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著的《民国了(精)》讲述辛亥人所见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怎样从武昌一地的举义变成各省参与的革命，辛亥革命不是一场严密规划的暴力行动，有的省随波逐流，有的省恶斗连连，有的省波澜不惊，作者为我们铺展了一幅观察辛亥革命的全景画面。

作者特别关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对革命的参与是千差万别的，但革命在他们生活留下的影响却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显现出来。很多在公众印象中与辛亥时段无关的著名人物，其实辛亥都是他们人生中不可忽略的片段。

杨早著文的《民国了(精)》从武昌举义写到清帝退位，重点着墨于各省的独立过程。辛亥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各省的光复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过程，有的流血暴动，有的平稳过渡，发挥主导作用的，也不尽是革命党人。作者强调回到历史现场，以诸多具体的人物入手，重现辛亥人看到、听到、感受到的辛亥革命，依据的材料多为当时的报刊登载、日记、回忆录等，抛开宏观的意义，以微观的视角挖掘这场近代史上的重要变革，呈现其中被忽视、被遗忘的细节。

引 言 哪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

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 

新 年  春 和  夏 闰 

秋 凉 

冬 寒 

让子弹飞 

入 会  失 事  起 义 

天下未乱蜀先乱 

死 事  保 路  罢 市 

独 立 

袍哥革命 

舵把子们  端方之死  人物 : 端方说相声 

死水微澜

断了皇帝的后路 

潼关以西  西安事变  陕甘大交兵 

绅士与会党 

“辛亥革命的一课”  小曾国藩被杀了头 

绅士靠边站 

湖南的人头 

廿四岁的无名小卒  乱象与密谋 

一日杀二烈士 

娘子关

《国风日报》  议论 : 革命与造谣

燕晋联军  刺 吴  人物 : 吴禄贞与良弼 

汪兆铭与袁世凯 

北 上  事 败  结 拜 

“完成革命” 

拿破仑的字典  喋血滦州  天津的时差 

谁杀了蔡德辰  尾 声 

一锅夹生饭 

攻打制造局  陈其美抢都督 

火并光复会 

要共和，不要革命 

“我辈看起义似甚简单” “插白旗” 

“非共和无善策” 

苏北杀人事件 

清江浦  山阳血案  缉 凶  扬州皇帝 

为秋瑾报仇 

浙江老乡发飙  痛失导师  “今之聂政” 

捉放章介眉  “大做王都督”

休言女子非英物 

秋瑾的弟子  黎元洪躲到我床下 

敢死队长  女子不参政 

陈胜变了荆轲 

从日本绕道去安徽  安庆的外乡人 

两个徐锡麟  行刺成功，造反失败 

外来的和尚 

饿着肚子闹革命 借 兵 “皖人治皖” 

奇士韩衍 

列强围观下的战争 

议取登州  独立如昙花一现 外人插手了 

黄县保卫战 

大清了，民国了 

新的新年  四十四天：交织的时光 

1643—1912  新的国 

后记 《民国了》是一份读书笔记

保路

决定罢市、罢课、罢工，是在闰六月二十九(8月23日)的股东会、同志会联合紧急会议上。这次紧急会议召开的原因是：那日督署转来李稷勋为宜昌分公司总理的电文。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定建筑川汉铁路，宜昌以下由湖北担负，宜昌以上由四川担负。朝廷也下了旨意，允许川汉、粤汉铁路向民间资本开放。川汉铁路全长三千余里，预计需银七千万两。

以四川当时的社会资本状况，要说能仅靠招股集齐三千五百万两的半数资金，难于蜀道。所以四川的集股办法，与湖南一样，分为购股、商股、租股三种，五两一小股，五十两为一整股。前面两种好理解，无非是各县知县召集地方绅粮，连劝带派，而且宣扬民办铁路是“与洋人争路权”，用商业利益与爱国主义两套说辞来吸引股款。“租股”则是按粮册摊认，于每年征粮时将股份摊入田亩征收。各县因此都专设了租股局，按期征收。

这样一来，从地主到佃户，都得为川汉铁路卖力捐资。四川当时人口约五千万，有两千来万人拥有川汉铁路股票，除去少数民族和极贫困人口，可以说，全川稍能温饱者，无不是川汉铁路股东。一旦铁路股份出了问题，跟每一个四川人都切身攸关。

川汉铁路从建筑计划公布之日起就争端频现。四川负担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难修的就是三峡一带，而三峡一带大半属于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个县。建筑计划是先修宜昌至夔门段，很多人认为用四川人的股款，却先造福湖北人，想不过，希望先修成渝段。这个提议催生出了一个组织叫川汉铁路改进会，主事者是一帮留日川籍学生。虽然川汉铁路督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保路同志会的骨干。

川汉铁路争端，说来话长。要言之，铁路修建因为工料、款项、人事、投资等诸般原因，迁延日久，其根子，恐怕还是“官督商办”这个体制下，官与商的矛盾难以解决。盛宣怀主打提出的铁路国有政策，实在也是考虑到铁路越拖越久，材料积压情况严重，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本身已经影响到筑路各省的社会稳定。如191 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折中所言：“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征，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觉难堪……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

正是这个理由，让清廷认为收路有益民生，“必无阻挠之虞”，才草草下了这个决断。

四111人也并不想年年把钱往这个无底洞里扔。不过这路已经修了八年，钱扔得不少，总要对股东有个交代吧?股东会的决议是：要求政府将历年用款和上海倒账(橡皮风潮中钱庄倒闭造成的损失)，一概承认，用六成现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还给股东，尚存的资金七百多万两也由股东会处理。

盛宣怀如何肯认这个账?如果承认这些条款，四国银行的借款连还债都未必够，还谈什么继续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将以前的股票全部换成国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还。

这下把四川股东惹毛了哇，大家说，既夺路权，又不认倒款，更提现金，形同抢劫。最坏的是，盛宣怀仗倒他龟儿是邮传部尚书，不准各地电报局译发关于铁路文电，也就是说，川汉铁路公司总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联系，只能恢复以前的快马急递，这不是束缚人民与团体的通信自由么?谘议局的议员们拍桌大骂。

三天之内，保路同志大会便轰轰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的大厅内宣布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会人数，足足在五千人以上，人流一直排到岳府街两头和三倒拐口子。

“罗纶，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并不甚高。他一登台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洪亮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的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要誓死反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轰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的。”(郭沫若《反正前后》)

这种悲情场面每天都在上演。

……

P53-55

引言 哪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在阐述了“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祷”的景象后，问赵：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的应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历史回顾总是“倒放电影”，赵烈文的预言在今日看来，准确无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夏末或秋初，你去问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无人相信，二百余年的大清基业，会在一百二十日内，土崩瓦解。大家总觉得这个政权岌岌可危，不假，但宣统三年也似乎并不比宣统二年异样，何以就会如露如电，转瞬即空?

赵烈文在讨论清朝统治问题时，曾指出“国朝有天下太巧”。异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敏感点，不管雍正声嘶力竭地印行《大义觉迷录》也好，康乾盛世中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也罢，江宁苏杭织造的间谍手段，旗兵分驻各省会的制度，都挡不住这个问题的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太平天国打的也是这面旗号，被曾国藩用“文化”这件法宝敌住了。然而这场乱事的平定，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失德乖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满汉之间的种族异见。尤其同治之后，许多“祖制”被打破，汉人秉政之势越来越强，曾、左、李、张纵无异志，朝廷却不能不防微杜渐。

从大环境来说，清末种族主义的提出、排满主张的兴起，绝非清初“反清复明”的翻版，二百多年了，当初的杀戮已成传说，反不如“长毛之乱”的血腥记忆来得分明。革命党人重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是为了激励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种投射，一丝共鸣，真实的冲击还是来自当下的危机，是孙中山强调的“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并置的残酷现实，正如共进会在武昌新军中散发的传单所说：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

“替祖宗报仇”云云，不过是引子，关键是“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既然满族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合法性，那么朝廷对中国利权的出让便不仅仅是“失道”的问题，而变成了满族伙同洋人来掠夺汉族的生命财产。通过这种叙事的转换，反抗满族政权从“内争”变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当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即使在革命党人中，反对排满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这位在东京留学时与满人军事精英良弼结为好友的同盟会员，虽然一心革命，却强烈反对排满，他认为满族腐化已久，不足为虑，但满蒙素为盟友，如果联手与汉族相抗，汉族必败，更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吴禄贞认为革命之敌，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凯，革命党将与袁世凯有“十年战争”——这也是一条比较准确的预言。

辛亥革命中，较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无不强调“满汉一视同仁”，就连鼓吹排满最力的章太炎，也赞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此亦可见排满之说，实为排外之借口，中国社会在无力与西方开战的情形下，借内部民族纷争来谋求突围，也是一条捷径。只是民国政府也未见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后话。而满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战争的最明显效应，甚至满人中的佼佼者，如老合、罗常培，长久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照赵烈文的说法，也是清朝二百年统治的果报。

“排满”虽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读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说“他也是汉人，自然赞成光复”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汉人，当然不反对革命”，忍不住叹一声“幼稚”或“奸诈”。

近年大家都认识到，辛亥之成，革命党不过是火药的引信，真正炸断二百年龙脉的火药，是代表绅商阶层的立宪派。立宪派与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员分享着地方的统治资源，某些绅权极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员意志若无绅商的支持，政令根本无法通行。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长沙米荒直至群众失控，事件背后是绅商联手洋商，大量囤积、盗运米粮。而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各省保路运动，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与绅商集团的利益的冲突，至于哪方更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还真难说清楚，因为朝廷若想施惠民众，不可能越过绅商阶层实施；而绅商集团仗以与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谓“民意”——这种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这毕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天子牧民”的旧观念是无法与之颉颃的。

朝廷中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来自绅商的强大势力。清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1905年设立商标注册总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举措，同时政府为了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对西方人的“商战”，鼓励在乡官绅经商，基本形成了“无绅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光绪廿二年(1896)，清廷接受张之洞奏请，派陆润庠与张謇两位状元，分别在苏州、南通设立商务局，并办理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人称“状元办厂”，喧传一时。

有钱有势的绅商阶层必然要争取政治权力，而且这种争取有着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败，庚子再败，中央政府无能力应对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无遗，首都丢给八国联军当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称一个政府的奇耻大辱，《辛丑条约》的巨大赔款压力则让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向富庶的东南倾斜，所谓“非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东南诸省敢于抗旨不遵、联合倡定(《东南互保条约》的根本理由。

南北风气的落差导致了帝国的断裂。时人孙宝瑄比较说，上海与北京，风气之异，几有百年。问题是，经济上帝国完全倚重于东南，政治上却还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庚子之后，绅商阶层借由反思“拳乱”，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击败专制大国”的样板效应，掀起了立宪风潮，也制造了立宪神话，似乎中国之病，全在未曾立宪，只要立宪，则国运立改，国力立强。

然而正如1906年载泽留洋考察归来对西太后进言的那样：立宪利于民，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满洲亲贵固然不愿意权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员也难得对立宪有什么好脸色。立宪运动搞了整整十年，朝廷还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内阁”，无论摄政王载沣此举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难封天下悠悠之口。而谘议局联合会上书要求重组内阁，清廷居然申斥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对“立宪”的理解，双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点，1905年科举废除，时人与后人多视为美事，去千年祸国之根。然而这一举措，却令整个社会权力瞬即固化，已为官绅者永为官绅，社会下层却无由上达，人才向上流动的途径被截断，朝廷虽征用考选留学生，实质仍是以门阀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选制度。旧制已死而新制未立，则大量旧制培养的人才无处可用，不入学堂，即投新军，而学生与新军这两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发挥极大能量，足见当初遽尔操觚，其祸不小。

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当然只是一种叙事。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不免“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正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

辛亥年的举义，逊位，共和，民国，或许就是开一扇窗的过程。

后记 《民国了》是一份读书笔记

《民国了》2012年出版后，我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大概，嗯，刚数了一下，有五万余字，简直快又是小半本书了。360度无死角被追问之后，我对于这本书的感想基本已经说尽。我倒是想把这些采访内容全放在新版的书后，一来无必要（里面重复内容亦不少），二来太自恋。自恋是要一点的，多了就不好。

于是我把这些内容甩锅给本书责编，请她凭己所好，精选出不到三千字的内容，作为《民国了》新版的代后记。我想，也就够了。

在《民国了》的末章，我引了大清后的侍从武官唐在礼回忆录里的一句话：“很多人只知‘共和’，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这个疑惑也是当时走笔至此，我自己的疑惑。于是在《民国了》交稿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抄1912年《申报》，得一百多万字。我不要看史书里的提纲挈领，我想借新闻里的庞杂与即时，体会当时人的信息世界，也藉此观察民元的社会、细节与人物。

所以《民国了》是有续集的，书名大概是《共和是》，只是还没写完（哭脸）。读到这里，还没有对本书失去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一下哈。

感谢为《民国了》付出努力的人，刘雁、高磊、王楷威、于飞。感谢邀请我做访谈的媒体，请我去做活动的书店，还是给我写书评的朋友，恕不一一具名。

感谢出版方后浪出版公司。新版里的绘图者是绿茶，能找好朋友做这种事真是爽，不给钱还能紧倒催。感谢封面设计师。

这次就这样，下本书再见。

问：书名《民国了》，让我想起老舍话剧《茶馆》里的一句台词 ：“人家都给咱改了民国了！”您用这样一个书名，用意是什么？又是因为什么写这本书的？

答：“民国了”是当时社会的常用语，光复了，剪了辫子，用了新历，用鞠躬握手代替请安跪拜，大家都会说一句“民国了”。民国之代清，不是简单的朝代嬗变，而是从法理与观念上肯定了“民”的至高无上。民代君治，是当时主流的共识。

然而，如何打造一个真正的民国？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民国国民？连孙中山、黄兴等人也模模糊糊，更不要说张謇、袁世凯、赵尔巽了。所以“民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可能性，也湮灭了很多的可能性。

我自己对《民国了》的定位，是一份“读书笔记”。我从2010年8月开始读辛亥材料，读了年把时间，比不上专业研究者涉猎广，但基本材料大抵过眼。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新鲜的故事与细节，我就把它们写出来跟读得比我少的那些同好分享一下。当然我自己的眼光、兴趣也融进了叙述之中。所以这是一本很趣味化的笔记。

纯粹的史料不是历史，历史是对史料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叙述都受制于叙事者的学养、经历、立场以及时代。我个人很反对说“历史有什么用”。  历史没有什么用，历史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历史上每一个事件发生的环境不一样，不可能根据历史上的相似事件帮助你解决当下出现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那么喜欢历史而且研究历史？因为人类有回溯过往的本能。还有一点，历史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自己的定位，根据历史可以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这样，有可能会怎么样。

问：这本书要向读者展现一个什么样的“辛亥”？

答：首先是地域化的辛亥。中国这么大，而且1900年之后各省对中央的离心力非常强。因此辛亥绝对不该做一个整体化的理解。大部分的史著都喜欢将辛亥—中国当作一个整体，除了保路四川、首义武昌这些绕不过去的节点外，焦点往往集中于北京、南京（还有上海）的双方高层政治。

其次是个人化的辛亥。在看材料时，我特别有兴趣关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对革命的参与是千差万别的，但革命在他们生活留下的影响就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显现出来……这样的个人命运变化让我着迷。

再次是细节化的辛亥。虽说与辛亥相关的书汗牛充栋，但除了原始材料外，我还没见到一本书提供这么多的生活、事件细节。写作《民国了》的野心之一，就是想尽可能多的记录与讲述这些细节。

问：通过这本书，您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答：《民国了》所写大致是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这四个月中，数个重点省份与地区的故事。当然也包括某些“前史”，如秋瑾、徐锡麟等。其特色是“历史新闻化”，即用新闻特写的方式来书写这段历史，关注从前的主流历史有意无意忽略、遮蔽、摒弃的人物与细节，希望能为易代之际的中国拼图，贡献一种不同的叙述。

具体来说，这本书的主要材料来自历史文件、日记、回忆录甚至小说，这本书的写作重点是叙述方式，我尽量试图还原现场的气氛，以及那些历史关键时刻的可能性，还有就是私人视角中的时代巨变。比如我并不太刻意去写那些“大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反而更关注那些参与历史的小人物，一位士兵，一名学子，或是一些有代表的模式，比如四川一个县是怎么完成独立光复—重建政权这件大事的。

以第—章为例，章名为“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选了恽毓鼎、郑孝胥、吴宓三个年龄、身份相去甚远的人，写他们的辛亥年。选这三个人的原因，一是因为他们都有很完整的日记记录；二是这三个人都远离革命核心，又各有代表性，他们的生活与观感，其实更能反映“革命之外”又关心革命的各阶层的状态；三是三个人的政治立场分别近于保守派、立宪派与革命派，这三种立场基本可以概括当年中国的主要思潮。这一章也并不是只写这三个人与辛亥事变相关的见闻想法，而是力图将之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读者可以看清，革命与日常生活的“相关”与“无关”。

问：《民国了》里面有一章“让子弹飞”，提到刘同一不小心点燃了火药使事情败露，之后武昌匆忙起义。惯常的宏大历史叙事会关注一种必然性，这些看上去不太靠谱的偶然性往往被解释成曲折道路的一部分，这些环节成了“小节”。你怎么看待这些偶然性？

答：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所写的这个时段里肯定有不同可能性，不可能说它再来一遍还是这么发展。我们以前说历史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们作为现代人作为后人不要那么骄傲，不要以为你隔得远就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清楚。

实际上你是在拿到结果后，再推导原因。比如从来都是把黄花岗起义说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但从当时的状态看起来，黄花岗跟武昌起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唤起广大民众的意识，就是单纯的暴力事件。

武昌起义肯定是一个偶然，可以找出很多变量，如果端方不入川会怎么样，如果四川不爆发保路运动怎么样，但清政府始终解决不了跟社会之间重建默契这个根本矛盾。自从太平天国以后形成了内轻外重、汉人当权的局面，满人第—需要向西方学习，第二需要收权。这两个东西谁先谁后，满人在整个国家失去信誉的情况下，这种改革急还是缓？在那个环境里面非常非常脆弱的火花就可以燃起大火，周围全部是干草，这个大事实不会变化，问题是谁来点燃这个火，正好武昌起义。

问：在《民国了》之中，我们注意到很多细节写得很传神，仿佛您本人就在事发现场，那么这些细节的还原究竟是基于史实，还是您个人的合理想象?

答：我基本上可以保证，书中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但我在处理的时候，不是原文照录，我会基于文本，做一个氛围的想象，给它描上一些背景色。因为我写史的目标不是“求真”，而是“求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获得某种现场感，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并不冰冷，它们可以借助我们共同的想象在脑海中复活。

《民国了》里面大量使用回忆录，回忆录其实很多是后来追忆的，其中会出现很多变异，因为自己的利益、记忆的模糊等因素，会把事情叙述的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探究真实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细节问题上。我比较关注的是事情是怎么被传说的，这个事情本身可能重要但那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它在传说中是怎么被叙述的。以前很多人说笔记、回忆录有它的不可信之处，有意思在于他为什么这么说，不在于他说什么，而在于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情说成这个样子，把事情说成这个样子是要满足什么样的心态?