国，这一古代帝国的灭亡时期被作为中世的开始。的确，罗马帝国是古代的顶点，此前作为社会基础的都市国家［“都市国家”为作者使用的原文。根据作者在后文中的说明，此语对应意指古希腊城邦的“Polis”一词，因而亦可译为“城邦”，但考虑到其与下文出现的“领土国家”等名词的对应关系，仍使用“都市国家”的称谓。］在帝国时代成为自治体，一直存续下来。同样的情况对中国也适用，秦汉是中国的古代帝国，而将到秦汉为止都作为古代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第二个特色是，将从三国到唐末五代视作贵族时代，并以此作为将其算作中世的理由。从后汉时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不仅世袭财产，而且世袭官职的贵族，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势力。文化也被这一贵族阶级垄断，文学、书法、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流行着封闭的沙龙艺术。贵族的地位是在历史中赢得的，天子也不能加以干预。实际上，这一时代对掌权者来说是革命［此处的“革命”意思是变革天命，即改朝换代。以下出现的“革命”一词也有很多是指此意，不再一一说明。］篡夺的时代，特别是六朝时期短命王朝前后相继，因而君主说起来都是暴发户，与累世的贵族相比身份要低得多，不得不寒酸度日。这一点在婚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使王室向贵族请求联姻，也会因为身份不同而遭到拒绝。这种风习，就算威风如唐朝王室也不能幸免。

第三个特色是将宋代以后作为近世。历来都将唐和宋连在一起，比如“唐宋八大家文”等等，强调两个王朝相似性的倾向比较强。然而，内藤学说认为在唐宋之间有着社会、文化上的巨大断层，并以此作为时代的分界线。虽然历来也有承认唐宋间断裂的学说，比如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和那珂通世博士的《那珂东洋小史》这样的古典名著都将此处作为中古与近古的分界线。但其理由主要是从东亚全体的形势来看的，从唐末开始异民族的独立运动逐渐活跃，特别是五代初契丹（辽）的太祖在北方独立，以后金、元相继，北方民族的势力迎来了全盛时代。

然而内藤史学则将重点置于中国内部的变迁，强调在社会、政治上中世的贵族没落，而庶民的势力兴起，在文化上历来的贵族文化衰落，而以新兴庶民阶级为背景的新文化诞生。其详细内容在发表于1928年的《近世支那的文化生活中》有所论述。而诞生于宋代的近代文化颇为优秀，与现代的西洋文化相比也不稍逊，因此从宋代到现在是连续的近世。故而这一学说的特色在于近世非常长，即使算到清朝的灭亡也有大约九百五十年。

根据内藤学说，在中世贵族已经没落的近世，垄断政权的皇帝作为旧势力的唯一代表残留下来，因此反而得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独裁权力。中世的皇帝在外受到贵族的掣肘，不能自由地施行政治方针，此外在宫中还苦于宦官的跋扈，甚至废立之权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唐代末期，这一弊害尤甚。然而在进入近世、君主的独裁权力得以确立后，宦官的地位却因此而下降。虽然明代宦官跋扈之弊害被认为不下于唐代，但宦官恣意弄权只是在受到天子信任的时候，一旦被天子发现并解职，不管之前多么横暴的宦官也会立刻丧失地位和生命。这种天子独裁的政治形式从宋代到清末，持续了九百五十余年，这是确切的事实。

内藤学说在日本国内自不用说，在海外也有众多赞成者，只是并非每个人都特别声明采用了内藤的说法。法国的白乐日（EtienneBalazs）教授、谢和耐（JacquesGernet）教授，德国的葛林（TilemannGrimm）教授，苏联的康拉德（NicolaiKonrad）教授诸人都是如此，他们均将宋代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近世的开始。P22－25

大正十四（1925）年，我自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后回到京都大学，直到退休，前后凡四十年，讲授中国史概说课程不下几十回。这十来年间，因不带学生，所以亦不复授课。这次，岩波书店约我撰写《中国史》，欲收入“岩波全书”，我便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但面对读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最开始，我的讲授当然是现学现卖前辈诸贤的高论。不过，也要努力沿着过去研究积累山脉的最高山脊走下去。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遇到未敢苟同之处或疑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进行个别的研究，别无他法。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概说研究并非单纯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种可称为基本研究的事实发现。

我大学毕业前后，研究室聚集着博学无比的大学者。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是我难以估测的，对我而言那是伟大的未知数。我的初期论文就是专为呈请这些先生过目的。我不揣浅陋，一心努力向学，同时也潜藏着探求伟大未知数之数值的愿望。结果却发现未知数是全然的未知数，因为我连目标都未能设定。幸运的是，老师们以其未知数之伟大，给予我巨大的包容。

尽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还没解完，老师们就已相继辞世。在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未知数那样的大家了，我的研究发表与研究方法也必须相应一点点改变。我也觉得，必须以用将来的未知数取代过去的未知数，作为我面对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发表的东西，并非呈给当世出色的学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并不对这些已知数感兴趣。我想给年青的一代讲解学问，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本身也是难以估量的未知数，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这些全新的未知数，我不能不深感责任重大。我重复讲解的长篇大论仍没有令未知数满足，但以甜言蜜语惯着未知数，更是必须避免的吧。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不能对潜藏着伟大生长可能的未知数有所启发，岂非帮着培育矮小、萎缩的盆栽？这些担心之前我也屡屡论及，但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复多遍也不嫌太多。宫崎市定

1977年6月

本卷合收了岩波全书本《中国史》上下二册。东洋史是我一生的学问领域，因此东洋史的讲义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我生于1901年，在十五岁、旧制中学三年级时，从桑原骘藏所著教科书《中等东洋史》中学习了东洋史，此后旧制高中的课程中也有这一科目，最后大学时我选择了东洋史为专攻。后来登上讲坛，教授东洋史，最初负责京都府立一中三年级的课程，后来成为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高等学校东洋史的专职教授，需要根据每年班级的总数，重复授课。

但说到中国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怎么回忆，我都不记得在学校里讲授过中国通史。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史的体系，仿佛是着手撰写这部《中国史》之前的事。

东洋史与中国史，屡屡被当成完全一样的内容，虽然如此，因为是长期的习惯，似乎不必表示太强烈的异议。但我们将两者区别使用时，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日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

讲授东洋史时，我喜欢用的手法是，认同中国为一个文明社会，周围的异民族虽是难称文明的未开化状态，但同时又保持着异于文明社会的朴素的民族主义。着眼于这一点，综合考虑，欲从“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对立的观点来叙述历史的演进。

将东洋的历史以此两者对立的视角来考察时，朴素主义的民族在军事及政治方面很优秀，文明主义的社会则在文化及经济方面发挥出色。但历史叙述着重置于政治方面时，往往陷入重视朴素民族的活动而对文化经济的发展等闲视之的结果。我屡屡反省，自己也有这样的偏向。

那么，现在就从东洋史中单取出中国史，将最大的关心集中于文化及经济上。当然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无视周边朴素民族的动向，但更重要的着眼点，毋宁说是汉地与外部异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中国文明社会发生、成长时，与外部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更直接地说，中国文明仅凭己力可能发生吗？或者说，有必要借助外部力量吗？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当然，对这样的问题，无论用怎样的历史学考证方法解决，都有力不能及的困难，因此不应过早下结论，但穷极思考的界限，并进一步考察发现，大概是有必要的吧？

我的想法是，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存在着成为都市国家的要素，如果没有这个，就很难存在构成人类文明的东西。这不是通过哲学思索得出的结论，而是从现实的历史中学得的结论。

说到都市国家，一般总会想到希腊、罗马，实际上都市国家的存在远远延伸到东方，经叙利亚、波斯，到达印度东端。不过，这些城郭国家的人民是否都过着与希腊都市国家一样的生活，恐怕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但居民于四周设城郭、并居于内部的模式，会影响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故而把遥远东方的印度国家与希腊一同总括于都市国家的名下，也绝非没有理由。

的确，历来的世界史中，似乎尚未找到一例，将中国古代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与希腊同列。但我以同样的理由认为，将中国古代的城郭国家，乃至城郭住民都称为都市国家，一点也无妨。

汉代的著述家凡与西域中亚沙漠中的居民接触，就考察他们是否为城郭居民，又严格记录城郭之有无。他们内心好像相信，若是城郭居民，就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一定程度能形成类似中国的社会。实际上，中亚的城郭居民是接受伊朗文化洗礼的文明民族，达到了与伊朗人无异的生活水平，将其视为都市国家，应当毫无问题。若果真如此，那么反过来，将与之东面相连的中国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不也应当毫无反对理由吗？

如此看来，在古代世界的文明发祥期，从西方的大西洋海岸至东方的太平洋沿岸的带状地域内，存在着相似的都市国家。换言之，世界各地都存在着都市国家时代。于是，可以说，各地域的文化都是以都市国家为母体而发祥成长的。

各地域孕育的文化各有特色，绝不相同，但要探究共同点也非绝不可能。这些不同的文化原本是相同的，到底是因土地之异而发展成不同的形态，还是最初互无联系、各白发展，而在不同的道路上成长起来，并无立刻决定的手段。究竟是文化一元论还是多元论，或许是永远的谜题。但是我们只要说，产生这些的环境，都是在类似于称为都市国家的状况下进行的，不就觉得安心了吗？

虽然一般认为都市国家是古代人发明的杰作，但它无法永久持续，到达某一时期就会走向没落，取而代之出现在各个地域的是领土国家。都市国家都是保持完全主权的自主国家，一旦各国利益不一致，就很容易诉诸武力，而制止战争的因素却是没有的。这种战争的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开启这样的局面：某个都市国家征服其他都市国家，将其并入自己的领土。首先是多个都市国家群立的地域被几个强力国家瓜分，出现战国时代的形势。这时，幸存的强国已经不是自由市民组成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力军队的由国王统治的人民集团，不论征服国家还是被征服国家，其构成人员都是隶属君主的人民。

在强国对峙的战国时代，弱肉强食持续表现为国家数量逐个减少，最后只有一国作为最后的胜利者幸存下来，这即是古代帝国。从都市国家林立到古代帝国成立的转变，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在世界各地发生。因而可以说，一个古代帝国的疆域，决定了世界地域的区分。从西数起，依次有罗马地域、西亚地域、东洋地域，也可承认中间的印度地域。  从都市国家群到古代帝国成立为止，换言之，就是古代史的发展，如前所述，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进展的，但有必要注意，国家内部存在着战争技术的发展这一因素。在都市国家时代的战争中，战车是核心，它看起来甚为优雅，但也难免沦为很不实用的装备。与战乱时代领土国家的出现大约同时，骑兵战术流行起来，骑兵无论是在集中上还是移动上，都远为迅捷。最后，为了古代帝国的成立，步兵集团的出现是必要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兵团的创立与应用也是实际进行过的。这种战术的进步，并非由各地域分别设计一一而是某地域的发明原封不动地传播到其他地域，这样想应该是合适的。至少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史书明确记载，骑兵战术是战国时由赵武灵王白西方引进的。

受到这种前所未有事态的正面冲击后，欧洲诸国中最敏锐、最坦率地作出反应的是英国。反映当时好景气的是产品需求的激增，无论投入多少现有的劳动力从事生产，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开始向机械装置寻求帮助，此时起到自动机器作用而登场的，是蒸汽机等机械文明。这种新文明的威力发挥了空前效力，近邻诸国当中，抵抗者悉数衰亡，被同化而合作的则走向繁荣。如此，新文明瞬间风靡全欧洲。世界史显然进入了性质几乎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我将这之后称为最近世史。要之，这个新时代绝非一反过去逆行其道，而是持续近世化，不过速度大大增加了。

这种新文明所向无敌，不管东西方，不论过去文化积累的厚薄，几乎都无条件地屈服在新压力面前，必须跟上最近世史的步调。这种情况下，有值得骄傲、更古老的历史背景的东洋各民族也不例外。而此际，各民族在本国方向上的决断对之后的命运有重大影响。比如像日本这样一早察知世界趋势，进而顺应最近世潮流的国家，此后步入极为顺遂的命运。然而像中国这样执着于近世，更无视新文明威力而采取反抗态度的国家，此后国运极艰，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最后的结局仍是不得不与最近世合流。但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以及对中国旧文明给予忘我信任的朝鲜，却不得已屈从于日本。

在此事实上，若再结合《中国史》被这两个地区翻译并广泛阅读的现象，这结论似乎过于牵强附会。1980年，《中国史》由当时在日本做研究员的邱添生君翻译成汉文，标题不变，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刊行。虽然不知在当地普及到什么程度，但一定程度流传于世，这可以从不久之后此书传入韩国并似乎被翻译成韩文一事推测出来。该韩文译本被寺田隆信教授门下的留学生带到了仙台，所以我听说了。拿来实物一看，这位叫曹秉汉的人恐怕是从台湾译本转译的，除去汉语的固有名词，全以谚文记之。将必要之处翻译成日语来看，这是1983年历民社出版的。想来，像《中国史》这种题目的著作，虽然有许多作者以各种语言撰写，但相当数量的同类书中，只有我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台湾与韩国。怎么说呢？毕竟这两地的民众在心底难以信赖日本文化吧。从韩文译本的译者序中可领悟其意味：

本书翻译的是宫崎市定的著作《中国史》，他是日本东洋史学界两大流派之一京都学派的代表大学者。本书是作为中国史概论而创作的，但因著者有很高的历史学识与见解，及独特的著述态度，它最终并非单纯的概论书，而达到了有深度的通史水准。著者通过长期的学问生活培养了世界史的视野，在中国古代至最近世范畴内留下了广泛的业绩。因此，在本书中，著者基于博识，即学者的良心，通过独特的历史观，试图将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加以体系化。

与这两地相反，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属印度、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曾为荷兰领土的印度尼西亚等国，主权国因担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发现最近世文明长处的机会，结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会的落后。虽然是关乎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问题，但几乎从未听说有哪个历史学家曾指出这种真相，这是为何？

围绕我的中国史概说，为了说明其存在意义，我利用书写跋文的权利详细说明景气史观的本质，最终就必须处于世界史的体系。但这绝非离题之语。若要说明我中国史研究的立足点，探讨就必须落在世界史的体系之中，不过这绝非因为我的中国史观点特别出色。总之，研究中国史应有的立场必须如此，只不过从前没有人说起罢了。

宫崎市定

1992年11月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的巨擘。他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于世界史的发展中……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堪称稀有。

——岩波书店

宫崎市定以及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确实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史》也写得有特色。作为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

——复旦大学葛兆光

宫崎市定先生是国外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通识的学者，而且其通识是以实证为根基，以亚洲和西洋为参照的，《中国史》一书即是范例。

——北京大学刘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