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外有列强进逼，内有农民起义、边疆危机，处于一触即溃境地。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迅速起用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大臣，在其鼎力相助下，清王朝又维持了几十年统治，史称同治中兴。

张文华著的《帝国护卫(晚清中兴四名臣)》主要描述中兴四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是如何得到清政府的重用，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收复新疆、开展洋务运动等方面的作用，以展现清朝末年波澜壮阔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斗争的历史画卷。

张文华著的《帝国护卫(晚清中兴四名臣)》讲述晚清时期的著名四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叙述他们的为人、处事、建功、立业，成为中兴之臣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动荡时代挣扎的人性，既恪守传统又努力变革的矛盾心态，是四名臣延续了大清帝国最后的余晖。

挽救清王朝的圣相——曾国藩

 考取功名，站稳官场

 上疏咸丰，要做皇帝的贵人

 历经千辛万苦，练成了一支水陆齐备的湘军

 身陷败局的湘军主帅

 在安徽成为战区总指挥

 血战天京及“天国”之覆灭

 曾国藩剿捻无功

 “圣相”还是“元凶”

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

 师爷身份，主政湖南

 大力辅佐曾国藩

 本来避难军营，却成了曾国藩副手

 以胡雪岩为后盾，平定浙江

 直言上奏军情，无意间得罪曾国藩

 平定捻军，再现用兵奇略

 能征惯战而又大公无私，慈禧太后下令三十年不准奏左

 收复新疆，经营边陲

 想要有所作为，却无法适应官场

 永不屈服，却壮志未酬的硬汉

洋务运动“一哥”——李鸿章

 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在与太平军交战中起家成名

 剿灭捻军，平定中原

 无奈的外交生涯

 担起洋务重臣的重任

 创办轮船招商局

 在顽固派反对声中修建铁路

 官督商办，创造中国诸多第一

 创建北洋水师

 全面阐述海军事业发展蓝图

不言革命的大革命者——张之洞

 慈禧当评委，张之洞胜出

 华丽转身为教育界精英

 清流时期的“翰林四谏”之一

 上奏平反“东乡冤狱”

 谏才一开口 慈禧也默然

 巧治山西

 首创各种工厂，却查不到贪污腐败

 第一个提出“要想富修铁路”的人

 振兴民营工商业

 大力倡导“中体西用”

 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

 积极倡导留学游学

 创办新式学堂

 理性看待西方，关心华工命运

 首倡“商务为富国第一义”

 大动荡事件中的不倒翁

考取功名，站稳官场

三次参加会试

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他第一次会试和第二次恩科都没有成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带着跟亲戚家借贷的三十二缗钱上路，一路省吃俭用，到了京城只剩下了三缗钱。

道光十八年的会试．钦派内阁大学士穆彰阿为会试正考官，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镲、工部侍郎廖鸿荃为副考官。全国各个省份一共录取一百八十二名贡士，湖南取五名。曾国藩中第三十八名进士。4月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得一等第三名，进呈皇帝钦定，拔置第二名。5月2日引见，人翰林院为庶吉士。

深得穆彰阿赏识

在进行殿试时，穆彰阿和曾国藩有过一次简短的面谈，由于两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非常相似，穆对曾国藩的理论见解非常欣赏，这次面谈曾给穆留下了好印象。

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他的父亲广泰嘉庆时是内阁学士。他于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嘉庆一朝并未受到重用，由翰林累官刑部侍郎等职。道光继位以后，非常忧虑大权旁落，所以在选择官员方面也异常谨慎，对众人时刻提防之，唯独对曹振镛、穆彰阿两人十分放心，委以重任。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道光元年起．他升为内务府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二十余年之久。穆彰阿的长处是善于窥测道光帝的意向，然后根据走势施加自己的影响。穆彰阿做事的原则一向是“多磕头，少说话”。后人评论他说：“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道光一朝，但凡是各种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穆彰阿都会参与衡文之役。他利用衡文大权，培植亲信，所以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一时间，朝中上下无不知“穆党”。

穆彰阿善于笼络人，知名之士多被援引。曾国藩勤奋好学，并有真才实学，他考中进士的戊戌科，穆彰阿是钦命大总裁。所以可以说曾国藩是穆彰阿的门生，穆彰阿很器重他，经常与他往来，穆彰阿位高权尊，曾国藩有才华，自然受其赏识。这也就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

曾国藩中进士以后，当天晚上就被穆彰阿召往府中。曾国藩的日记中记述：大考翰詹时，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

穆彰阿相信曾国藩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前途无量，觉得他会成为自己门生中最有才干和识见的人。所以他决定提拔曾国藩。  不过有一点穆彰阿不满意，他觉得“子成”这个名字非常儒雅，但不够大气，不适用于官场，于是建议曾国藩改名。经过穆彰阿的点拨，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取义为国家的屏障和藩篱。

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年年升迁，从七品一直升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极为明显。

有人对曾国藩的转机描述说：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皇上召见的谕旨，他被带往皇宫某处，他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于是耐心等候，结果白白等了半天也无人召见，他只好回到家，准备次日再去。晚上，曾国藩到穆府请教。穆彰阿问：“你看见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没有？”曾国藩一时无语，穆彰阿有些失望地说：“机缘可惜。”他思索一番后，便吩咐自己的仆从说：“你带四百两银子，送给内监，嘱他将白天壁间字幅秉烛代录。这银子就是辛苦费。”当天夜里，仆从将内监抄录的壁间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让曾国藩熟记于胸。次日曾国藩再次朝见皇帝，道光帝询问壁间所悬的历朝圣训，曾国藩对答如流，因此大受赏识。道光帝对穆彰阿说：“你说曾国藩遇事留心，原来是真的。”从此以后，曾国藩的升迁变得极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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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四大名臣的治世谋略和做官智慧

一、从政要学曾国藩

曾国藩说：“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为第三义。”“终身让人道，从不失寸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居守口，独居守心。”“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

在官场中，曾国藩被政界人物奉为榜样。他升官最快，在清代只有他自己三十七岁官至二品，他做官最好，政绩最多，他官位最稳，虽历尽风波却安然无恙。

在家庭中，曾国藩是能使父母放心的好儿子，是教导和关怀弟妹的好哥哥，是教子有方的好父亲。他的《家书》具有很高的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值得我们学习。

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却原本是一个很笨的人。湘乡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说曾国藩青年时在家读书，一篇很短的文章背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一个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可是等到后半夜他还没有背下来。小偷最后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么笨，你还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的真伪无从查考，曾国藩天资并不出色却是事实，但正是他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他非同一般的事业。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靠的是“笨”。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技巧”和“捷径”，只知道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的学习方式，使他具有超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

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过四年中了进士。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他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稳扎稳打。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和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的秘书赵烈文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久攻南京不下，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很多小动作。而曾国藩的对策，是给皇帝一道语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言语恳切。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高于李鸿章数倍。

曾国藩善于审时度势，把握进退。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出大衰的征兆，毅然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湘军。

曾国藩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的关心、爱护、包容和提携。李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

因为曾国藩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猛将如云，得道多助，成就了他的非凡功名。

每遇到一件事，曾国藩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透彻，不使其中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就会观察得分外彻底。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他一生经历过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心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7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作参考。

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变成了大智慧，拙到极点就成了大精巧。

二、左宗棠的外交观和人才观

左宗棠个性刚强，也非常自傲，常以诸葛和司马自诩，他为自己所题“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的门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865年1月，阿古柏在俄、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悍然率兵入侵我国南疆。1876年初．左宗棠不顾自己年高体弱，毅然挂帅西征，决心用武力铲除阿古柏政权，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出发时，左宗棠让清军抬着一口棺材随行，表明了自已抗敢死战的决心。左宗棠“舆梓出塞”的做法，激励和感染了全军将士决战的信念，也体现出他对外国侵略者的强硬态度和立场。

左宗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反对妥协、退让和迁就。他指出：“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计惟有勉图自强之方，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俾其中有所慑而自转，庶几恒久不已．乃可相安。”这就强调了不能丢失“国体”，不能丧失主权，不能迁就退让，要对洋人有所威慑，同时对待具体问题要讲隶务实，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印“有可迁就者，有不可迁就者”。

左宗棠还主张在自强为本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在洋务运动中，他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借此来增强军事实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

他说：“臣维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数年以后，彼因生计愈耗，求赢于我，将顾而之他，籍端要挟，恐所不免。如有决裂，则彼己之形所宜审也。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我弗及而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此徼臣所以鳃鳃过计，拟习造船兼习驾驶，怀之三年，乃有此请也。”

左宗棠从历史上分析了西洋各国“未敢妄逞”的原因，在于其时各国未造火轮船，他分析彼我当时的现状，由此提出要造船，以夺敌之所恃。他的一片爱国之心跃然于纸上。

左宗棠对官场人才问题非常重视。他认为人才的盛衰，罡以决定吏治的好坏，足以决定国家的治乱。他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他反复强调：“窃维治乱安危，虽关气数，而拨乱反治，扶危就安，则必人事有以致之。”因此，在出任封疆大吏后，他明确表示“将营广厦，预购众材”，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任用。左宗棠知人善任，认为“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并提拔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如刘锦棠、刘典、金顺、张曜等治世之才。

左宗棠认为：“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越做得八格，人才愈见庸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进士比举人强，但左宗棠却挑战这种传统人才观，他“重科榜而轻甲榜，有以进士、翰林来谒者。往往为所揶揄”。

左宗棠认为人才必须有操守有作为，他说“盖以有为者未必有守，有守者未必有为”。所以，他对人才的推荐非常慎重，“非相知之得，相信之久，不敢滥登荐举也”。他的用人准则是“有心术有才具”。他说：“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他认为只有既有操守又有作为的人方可称为人才．并尤其重视“心术”，这在如今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左宗棠在提出“廉干”标准的同时．又提出了“用人所长”的原则，从而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他认为人才到处都有，他说：“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

左宗棠还提出要善于任用人才。他说：“吾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此中自谓稍有分寸也……凡用人，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忠告善道，使知意向。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矣。”

左宗棠重视用人并善于用人，大胆摒弃传统用人原则，坚持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重视引进培养新式人才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三、敢于做事、精于自保的李鸿章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的为官之道就是：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饭桶。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做事，又精于自保，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理朝政，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大批维新人士被清查。形势十分紧张，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中有来往。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太后听后默然。其实，李鸿章非常清楚，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其他的事则在其次。当时李鸿章作为洋务派倡导者之一，改革的倡议提了很多年，主张变法他是赖不掉的，他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可以了。

这一段君臣之间的对话，虽然异常凶险但李鸿章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保护态度，以及接下来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的事情，又充分显示了他做事预留后路的生存智慧。在戊戌政变中，他既精于自保，又没有落井下石，大搞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显得挺身而出，这就令人心生敬意。

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都有成果，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他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

李鸿章说：“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这正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

从到上海雇用洋人洋枪协防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他是借洋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防范。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面对白齐文、戈登等“磨难星”的骄悍蛮横，李鸿章用的是“痞子手段”，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

汉学家费正清说：“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这个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的人就是李鸿章。

精明干练的李鸿章在晚清官场中，将权谋之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以及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智慧，到现在仍然有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反复研究和学习。

四、张之洞的“三不争”信条

张之洞曾为自己立下“三不争”信条：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

传闻张之洞睡眠从无定时，故此常常闹得随从幕僚苦不堪言。因为睡眠问题，他得罪过不少人，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一天，袁世凯专程来访。没想到他正与张之洞闲聊之时，张却不知不觉地靠在椅子上睡去，闹得袁只得悄悄离去。

一次袁世凯宴请张之洞，酒席吃到一半时，张之洞竟然又趴在桌子上睡过去。袁世凯尴尬万分，便心生报复，暗中派人监视张的日常起居。事情暴露后，有入劝张与之计较，张却不那样做，干脆搬家避开。这就是张不与俗人争利，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的体现。

张之洞重视教育，不与文人争名，这也是对文人儒士尊重的体现。他知道文人墨客外表看起来懦弱，内心却有雄心壮志。故此，张之洞不与文人争名，也证明他对文人怜惜有加。

传说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他很想面见一下这位湖广总督张大人。张看完孙中山求见名片之后，写了一副上联，叫门子送出去给孙。联上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孙中山一看，知道总督大人有心试探一下自己，于是对出下联，交给门子送进去。联上写：“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一见下联，惊呼奇才。急忙迎接这位后来改变中国历史的读书人。

张之洞为官具有两面性，既正直敢言，又谨慎处事。如在维新变法中，面对维新派的强大攻势，张之洞称：“今欲强中国，存中学，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这显现出张之洞更加理性的一面，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形成鲜明对照。长期的儒学教育，使他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政治敏感，他深知在中国这样的集权体制下改革的艰难．只有先站稳脚跟、稳扎稳打，才可能有所突破。他在觉察到光绪帝缺乏政治经验与智慧，维新派冒进，缺乏沉稳，又触犯慈禧太后的忌讳，而没有任何政治前途后，他选择从维新派的“同路人”变为不与之合作。变法期间，他只按《劝学篇》的主张在湖广搞新政，所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认为张之洞和维新派划清界限而没有追究。

张之洞历经成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在社会动荡、矛盾尖锐的晚清社会背景下，他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将儒家的中庸思想在为官之道上发挥到极致。他为官四十余年，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身居高位却既赢得美名，又得以善终。特别是他的著作《劝学篇》，至今仍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