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全面批判传统封建文化的号角；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更迅猛地向前发展。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陈独秀引导发起的新人生思想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从此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就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胡适、陈独秀和其他也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人物，如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等，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由此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主体是北京大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由蔡元培先生奠基的。蔡先生力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京大学吸引并容纳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蔡先生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在北京大学的建设发展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从翰林院编修到北大校长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生于清穆宗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其叔父铭恩，是清末廪生，设塾授徒。先生受其指导读经史及小学等书。十三岁时受业于王子庄氏，王为经学名宿，尤服膺明儒刘宗周，因此先生对宋明理学修养甚深。十七岁时中秀才。二十岁在绍兴徐树兰家读书。徐氏藏书颇丰，先生得以博览群书，学乃大进。于己丑（1889）二十三岁时中举人，庚寅（1890）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壬辰（1892）又被点为翰林庶吉士，甲午（1894）补为编修。可见蔡元培先生有很深厚的儒学功底。
但孑民先生绝不是自封于旧学的人。当时，西学已经传入中国，西方的科学文化及政治都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蔡元培于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同时为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决心到欧洲亲自观察。这个愿望在他四十一岁时才得以实现。1907年，先生抵德国，先补习德文。第二年进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等课。1919年蔡元培先生再度到莱比锡大学文化研究所听讲。在欧洲游历三年，后又到美国作环游旅行。在欧洲的学习使得蔡元培先生对于西学有较深入的了解，且他所从之师多为学问上宏深博大之辈，因而不仅所学知识甚多，而且在治学态度、人格修养等方面都深受影响。顾孟馀先生评价蔡元培先生学问时说：“先生生于中国有史以来世变最亟之时代，其所接触之人物，所闻见之事故，所观摩之学术流派，类别繁复，因之其思想亦最少受时地之限，而能融会贯通。”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后曾任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院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伦理学史》、《哲学纲要》、《石头记索隐》、《（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译）、《（科培尔）哲学要领》（译）等。另外，还有数百篇论文及演讲稿，其中重要的有：《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与科学》《教育独立议》《美育与人生》《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国文之将来》等。
作为一个贯通中西的学者，蔡元培先生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反对历史上那种独尊孔氏的学风，痛疾科举制度下知识只是作为加官进爵之途径的恶俗心理。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力整校风，改革教制，发表演说，宣传他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发展美育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P43-45
1984年，北京的一批著名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书院办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教学，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通过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往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迄今为止，中国文化书院己举办了多次文化讲习班和高级研究班，并与海内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国自由学术的中心，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我们仅以这本小书，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作为我们对于北大九十诞辰的一份贺礼。
本书是在王瑶先生的启发下立意的，从组织写作到与读者见面总共才经历三个月时间。如果没有各位作者满怀热忱、日以继夜的工作，没有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对部分文章选题的精心挑选和改正，没有本院出版部特别是担任具体编辑工作的徐兰婷同志的艰苦努力，这样的速度显然不可思议。这里，我们特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此外，我们还要感谢为本书修改某些稿件的胡军、孙尚扬同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田志远和张文定两位同志的多方协助，本书之及时与读者见面就是不可能的，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文化书院
1988年3月14日
1925年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观北大》（见《华盖集》）。鲁迅认为北大有着优良的“校格”，而且以被人视自己为“北大派”而自豪。他认为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周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要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略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于是探讨和比较中外文化思想的特点、异同，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和影响的文章日渐增多，甚至有人称之为“文化热”。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它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和思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在进行理论的、思辨的探讨的同时，认真考察一下清末以来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的。因为像如何汲取外来学术文化而使之现代化这类重大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前人也曾为此做过深邃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有过艰辛的实践，无论其成败得失，他们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而言都是宝贵的。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综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而我想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中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过程，可能是既具体有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我是从一个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的需要提出这个希望的，并且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把北大作为考察的角度或审视点，是相当典型的，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我设想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叫作《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本书，我自己也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我这个想法是受到两方面的启发的。第一，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访问苏联之后，曾写过一本书，叫作《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实际上是通过斯大林来介绍苏联，当时曾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这种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写法是可取的，这本书就写得很漂亮。鲁迅也曾计划用“茶、酒、女、佛”四个字来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专章题目，同样是想通过典型的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综述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足见如果选择得当，这种方法是可取的。第二，冯友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记述了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对他说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蒋梦麟说：“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这里说明了他多年当校长的体会。大学中也确实存在这么三派势力，因此冯友兰对之颇加赞许。但他言犹未尽，值得再深入分析。从逻辑上说，三派势力中两派的联合共有三种可能：其中校长联合学生反对教授一种，事实上没有可能，也从未在任何大学发生过；就北大学生方面而论，不仅“五四”运动以来就有“民主堡垒”之称，直到今天，“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北大学生首先提出的，“小平，您好”的标语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不能设想居领导地位的校长会联合学生来反对教授。至于校长联合教授反对学生的事，旧社会在一些反动势力很强的学校里的确发生过，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大的教授人数很多，集中了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用表彰的口气说是“人才荟萃”，带点贬义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成堆”，或者如“十年动乱”时期的斥之为“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其实这些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在学术上都有一定成就的群体；他们勤恳地教书育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尽管由于年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在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上可能与学生有较大的差别，但从来也不曾想到要同自己爱护的学生处于对立的地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全体师生联合起来反对校长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大学里也发生过，而且当然是为校长以及有权任命校长的执政当局所最不愿发生的。所以蒋梦麟的经验和体会实际上是从校长的地位考虑的，就是说作为校长，一定要用全力来防止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如果引起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校长就必然会当不成的。其实这也是当权者在遴选校长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选任大学校长毕竟同任用其他政府官员不同，任命者必须考虑到这个人选在教授和学生中所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他必须选择学术地位很高、能孚众望的知名人士来担任，以便除了希望能够体现当权者的意图之外，还能缓和与调整学校内部的关系。就校长本人说，虽然一个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确实只是一个小的单位，所谓“庙小” “池浅”也不无道理，但它的影响却是弥漫于全社会的；因此作为校长，他也必然会珍视这种地位，以学校的名义和声望进行活动。举例说，最初主持京师大学堂校政的孙家鼐，他是咸丰时的状元、光绪帝的师傅，当时声望很高，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因此才有设置西学、开办译书局等措施；但他又不是维新派，与康、梁等人不同，他还是近代工业（纱厂）的开创者，因此考察他与维新思潮的衍变关系是符合中国现代思潮的历史进程的。又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实际上当时“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学生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教授为主的，校长并没有公开出面倡导，但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仍以校长为主要攻击对象，就因为他主张大学应“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且认为大学不仅为“按时授课”之所在，且“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见《答林琴南书》）。可见如果我们认为北大可以作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一个适宜的审视点的话，那么历届校长的声望、思想和学术贡献等是可以作为北大的社会影响的适当代表的。而且教授和学生都是群体，其构成比较参差复杂，而校长则为个人，在总体上是可以代表学校某一时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我觉得从历届北大校长来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进程这一设想，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这一设想的着重点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潮，而不是北大校史的变迁。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举例说，孙家鼐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严复对《天演论》《法意》《群学肄言》等的翻译及其政论著述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适的主张白话文以及倡导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索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
去年（1987）纪念“八一”建军节六十周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论述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纪录片，片名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我觉得这个片名起得很好！因为无论就哪一方面做历史的考察和研究，都是为了从中得到启示、有益于今天和明天的。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北大也是这样。在今后的年代里，北大当然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发扬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的“校格”，才能无愧于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现任北大校长提出要发展基础科学、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它说明我们的视野已经和过去不同，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相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在促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研究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努力中，北大是一定会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的。
1988年1月5日
汤一介编的《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3版)/北大记忆》是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而策划的“北大记忆”丛书之一种。全书收录了从孙家鼐到季羡林等11位北京大学校长/副校长和陈独秀、朱光潜等5位北大著名学者的小传，讲述了这些著名学者/教育家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教育理念等。这些著名学者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本书也可作为了解北京大学的普及读物。
汤一介编的《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3版)/北大记忆》以11位北大老校长与5位著名学者的活动和贡献为线索，考察中国近现代思潮的脉络与轨迹。
借一人看一所大学，借一所大学观一个时代。
他们是知名学者，是北大老校长，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核心人物，敢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百廿年间，北大向上的精神始终一贯，从未弛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