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勒高夫著姜丹丹、何乏笔主编杨嘉彦译的《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精)/轻与重》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历史是否有必要进行分期或断代。勒高夫从自己的对于中世纪史的研究出发，认为中世纪有必要与“文艺复兴”时期分别开来，长期以来他们之间所重叠的那一部分即15世纪史应该归属于中世纪的范畴。面对全球化思维，以及世界通史的研究倾向，勒高夫坚持要对历史进行分期，这样做能更好地让我们认清一种文明自身的发展轨迹、演变过程。

雅克·勒高夫著姜丹丹、何乏笔主编杨嘉彦译的《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精)/轻与重》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是他对西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和长期研究的成果。勒高夫用大量的史料不断地颠覆人们对中世纪的刻板印象。通过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研究，勒高夫指出，直到18世纪中叶漫长的中世纪才结束。面对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尤其在全球化日益盛行的当下，思考历史分期这一问题，就具有了新的意义。

前言

序

第一章 旧的历史分期

第二章 中世纪的较晚出现

第三章 历史，教学，时期

第四章 文艺复兴的诞生

第五章 当今的文艺复兴研究

第六章 中世纪成为“黑暗时代”

第七章 漫长的中世纪

第八章 历史分期与全球化

致谢

参考文献

另一种犹太一基督的历史分期模式来自于中世纪基督教的重要思想来源奥古斯丁，它与但以理的分期方法在同一时期流行。在《上帝之城》(413—427)第九书中，奥古斯丁区分了六个时期：第一个从亚当到诺亚，第二个从诺亚到亚伯拉罕，第三个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四个从大卫到巴比伦之囚，第五个从巴比伦之囚到耶稣的诞生，第六个一直持续到时间的终结。

但以理与奥古斯丁在划分时间的过程中受到了自然周期的启发。但以理的四个王国对应的是四个季节，而奥古斯丁一方面参照了创世的六天，另一方面对应了人生的六个阶段：幼年(in rantia)，童年(pueritia)，青少年(adoleSccn-tia)，青年(juVcntus)，成年(gravitas)，老年(senectus)。但是他们都赋予各自的历史分期方法以象征的意义。在遥远的过去的时间概念中，时期不是中立的序列。对于时间，对于我们在漫长的时间演变中所称的“历史”①，这两种分期方法体现出不同的观念。

但以理向波斯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讲述四个时期的同时，也指出每个王国相对于前一个都是在衰落，直到上帝创造的一个王国，他派来“像人子的人①”(教父们愿意承认他为耶稣)到人间，后者让世界和人类得到永恒。这种历史分期把从原罪产生出来的堕落理论和对永恒未来的信仰相结合，这种永恒虽然但以理没有说，但是言外之意即上帝选民可以得到幸福，入地狱者则进入苦海之中。

奥古斯丁用很大的篇幅强调逐步的衰败，并描绘出人生将在老年的时候获得圆满这样一个画面。他的历史分期奠定了一种悲观编年史理论，这种理论在中世纪早期的许多修道院中常常是主流思想。随着希腊拉丁语语言及文学教程的逐渐消失，没落感以及“世界老去”(mundus scnescit)的说法在中世纪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成为主流。这种世界衰落理论直到18世纪都在阻碍着进步理念的诞生。

然而在奥古斯丁那里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未来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好。在第六个时期，即在耶稣的诞生与最后的审判之间(它提议救赎过去的堕落，并对未来抱有希望)，人通过原罪很快地被腐蚀并且腐蚀时间，但是人还是“按照上帝的样子”被创造。中世纪总是在它自身上找到世界和人类的革新才能，这就是我们不久就要称之为的“重生”。

在考察人为掌握时间而做出的努力时，应该强调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狄奥尼修斯·依希格斯(Denys le Petit)这位居住在罗马的斯基泰作家，在公元6世纪提出了以耶稣诞生前后划分时期的方法。诚然，根据专家们对于《新约》最终的研究，依希格斯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耶稣出生的年份比他提出的年份要早四五年。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此在西方，在联合国承认的国际范围内，世界和人类的时间首先是由“耶稣出生前”或“耶稣出生后”来表述。  在21世纪初，借助我们所称之为的“全球化”，在许多机构以及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交流中，诸多的研究以全球视角展开，为的就是把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强加到其他文明进而将时间全球化。这些研究还有许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对历史分期这项人类重要的工作产生影响。

在中世纪的大家中，不乏对奥古斯丁的六时期分期法进行研究的，作者本人与作品同样有影响力的是圣·依西多禄(Isodore de Seville，约570—636)和他的《编年史》(Chronique)，当然还有让他扬名的《词源》(Etymologies)；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伟大神学家比德(Bede，673—735)，特别是他的《论合理的时间》(De tern-porum ratione)是以一个到725年为止的世界年表收尾的。多明我会的博韦的文森特(Vincent de Beauvais，约1190—1264)，一直在华由蒙(Royaumont)修道院修行，他把一套三卷的百科全书献给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即圣路易，其中第三卷《世界之镜》(Speculum historiale)就使用了奥古斯丁的历史分期法。

P4-7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日：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DandanJiang)

何乏笔(Fabian HeLtbel)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